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美连
我的故乡在攸县黄丰桥公社严塘大队，是个偏僻的小山沟。那里不但风景优美，而且土地肥沃。在这块沃土上有取之不尽的农业肥料，有说不完的人间故事。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种庄稼只能靠农民自己积肥料。生产队里的人们在队长的领导下，利用农闲的时间全力以赴大量积肥。我们队里积肥的种类大约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采青。到了春天插田之前，队里的男女劳动力与放假的学生都要到山坡上采青，人们纷纷把那些山上长出来的嫩绿的树叶和青草割下来，一担一担地挑下山，由记工员负责过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人们在采青的时候，不能采带有刺的植物或过硬的柴梗做青，因为把硬的柴梗与刺放到田里，对人有伤害。如果违规了，就会受到“文革组”同志的严重惩罚。
1970年4月的一天，一位女知青上午刚落户到我家院子里对面的房间，没想到下午就要她到山上采青。太阳下山时候，女知青把青挑到过称的地方。就在此时， “文革小组”的同志过来了，只见他们袖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白色的大字。一位高个儿的东看看，西瞧瞧，发现簸箕里的肥料有刺，于是大发雷霆骂道：“狗崽子，谁让你嫩的、老的和带刺的统统割下来做肥料呀，你安得什么心？不就是想害人吗！”他一边说一边把她押到队里的会议室去审讯。过了不久，又把她押回到住的地方，找来一块旧碗片，竖着摆放在她家门前的地上，让她跪到碗片上。霎时，她的膝盖流着血，从裤上冒出来。整整跪了几个小时后，晚上文革组的一位年轻人又把她抓到队里开批斗会。一边批一边呼喊着：“打到地主，打到反动派！”那时候，我只有１０岁左右，看到这一幕，觉得好奇怪，也很困惑。
几年后，上级通知所有的知青回城了。此时，大队书记与队长带领队里的人们敲锣打鼓地送知青们回城。大娘们都紧握着这位挨批斗的女知青的手亲切地说：“孩子现在可以过好日子啦，真是糠萝里跳到米箩啦！”女知青开心地说：“是的，还是党的政策好呀！”此时，知青坐车回城了，我的心也就也踏实了。
其二是搞三光。搞“三光”即田岸光、路边光、渠沟光。到了秋收后，人们听到哨声就都背着锄头，挑着簸箕去积肥，把地上、岸上的嫩的毛草一铲一铲地铲下来，再选一块空地，然后把一担一担地泥草垒起来，垒成长方形。于是，队长立马提一桶石灰浆，用 树皮做的排笔在铲光的田岸上和肥堆上写上“深挖洞，广积粮”８个雪白的大字。此时的人们也自言自语地说：“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其三是烧土灰。到了深秋，三光搞完了，队里的人们还是不能闲下来，要继续积肥。这时候队长把男女劳动力分成若干个组，并确定好组长，然后到稻田附近的山谷里烧土灰。有的铲山漫，有的砍柴，有的拾干柴，有的垒土堆。大家先把砍下的柴垒成长大约7尺、宽约6尺、高一米多的样子，再把铲下来的山漫用簸箕装着倒在这长方形的柴堆上，而且每处都要盖到，还要要盖厚一点。据说这样烧出来的土灰才质量好一些。铺完了山漫后，组长就把拾来的干柴放在生火的地方点火。不一会儿，浓浓的烟从柴堆里不停地冒出来，整个地方熏得组长睁不开眼睛，更抬不起头，眼角边被烟熏得眼泪汪汪。大家看着组长无奈的样子，有的忍不住地哈哈大笑；有的赶紧拿自己的一角帮他擦脸上的泥；有的抓一根小树枝卷成圈戴在头上拉着大家的手唱起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还有的唱：“大生产嘛哟喂，加油干啦嘛嗬嘿……”在大集体中，看到大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样子真逗人开心。
过了一个月左右，组长又带着大家到各自烧土灰的地方把烧好的土灰集中到生产队的一个储存土灰的大毛厂里，这样更方便施肥。到了冬天，队里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空坪里都堆放着像一座座褐色的小山一样的土灰。由于大家年年广积肥，粮食产量也年年大丰收。队里把一部分粮食分给农户；一部分送给国家粮仓；还有一部分留给做下一年的种子。这样队里的人们不愁吃，不愁穿，过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
后来故乡被评为红旗队、富裕村。每当我想起采集肥料的这件往事，就觉得回味无穷。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