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学生朱澜湘
文/陈昌俊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平江一中始办高中,当时教员紧缺,急需合格教师。全县的名牌教师几乎都被调往平江一中高中部任教。朱澜湘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平江一中,成为我高中的第一任语文教师。
朱澜湘先生又名朱昆。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毛主席曾是他的国文老师。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朱老师国学功底深厚,通经史,工诗词。我们都说他有“一肚子老书”,是个饱学之士。他可能自己认为在平江当个教员有点“屈才”,于是,在解放初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去北京工作。毛主席的回信是用毛笔写的,龙飞凤舞。内容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朱昆学兄:惠书收读。你要求来京工作一事,我看是否以就近为原则为妥。毛泽东”。这封信没有满足朱老师的要求,当然使他有点失望,但却是微言大义。他十分珍惜,用镜框装好,挂在卧室墙上,引为骄傲。
朱老师性格豪爽,敢想敢说,直言不讳。象他这类性格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很多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专政对象,可朱老师却平安无事。人们猜测,毛主席给他的那封信帮了他很大的忙。因为这层“滑”过去了,免了他十几年的缧绁之苦,实在万幸。
我之所以与朱老师关系亲密,一是因为我喜欢语文,会写作文,于是“敬其道而亲其师”;二是因为他与我叔父家是一个村,彼此之间的话题也就比别人多。我知道他收藏有毛主席为他批改的两本作文。可能是因为太珍贵之故,他从不轻易示人。我几次想要他给我看,因恐遭拒绝,不敢启齿。现在想来,还后悔不已。
与朱老师闲聊时,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有关毛主席的秘闻轶事。有一次,在谈到毛主席才思敏捷,聪明睿智时,朱老师举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例子。他说有个学生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重男轻女,而不是重女轻男呢?”这个学生本来想难倒教师,不料毛主席却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这因为是周公制礼,而不是周婆制礼。要是周婆制礼,就要重女轻男啦!”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毛主席却以幽默风趣的方式作出了绝妙的回答。周代的礼乐制度传说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所制订的。周公自然会要维护男性。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湖南一师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馆”登报征集毛主席的文物。当时,我在湖南师大读书,我写信告诉该馆,我的老师收藏有毛主席亲笔批改的作文两本。一师纪念馆马上回信请我去落实此事,并附寄两个印有一师风景的书签。我本着对毛主席的崇敬,自费往平江县西江乡朱老师家(朱老师当时退休赋闲在家)。说明来意后,得到的答案却使我大失所望。原来,那两本作文,在大“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为恐惹祸,连同其他古书一起付之一炬了!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外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 这是一个损失。在送我出门时,朱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忧患皆因识字多啊!”这一声沉重地叹息,折射出他老人家对当时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文艺作品被横遭指责的境况的痛恨与无奈。要是朱老师能活到现在,能亲见今天的太平盛世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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