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刘仁元 文/彭志文
我有一段采煤生活，没齿难忘。
我的家在攸县黄丰桥公社乌井码头上。乌井冲这个名字，与煤有关。乌井冲煤炭有三大特点：一是灰分少，块煤入炉，燃尽后不留煤渣；二是矸粉少；三是发热卡高 我是湖南攸县皇图岭镇龙和村石水坡组人。1925年出生在一贫困人家，７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再嫁，我随母亲去了继父家里，自小在继父家做些挑水、扫地、捡柴、扯猪草类轻微劳动。继父家也很贫困，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继父又讨厌我，所以我自小没有进过学校。我13岁时（1938年）就独自外出谋生，实际就是去讨米要饭。两年后，流落到浏阳县的一个集镇上，一陈姓牛贩接纳了我，收我为义子，并给我改名 “陈来增”。此后，我就在他们家放牛为生。
1946年秋，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一周年了，我虽已离家7年，却始终思乡心切。此时，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跑了，但共产党与国民党还在打仗，陈氏父子担心时局不稳，怕我在路上碰上兵痞和土匪，始终不允许我回去。无奈之下，我只能不辞而别。这年秋末，我携带一块光洋和六窜毫子于天刚蒙蒙亮时偷偷上路了。刚走了七八里路，便碰到了解放军南下支队，带队的首长得知我的身世后，便动员我加入解放军，一起打天下，解放全中国。我当即点头同意，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恢复了本名：刘仁元。
那段时间，部队共招收了30多个新兵，我们被编为新兵排，每人发了一支三八大盖，由几个军官和老兵带着，天天在一个偏僻的山坡里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射击与投弹。每天都在地上摸爬打滚，虽然很累，但我不在乎。那年冬我们部队去萍乡打了一仗，对方是一个保安团，据说是杨森的部队。这是我们第一仗，因为没有实战经验，基本上都是老兵冲在前面，我们新兵呆在一处树林里，待战斗接近尾声才跟上去，实际就是去体验打仗。也就是从这时起，我被编入359旅157团l营1连1排3班。
第二年，部队南下井冈山，驻扎一段时间后，又从江西南去福建，之后从福建到达上海。一路上驻扎过的地方，少则二三天，多则半个月，许多地名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我们一路行军，有侦察兵提前侦察路线，有电台与上级经常保持联系。队伍小，只有几百人，一路上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的军队。每到一地，主要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写了许多标语。我没文化，既不能宣讲，又不能写标语，每天只能提浆糊贴标语。每到一地都要贴一个布告，布告词有几十句，那时我都能背，如今只记得 “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建立联合政府，制止一党专政” 几句。部队一路又招了许多新兵，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到达上海的那天，天快黑了，部队即在河边宿营。第二天上午顺利地渡河。但刚渡河不及一个时辰，就遭遇了国民党部队的阻击，我部迅疾与之展开激战。好在敌人人数不多，至天黑时，就被我们打散了。此战过后，队伍便开始急行军。一直往西，大约一个月后，到达湖北枣阳，部队停在一处山沟里休整。但刚修整几天，即遭遇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战斗非常激烈，我们部队的一个女兵排都上阵了。我这个排处在前沿，战斗到最后，全排只剩下我一个人，子弹也打光了。我藏在一堆死尸里，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才从死尸堆里爬出来。
枣阳的战斗结束不久，部队再次开始急行军，仍然往西前进。一路上全是大山，因要防备敌人的袭击，我们走的都是小道，又经常翻山越岭，尽量避开人群稠密的城市。一路上打过几次小仗，都取得了胜利。1947年8月，部队到达西安附近，经过短暂的修整，于1948年元月向陕西南部开拔，在安康打了一仗，接着去汉中，在那里打了几仗，但都不是大仗。1948年冬我们从汉中返回西安，在西安附近与国民党一支骑兵部队展开大战，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虽取得胜利，但让敌人逃脱了一个骑兵营。这一仗缴获了几百匹战马和许多武器。我脚上中了一弹，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取出弹头休息一段时间便痊愈了。这时我已被任命为排长。
1949年5月间，部队被调往重庆一带，在那里追击潜逃的国名党残军。有些战斗比较激烈，但更多的是国军队伍刚一交战便投降了。营连一级投诚的很多，有一支投诚队伍竟达2000多人。1949年冬至1950年春，我们基本上都在管理战俘，看管缴获的军用物资，同时接管了许多军事驻地。
1950年下半年，我部奉命去川北参加剿匪，驻扎在宣汉县。当时那地方的国民党部队虽已全部被消灭，但残留了不少土匪，不时地干扰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其中有个大土匪，名叫陈金魁，这人原先也当过乡保长，国民党部队被赶跑后，他带着上百人和枪进山继续与人民为敌。他那地方山高入云、易守难攻，而且很多地方布置有暗探。为了剿灭他，部队出动过很多次，但十有八九扑了空，很多战友中了暗枪而牺牲。直到1951年下半年，我们抓获了一个土匪小头目，通过他的口供，方才摸到陈金魁的一些行踪，最后在一处十分隐蔽的山崖下找到了陈的据点。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在一个柳林边击毙了这个大土匪。自从消灭了陈金魁这个大土匪后，先后有百余土匪从大山里走出来向地方政府投案自首，至1951年冬我们就完成了川北剿匪任务。
1952年经组织批准，我退役回到家乡。此时我已离开家乡达14年之久，我的母亲也再次改嫁到醴陵大障乡门冲，我就在母亲处住了几年。1955年，石水坡生产队一名叫贺岁姑的中年女人死了丈夫，经人撮合，我即招赘入门。以后生下一男一女，以后60多年，我一直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的长处就是身体好，一贯吃得，睡得，走得，做得。在生产队大集体时我一直是个全劳力，每年都是出满勤的。在这方面我们那批老军人很多都就比不得我，特别是参加抗美援朝那些老战士，他们大多身体不好，回家后长期患病，有许多四五十岁就死了。我这几十年来只有些病痛，吃点药就好了。
1980年国家对我们这些老兵实行双定补助，起初每月只十几元，自2007年以后每年都有所增加，现在每月有700多元。我种些菜，只买点米吃，日子还算过得下。我妻已病逝多年，儿子、儿媳都在外面打工，一个孙女也在2014年考上了大学。如今只我一个人在家，虽然孤单，但并不妨事，我都90岁了，还能图啥热闹?即使死了，我这一生也没有啥遗憾的！
附记：此是2014年冬采访老战士刘仁元的口述记录。老人家今已91岁，仍健康地活在人世。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