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同乡先贤刘佛年、巫雪鳌两位老先生的通信则源于醴陵三刘（刘泽湘、刘谦、刘鹏年）和佛年老与南社的关系。刘泽湘、刘谦、刘鹏年均是南社时期的风云人物，诗画俱佳且同出一门。刘泽湘早年留学日本，与革命巨擘孙中山、黄兴等过从甚密，后来回湘创立了同盟会湘支部，亦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刘谦晚年编辑了《醴陵县志》，出版过《无诤诗稿》。刘鹏年则主持南社湘集社事长达八年。佛年老在17岁时即参加过南社雅集的活动，是南社中当时尚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社员。醴陵刘氏兄弟、叔侄、父子同隶南社，和南社创始人柳亚子、柳无忌父子同为社员如出一辙，也算是近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佛年老是刘谦的哲嗣，1914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随后留学英国、法国、德国，回国后任教于西北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诸院校。1961年受命主编统编教材《教育学》，他和编写组的一批学者历经三年的辛勤劳动，完成全书讨论稿后在实践中试用。1979年为应急需，稍作修订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印行甚广，影响甚大。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有当代中国教育学开山之祖和泰斗般的地位。 他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任上退下来后，即抽出时间从事其父伯兄文集的搜集整理工作。由于年轻和“文革”时结下的渊源，佛年老把年过七旬的巫雪老从醴陵接到上海。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晨夕相勉，查实资料，摘录文稿，撰写回忆，倾注了对乡邦文献的无限关爱和痴迷。
记得佛年老给我的第一封信写得很长，也许是与早年长期留学生活的影响有关，他的字迹轻巧颇有洋文落笔的意味；信封是旧的翻过来重新使用，可见他平日生活的节俭。大概是一位深感来日无多的长者太想把他所闻见的史料掌故告之于晚辈知音的缘故吧！他的每封信都很长且常有几处需要补充和注释的文字。后来我才知道哪时他正受到老年性智能衰弱的折磨，而且愈来愈严重，但在他年迈多病的身躯里依然跳荡着一颗文化和学术的心，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他给我的每一个字的艰难和份量。
毕竟佛年老病魔缠身且还有其他的事务要忙，此后与我通信的大多是巫雪老。他们把在上海搜集的有关三刘的资料蒐集成册，并特意誊抄一份与我。根据这一资料，我撰写了《醴陵三刘与南社》一文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国际南社学刊》和《湖南统一战线》杂志上。对此，佛年老十分高兴，信中的奖掖之辞也大方得让人肉跳心惊。
俟三刘的资料搜齐后，巫雪老回到了醴陵。由于年事已高而又长时间的劳作奔波，回家不久即病倒了。获知消息后，我翻出了那个月留下来的全部工资，采买了一大堆适合病人使用的什物，专程前往醴陵看望了他一次。当时他病得很重，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也很困难。回家后我即将他的情况告之于上海的佛年老。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巫雪老再也没能走出医院，而是独自撑着一叶生命的孤舟永远泊靠于另一世界的港湾。
说句实在话，巫雪老并不是我来往书信中有很高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的人。他早年参加地下党，后来长期在一个文化氛围凋落的城市从事行政工作，却喜好读书，吞下了一肚子的古文。他最值得景仰的是人品。佛年老后来告诉我，“文革”期间，他和著名史学家黎澍（醴陵人）都受到冲击，调查组找到曾和他们共过事的巫雪老，要他整出有用的材料，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巫雪老为此吃尽了苦头，但调查组最后却是一无所获。这在当年人人难以自保、个个都要过关，不得不逆师悖友、落井下石的险恶政治环境里，巫雪老要承受的巨大压力是当今于普遍失信、物欲横流的环境里疯长成人的无知者们不可想象的。良知泯灭，哪还有人性的光辉？真诚和人品在利益的驱驰下变得一文不值。良知本身不是学术，但没了良知的呵护，学术就成了肤浅的政治诠释，在无尽的倾扎和相互蔑视中腐烂成一堆垃圾。因此我们要感谢巫雪老这位精瘦得很平常的老头，他没有成名成家，但他用一个平常人的伟大，避免了给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刘佛年和史学家的黎澍带去新的更大的伤害和灾难。
到了1993年初，佛年老先生打发他的学生来看我，顺便嘱我为他的学生在湖南介绍一份工作，虽然这一嘱托于我一介书生不免过重过难，但还是硬着头皮勉强完成任务，可算是不辱先生的信赖和器重了。出一部醴陵三刘的文集一直是他和巫雪老晚年的迫切心愿，当初是准备在沪上公开出版的，但至今仍未确实该书付梓的消息。2001年佛年老先生走完了一位学术巨人漫长而又成就卓著的一生，而他那封嘱我为他的学生找工作的短笺也就成了先生于我的绝笔，而在当年学术文集出书难的大情势下，三刘的文集终于在佛年老逝世之前得以付梓，实乃一件幸事。
回首当年情景，佛年老和巫雪老是要我来承担三刘文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只是我碍于能力和精力而迟迟未与允应，他们也就没再强求。但由此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心病，每当一接触到他们的书信和寄赠的资料，总免不了生出几分愧疚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