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晓会
很早就与陈利明先生认识,后因负责湘东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某种组织、筹划和株洲地方高校学报有关地域性栏目的建设工作,一次次获陈先生赠书,有幸与之成了朋友,陆陆续续拜读了他的《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和《胡耀邦传》《陈独秀传》等多部领袖人物的文学性传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以及香港的出版机构出版或再版),深为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不畏风险、秉笔直书的勇气与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勤奋所感动。先生50多年的著作生涯,确实让人感慨,让人敬仰,让人思绪联翩……
陈利明先生首先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求真求实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格。“不隐恶,不溢美”,是非分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不畏权势甚至不惜生命写信史等等,是自春秋以来中国史家之传统。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说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那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要真正毫不打折扣地遵循这一传统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报社记者、编辑,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并曾长期在市委党史办和市文联肩负领导责任。有过这些职业经历的陈先生,不是不清楚这里面的某些潜规则。可他却不顾禁忌一次次迈出了常人难以迈出的步子,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他所遇到的更多的和最棘手的倒还不是人物和史实叙述中的“秉笔直书”问题,而是选题时的可不可选或能不能选的问题。撰写领袖人物传记方面有诸多不便,即使写了,出版有时也会遇到麻烦。但是,陈先生似乎有一种强烈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选择了一部又一部让领导、同行乃至朋友顿生疑义或感到担心的题材。这正如著名书法家张济生为他书写的题词所誉的:“勇为时代弄潮儿,敢当华夏太史公”。
早在陈先生于党史办工作期间准备写《陈明仁将军传》和《程潜传》时,就引来过责难:“你是中共党史办的领导,怎么写国民党的将领?”①自然,这种非议太缺乏常识而不屑置辩;可1988年当他开始采访和撰写《胡耀邦传》,面对朋友关于“胡耀邦是有争议的人物,你写他会有很大风险”的告诫,也许就值得深思熟虑了。可他却坦然地说:“司马迁不顾宫刑写出《史记》,作为共产党人,更要甘冒风险,敢于实事求是……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七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定有公论。”当然,这仅仅是作者的良好愿望,事实上这部传记不仅出版经历了许多的曲折,甚至出版后还曾导致了有关部门的某种误解,不免使作者也产生了一点“心烦意乱”。②还好,随着中央对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高度评价及政策的明朗化,曲折成为过去,误解已被排除,笼罩在作家心中的阴霾也很快消散。《胡耀邦传》今年已经中央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即将在大陆权威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也是对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成就的充分肯定。
其次,陈先生让人真心佩服的,还有他的勤奋、甘于寂寞与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勤奋和广闻博识应该都是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明代曹端《书户》所言:“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清代学者钱泳曾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勉,年过八秩仍著述不辍。而陈先生也效法司马迁,行万里路,写万言书,年到70仍不辞辛劳,笔耕不断,采访不止,迄今已经付梓的文字达500多万。
大家知道,司马迁无论是写他那个时代还是过去时代的历史,都曾走出书斋,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实地调查和搜集资料。他20岁从长安出发,南下江陵,并由长江转汨罗江凭吊屈原,溯湘江而上至九嶷追寻舜帝的墓葬和英绩,再转登庐山,了解大禹治九江的传说;以后又访淮阴考证韩信的事迹,到山东观“孔子遗风”,向西奔赴秦汉历代风云人物的故里和楚汉战场采访或实地考察。如此等等,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和传闻,占有了大量生动翔实的口碑资料,从而写出了诸如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才大略,刘邦喜好酒色的绯闻轶事,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情节。
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便易,现代人采访的条件比古人自然优越多了。但是,陈先生的采访和调查却仍像古人那样勤奋,这就很罕见了。可能陈先生自己也记不清了:为写作那些人物传记而当面接受过他采访的传主及其上级、同事、战友、部下、亲属等等,是成百还是上千?这里面又有多少省部级和将军级的高官及风云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人?读者只要稍微翻翻陈先生的几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仅穿插在书中接受过他采访并合影的就可以列一长串名单:如原总书记胡耀邦,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杨得志、耿飚,开国上将宋时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王首道,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曾志,中共七大代表左英,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册,北京卫戍司令员傅崇碧,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照华,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玉堤中将,原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中将,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王宋大……采访了这样多的当事人、知情人或历史亲历者,所记录的有关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无疑是令人赞叹的。
一名好的传记文学作家,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同时还应该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在阅读陈先生的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他因长期记者生涯练就出来的采访方面的职业天赋、技巧、习惯和经验,如他总结的什么“腿勤、口勤、眼勤、笔勤”的“四勤”和“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热脸挨冷脸、不怕吃闭门羹”的“四不怕”,③可能是当代多数文学家和史学家难为的,即使新闻记者也不一定就能做得到。尤其是作为一个以前也不是很有名气的“外省”甚至是非省会的地方作家或记者去北京采访,也许那些高官名人大多都很和蔼可亲,容易接近,但谁能保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这方面遭了多少白眼,吃了多少闭门羹,可能多得陈先生自己也记不清了。在陈先生创作50周年座谈会上,《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钱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全国“十佳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董保存、湖南著名作家王跃文等先生发言时,都对此感慨万千,自叹不如。领袖人物传记艺术加工和想象的空间太少,王跃文说自己若想写这样的传记根本就办不到。而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史学研究者,则更感惭愧。因为,不说采访获取口碑资料,也不谈去档案馆查原始档案,现在由于有了互联网,找书找资料就上超星数字图书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及其它电子数据库,如果不翻民国时期的报纸和书刊,连图书馆也进得很少了。并曾自以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读书人可以真正做到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从而还常为此感到沾沾自喜。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是为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
笔者研究近现代中苏或中俄关系,近年主要研究俄苏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涉及到不少领袖人物。如曾撰写和发表过《论瞿秋白的俄苏情结》《苏联背景与李立三的政治生涯》《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等研究论文,并还曾想把这种研究介入到株洲地方史中来。所以虽然写作或研究的性质和模式有些不同,但许多时候还是很需要实地调查和很需要进档案馆的。如自己实际上很早就确定了一个选题,即研究苏联专家顾问对50年代株洲工业建设和发展的作用,这不仅网上就是地方图书馆也是很难找到有关资料的,必须进档案馆和到地方有关单位实地调查。可是,档案馆和调查点近在咫尺,自己想了多少年了,迄今竟然还没下决心迈出第一步,与陈先生70多岁的高龄了还在勤奋写作、四处奔波相比,不禁汗颜。
其三,陈先生的领袖人物传记在处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关系上也恰到好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样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陈先生认为:“写传记文学要达到人物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不能随心所欲,随意编造,必须以史实材料作基础,正确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它要求作者花大气力、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而后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精心构思、选材、描写、叙述,特别是注重人物性格和细节的刻画。”④这是传记文学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关系很经典的表述。在写作实践中,陈先生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的勤奋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而在采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每一部书、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取舍,怎样进行艺术构思和细节刻画,陈先生都是非常讲究和审慎的,他的《胡耀邦传》更是媒体所称的“十年磨一剑”。
在翻阅陈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他在叙事和人物细节刻画上的技巧和功力。如写陈明仁性格倔强,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 “敢于犯上”时,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如何在昆明军事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和所有“着装整齐,军衣笔挺,皮鞋锃亮,肩章生辉”的将领,而独自嘲讽般地穿着士兵破棉衣,令蒋大为不满;后又如何因类似的事两人怒目相视,针锋相对;蒋如何以“诬蔑领袖”罪两次叫来宪兵,当场要押下陈明仁予以惩治,可他却始终不肯低头服软的情景……⑤真是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不像有的传记作品,别人批评他记载的人物和历史失实,他说自己的著作是“文学传记”;而当别人批评它可读性差,他又说是“历史传记”或“纪实性作品”。跟人捉迷藏,让人啼笑皆非。
陈先生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老人”,生活上俭朴,听其自然,知足常乐;但笔耕却不停息,无止境,声称要“活到100岁,写到90岁”。很早以前,他就定下了写10个伟人或名人传记的奋斗目标,现在已完成8部。对此,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敬意,心里默默祝愿陈先生健康长寿,并期待着他的新著早日问世。
注释:
①②③④陈利明著《名人忧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18-324、322、310页。
⑤陈利明著《陈明仁将军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11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