文/曾建荣
一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凉江山田人，1908年出生于攸县东南乡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蔡开先，是个新发迹的暴发户，一二十年时间内就聚敛起千担租的家当，在当地算是首富。由于没文化，蔡开先在与一些豪绅的经济交往中吃了一些哑巴亏。为了保住自家的家财，也为了光宗耀祖，蔡开先发誓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读书人，让他们出人头地，使蔡家成为当地有钱有势的绅士之家。他不惜血本把两个儿子送去读书。两个儿子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老大蔡兰阶在攸县第二高等小学毕业，老二蔡会文更加争气，小学毕业后又考取了长沙长郡中学。如果按照蔡开先的安排，蔡氏兄弟凭着家庭的经济条件和自身的文化水平，在当地社会完全可以走上一条飞黄腾达、高官厚禄或至少也是衣食无忧的人生道路。然而，蔡会文兄弟偏偏成为父亲眼中的逆子，走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旅程。
蔡会文的青少年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地主的儿子蔡会文萌发了强烈的民主进步思想。在盘田小学读书时，15岁的蔡会文在以“我的家乡”为题的作文中写道：“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像神仙。同生一块地，贫富两重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一次，蔡会文的堂舅张家询做寿，指名要蔡会文为其题寿联。张家询是个欺压穷苦乡亲、鱼肉乡里的劣绅，会文早就想找个机会教训他。第二天，张家询起了个大早，兴致勃勃地来看贴在大门旁的寿联，结果被气得目瞪口呆。对联上竟写着：家家为你，吃了肿肚烂肠；询询斥汝，听着改喜为丧。
1925年下半年，蔡会文考取了长沙长郡中学。此时的长沙，是湖南革命的中心。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早就有着强烈民主意识的蔡会文，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1926年底，蔡会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
1926年寒假，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蔡会文回到家乡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展开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一进家门，就把父母叫到一起，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破产！把粮食、田土、山林分给农民！”一席话把父亲气得嚎啕大哭，想不到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业竟要败在自己亲生儿子手中！”几天后，在山田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蔡会文首先安排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诉苦，然后自己走上主席台，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谋求自身的翻身解放。会后，蔡会文将参加大会的贫苦农民带到自己家中，开仓分谷。每个贫苦农民都分得一担粮食和一块银元。蔡会文革命从自己家里开始，在当地成为佳话，山田乡的工农革命运动从此轰轰烈烈。
马日事变后，省会长沙血风腥雨，被反动派通缉追捕的蔡会文，从长沙潜回家乡，准备筹措盘缠前往武汉寻找组织。当他背着行李要出门时，一向疼爱儿子的母亲竟跪在大门口，边哭边数落：“崽呀！你当真吃了迷魂汤吗？你看看外面死了多少人呀？你不为自己想想，难道也不为我们这两个老骨头想想？”蔡会文轻轻地扶起母亲，回答道：“娘！请恕儿不孝，我这一生只信奉共产主义，其他事无法顾上了！”他擦干母亲的泪水，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离开家乡后，蔡会文在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党组织安排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当年秋，蔡会文随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并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几年革命斗争的考验，使蔡会文迅速成长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红军干部。1930年7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由于蔡会文的杰出才能，他和罗荣桓一起，由毛泽东亲自提议，由支队政委破格提拔为军政委，担任红三军政委。此时的蔡会文，年仅22岁。他和军长黄公略一道，领导部队积极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与兄弟部队一道，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毛泽东在一首词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这不仅是对黄公略的赞许，也是对蔡会文和红三军全体将士的高度评价！
1932年10月为了巩固中央苏区的西翼，加强湘赣苏区军事领导力量，中央军委派蔡会文和萧克来到湘赣苏区工作。蔡会文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主持湘赣苏区的军事工作，萧克任红八军军长。当时，敌人已经完成了对湘赣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部署，兵力达12万人，而湘赣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总计1万多人，敌强我弱，形势异常严峻。为了粉碎敌人阴谋，蔡会文果断决定避敌锋芒，率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遂、万、泰山区，对部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此举使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斗力空前提高。此后，蔡会文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在一系列的战斗中连连告捷。遂川雩田圩，击溃敌十八师之一旅；莲花浯塘战斗，击溃敌六十三师的一个团。尤其是1933年5月的茶陵九渡冲和莲花棠战斗，击败敌六十三师的四个团，消灭其大部，俘虏2000多人，击毙敌副旅长，又连续击溃增援之敌十九、六十二师，缴获了三个师的大部分武器辎重和一部无线电台，获得了湘赣苏区空前未有的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二
正当蔡会文准备大展宏图时，自己队伍内部的打击和迫害却接踵而来。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已占据统治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缔造者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领导职务。在湘赣苏区，这种“左”倾错误路线被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所利用，从而使斗争更加复杂化。蔡会文刚来湘赣时，怀有个人野心的省委副书记刘士杰，便拉拢蔡会文，企图搞垮省委书记王首道，自己取而代之，蔡会文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坚决抵制了“左”倾路线错误的军事指挥。自此，蔡会文便成为他们谋取权利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湘赣省委被中央苏区局错误改组后，蔡会文也被免去省军区政委职务。九渡冲大捷后，敌人制造了莲花浯塘血案，血腥屠杀浯塘当地群众106人。这给刘士杰、陈洪时一伙制造了口实，说“蔡会文放弃胜仗不打打败仗”，“浯塘血案”是蔡会文“右倾机会主义地动摇”造成的后果，强迫蔡会文写检查，作检讨。以后，刘士杰多次向中央局汇报，诬告蔡会文“不会打仗”，要求派个懂军事的同志来湘赣工作。1933年10月，蔡会文被迫辞去红八军（红十七师）政委职务，回省军区专门从事地方武装的领导工作。蔡会文离开主力红军后，省军区开始了对他的批判。1933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有人更提出不要打“死老虎”（指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要打“活老虎”（指蔡会文同志），又对蔡会文进行了残酷斗争。刘士杰一伙更是欲置蔡会文于死地而后快。这年秋，刘士杰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程赶到数百里外的攸县凉江，将蔡会文的老母亲捉到永新关押数月。为了不连累儿子，老人趁人不备，跳入滚滚东去的禾水河。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在蔡会文心目中，母亲是位对子女关怀备至的慈母。她虽然是富有家庭的主妇，但很善良，周围的穷人常得到她的接济，两个儿子走上革命道路，她虽然不情愿，但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宽容。今天为了不连累自己，竟毅然走上了不归路！蔡会文强忍住内心悲痛，揩干眼泪继续工作。
1934年1月，蔡会文在湘赣苏区的最后一项职务：湘赣军区总指挥也被撤销，被派往中央红军大学学习。但是蔡会文对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打击，始终以共产党员的宽阔胸襟，坦然面对。在自己身处逆境，对自己的批判不断升级时，蔡会文还跟萧克、王震一道，向省委书记任弼时担保，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不是反革命，极力为其辩护，使张启龙在刘士杰这个投机分子手里免除了杀身之祸。当战斗累次失利，省委不反省自身指导思想的失误，反而要追究具体指挥战斗的指挥员责任时，蔡会文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这是由于“在部队中没有广泛的开展反对以我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所以又重复出现这样的错误”，从而为革命保护了一批优秀领导骨干。另一方面，蔡会文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委曲求全，他不顾个人恩怨，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并竭尽全力减少因“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晚上，他背着妻子关上门违心地写“检查”，白天他又精神抖擞地指挥作战，冲锋陷阵。这一秘密有一天终于被他妻子发现，她抚摸着蔡会文因作战负伤被包扎的前额，气愤地说：“世界上哪有这样跟敌人拼命的‘右’倾！”并要冲出去跟那些人讲理。蔡会文拦在门口，将妻子揽在怀中，充满信心地说：“历史会证明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只要革命能胜利，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也心甘情愿！”
1934年2月，蔡会文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湘赣苏区。他怀着依恋，怀着忧虑，告别了湘赣边这块英雄的土地，告别了不久即将分娩的妻子（谁知竟是永别）。临行时，蔡会文向省委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是勉励战友和同志们为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举行战略转移。蔡会文受任于危难之际，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三
1935年2月，所有留在苏区的革命武装被敌人10多万兵力全部围困在于都和赣县之间狭小的仁凤山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分局决定机关和部队分路突围，蔡会文率领赣南省委机关和部队，奉命向油山方向挺进。一路上，蔡会文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手持一挺机关枪，身先士卒，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由于敌人的重重阻截，出发时18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80多人，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身负重任的蔡会文始终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影响和鼓励全体指战员。队伍到了桃江，几批被打散的战士陆续归队，队伍又达到了300多人。端详着一张张布满硝烟却刚毅的脸孔，蔡会文异常激动，诗兴勃发：“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晓星还挂在东方的天幕上，树林草丛中一片宁静，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还都在睡梦中，省委书记陈丕显一觉醒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突围以来与他形影不离的蔡会文的铺位，竟没有摸到人。他一惊，嚯地爬起察看，只见蔡会文正伫立在哨位上站岗。想起突围以来蔡会文一路对他的关怀和照顾，陈丕显激动地说：“司令员，你也该休息一阵子啊。”“阿丕，你就醒了。”蔡会文笑着递给陈丕显一张纸。“这是我刚刚在膝盖上写的一首诗，题目是《突围行军记事》；料峭春寒浓，强敌跟踪，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惊敌胆，莫辩西东，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如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几十年以来，陈丕显一直珍藏着蔡会文这些充满革命豪情的瑰丽诗篇。
中央苏区突围部队在油山会师后，由项英、陈毅、蔡会文、杨尚奎、陈丕显等人组成了赣粤边游击总指挥部，领导粤赣边区的武装斗争。不久召开的长岭干部会议上，确定蔡会文率所部300多人到湖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建立游击区。在桂东的赤水仙，中共湘粤赣特委和游击支队成立。蔡会文任游击队支队长兼政委，会议决定以赤水仙为支队总指挥部，桂东县的东边山和西边山为活动中心，在湘粤赣三省边界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
湘粤赣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湘粤赣三省敌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三个正规师，纠集游击根据地周边十几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总兵力达三四万人，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对仅数百人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还在纵横几百里的游击区内，实行歹毒的“三光”政策，到处纵火烧山，洗劫村寨，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敌人的这一诡计暂时也收到“成效”，红军游击队的给养极度困难，战士们长期露宿，几天见不到一粒米，全靠野果野菜充饥。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投敌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连一批高级干部如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军区参谋长龚楚、红独立四团团长李宗保等也相继叛变投敌。尤其可恨的是龚楚、李宗保这伙叛徒，他们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带领敌人不时突袭游击队，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面临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蔡会文镇定自如，他一方面将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走下山深入群众，秘密发展党组织，取得群众对游击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组织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气节和革命信念教育，他经常深入到各个小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以自己成长过程为例，说：“我是地主出身，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什么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身。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而只是处于低潮，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
1936年初春，在与粤敌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打散，蔡会文身边只剩下8名战士。望着又累又饿、极度疲劳的战士，蔡会文安排中队干部陈钧亮下山买粮，谁知陈钧亮一下山就被捕叛变，并带着敌人包围了部队驻地，听到枪声，蔡会文一跃而起，指挥战士们突围。激战中，蔡会文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寻来一张竹椅，要把蔡会文抬回去请功。蔡会文一苏醒，就挣扎着要从竹椅中跳出来，并破口大骂叛徒和敌人，叛徒陈钧亮恼羞成怒，竟抽出一把马刀，残忍地砍向蔡会文的脖子，顿时，鲜血和草汁从蔡会文的咽喉里汹涌喷出。
蔡会文用他28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信念之歌。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