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仁杰
人们看到这个题目，会以为笔者在吹牛，你一普通人如何能与周总理扯上关系，沾他的光？这是我早料到的，但这个题目我已思索多年了，觉得不能更改，自认为恰当——我确实沾过周总理的光，不仅不止一次，而且有三次之多，这是我一辈子感到无比荣幸的事情，每当想起常常有“冒事偷着乐”（笑星冯巩语）的良好感觉，我一定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那是全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后的冬天，我父亲带我到加义丽江去找“达老子”（从国家财政部领导岗位回乡建设平江老区的喻杰老首长，他老人家勤政爱民清正廉洁，他在老家的名字叫“喻达仁”，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达老子”），请求落实我姑爷凌一葵烈士一事。我们乘班车到关泥岭下车走路到丽江“达老子”家时已近中午时分，喻杰老首长坐在一把垫着旧棉被的椅子上烤炭盆火。我们进去和喻老首长打招呼坐定后，我父亲就向喻老说我姐夫凌一葵是西乡塔头（现瓮江镇塔兴村人）凌姓大户人家的读书人，和我姐姐周欢娥结婚后同在凌容众办的启明女校教书，因我兄长周昆（1927年秋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参加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红军，曾任红四军军长、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长等职）他介绍姐夫凌一葵参加革命。凌一葵任平江县西片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兼工农赤卫队队长，召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凌一葵掩护战友突围时负伤被捕，被反动派“铲共队”残酷杀害，反动派还将凌一葵的人头砍下挂在浯口江边的樟树上示众，这是当地老百姓都知道的，可是县里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有级别较高的领导证明或签意见才能申报追认革命烈士，所以我们今天特来请喻老首长帮忙。喻老思忖一会儿说我是东片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我不认识凌一葵，我不能作证明。
听完喻老婉拒作证明签意见的话后，我父亲赶忙从贴身衬衣口袋中摸出一封信递给喻老，信是凌一葵的儿子凌敏树（在浏阳瓷厂工作，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写给舅舅（我父亲）的信，信中夹着报告和有浯口近百名群众的签名按手印的证明。当时文革时期的信封上都有毛主席的语录和图像，这个信封上印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幅图片（周总理手捧马蹄莲鲜花站在中间，毛主席站在左边，朱老总站在右手边，背景是一架民航飞机）。喻老接过信一看信封，喻老的脸上就舒展开了笑容，他老人家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笑着对我父亲说你也姓周啊（因信封上写着“周隘肥舅父大人收”的字样）。
喻老首长十分热情地留我们吃中饭，他老人家连忙对正在做饭的儿媳妇发出了“加两筒米、蒸碗腊肉”的指令。喻老就满面春风给我们讲他曾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工作的往事（在延安收棉花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跟毛主席、周副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故事）。上桌吃饭时，喻老连声喊我们吃腊肉（在饭罾内蒸熟的腊肉，油光锃亮香喷喷，将近有一厘米厚，特别好吃），我吃了一块后，又将筷子伸过去准备夹第二块的时候，我父亲眼睛一瞪注视着我，我只得顺手夹点腊肉底下的酸菜派饭。喻老连声说细伢子想吃就拈着吃不要讲客气，他看到我一直冒去拈腊肉吃，他老人家连夹两块腊肉放在我碗里。这个午餐我吃了三块腊肉，吃了三碗饭。那时我家人多粮少饭也吃不饱，连做梦也想吃腊肉。吃完饭喝过热茶后，喻老首长就戴上老花眼镜在报告上签了字（后来很快就颁发了烈士证书），还将我们送到地坪边。
我们走下屋墈到小圳边和喻老挥手告别后，我父亲就边走骂我不晓得做客，一餐吃了人家三块腊肉，教我以后出门做客只能吃一块腊肉的规矩，虽说被父亲教训，但我心里美滋滋的，这是我终身难忘吃得最有滋味的一餐饭。我们父子边走边说“达老子好、周总理好”，今天真正是沾了周总理的光。
另有两次我人生中感到很自豪的事，也是沾了周总理的光，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台湾蒋经国执政后，允许在台老兵回大陆探亲，我堂姑父在台湾的舅舅（抓壮丁到台湾的老兵，在台湾某大学当校工）回来了。迎接台胞回家探亲是件大喜事，但“抓阶级斗争”的阴影在村民心里仍心有余悸。我当时已参加工作正从外地回家歇假，也算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在亲戚眼中还算体面。我那堂姑父邀我去他家陪台湾回来的客人。因我家也有“海外关系”（在台湾有亲戚）属“管制对象”，我祖母反复叮嘱我陪客时少和台湾来的人说话，莫惹麻烦，吃完饭就快点回来。
我到姑父家见到台湾来的客人微笑着打个招呼后，就很拘谨地坐在一旁。上桌吃饭时，菜肴很丰盛（有令人垂涎的炸肉、虎皮蛋、百叶丝炒笋等好吃的菜），姑父只是催客人吃菜，气氛却很沉闷。姑父目视我和客人交谈并介绍我是托田周家人，客人听到“周”字很感兴趣，主动和我交谈，很自然地谈到他在参加武汉抗日会战和在重庆警卫值勤时见到过周恩来长官的美好记忆。他说周恩来比何应钦、陈诚等别的长官要和善得多，他在重庆进出军政部大门时对值勤站岗的士兵都很友好地微笑致意打招呼，周恩来总理在他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次陪餐过程中引入他对周总理的美好回忆。我们都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谈论人民热爱的周总理，整个陪餐过程洋溢着十分和谐愉悦的气氛。这餐饭吃得有滋有味，大家都非常满意，从台湾回来的客人称赞我，陪餐亲友夸奖我，姑父还包只鸡腿给我带回家，我心里甜滋滋的。
1987年10月的一天我到长沙湘雅附属第一医院看病，将病历本摆在骨伤科教授门诊室前等候，我坐在候诊厅的长櫈上，身边坐着一位头上包着头巾，旁边放着一个大背篓的少数民族老人，他拿着一块地瓜在吃。当时我肚饥口渴，我便主动和老人套近乎，笑着问他贵姓（他说姓彭，是湘西花垣县人），他也问我贵姓（我说姓周，因我的平江普通话不标准，老人以为我姓邱，讲了几次他都冒听清我姓什么），我抬头一看候诊室墙上正好有一条周总理关于如何搞好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群众的语录，并有总理的头像，我赶忙往墙上一指，老人一看便长长地“啊”了一声，紧接着扭过头两眼盯着我足足超过三秒钟，随即他历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舒展开来了，他顺手就从背篓中拿出一块地瓜递给我。我也没讲客套，接过地瓜就往嘴里塞。老彭像遇到了知音，情不自禁地和我谈起他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时的幸福情景。原来，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回国后被选派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在建设工地上他干劲冲天，因头顶冒汗，他将军帽翻过来戴在头上。周总理到工地视察时和战士们握手，总理和他亲切握手时，左手拍着他的肩膀微笑地说军帽不能这样戴，要注意风纪。他正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护士在高声叫老彭的名字，他这才回过神来。临走前，他又从背篓内拿一块地瓜塞在我的手里，才提着背篓笑容满面地走向候诊室。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当时愉快和感恩的心情，不是因为我在饥渴难忍的时候吃到了陌生人的两块地瓜，而是周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震撼着我的心，无论是高官或平民都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崇敬，这源于他终身真正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他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永远把他记在心间。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