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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茶陵方志文化

2012-12-29 09:30:29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45

文/王薛刚


“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方有志”的“方”指地方。“志”即“记”,故“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也叫地方志。”①
我国地方志起源很早,一般都以现存最早关于上古典章文献汇编的《尚书》②中的《禹贡》作为雏型,因为它记载了战国以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秦汉时期已正式出现记载国内风俗的地理书,如班固作《汉书》时就特辟《地理志》。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是东晋常琚所作《华阳志》。“华阳”即今四川。该书详记这一地域政治沿革、风土人情和物产土俗等。但全国性修志始于重获大统一的隋唐。“隋唐时代,由于天下一统,为便于了解全国州郡情况,朝廷诏令编写全国性的地方志,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政府编写地方志的传统。”③尤其是“唐建中元年(780),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中央,后又改为五年一次”。④据《茶陵县志》⑤(以下简称“县志”)记载:“唐代茶陵编有‘《茶陵图经》’,但‘书佚’。”所谓“图经”,是地图再加上文字说明,只限于记述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是当时所行的一种方志体例,故名。“县志”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可从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以下称“嘉靖志”)找到佐证。该志为续修,记述茶陵有座神奇莫测的云阳山:“有唐开国之初,曾(设想)封为南岳”,后“内史刘晏”告知“乃郡人奏曰”,该山极为险峻,即使大禹凿龙门也没那高,秦人开牛津也没那深,“切虑舟船美济,遂乃罢封”。还有陆羽写《茶经》,所说:“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陆羽在书中记述了他考察的天下名泉、名茶,并未涉足茶陵,能知茶陵,也应与《茶陵图经》相关。
宋代地方志已“扩大到记述人文历史方面”,“大都体例完备,考证有据,记事审慎,说明地方志已经定型。”⑥“县志”记茶陵“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乾道年间(1165—1175)‘续修’《茶陵图经》,但也‘书佚’。”从“嘉靖志”凡记宋代的人与事,都说引自“旧志”,如为陈汉文立“陈氏传”,说:“旧志作陈崇,非是”,即人名不对,“学校”中说:“学在州西二里许。旧志曰:宋宝佑(1253—1258)中在紫微。元至元丁丑(1293)知州吴思义修之。”“元代由于地域广大,深感修志重要”,方志编修已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形势、人物、风俗、土产等”。⑦当时茶陵是否修志,“县志”与“嘉靖志”都未记述。“嘉靖志”只断言:“茶陵志,元以前无存刻也。正统(1436—1449)始刻之。”“嘉靖志”末尾有一未命名似后记性质的短文,署名“别宥”,说:“茶陵元以前无存刻,治(指编修“嘉靖志”的张治)于谭氏书箧中得旧志抄本数页,仅山川、人物二类。正统间县令徐亨(浙江人,正统元年,即1436年任茶陵县令,九年去职)始刻之。”该志记载元以前的人或事也是引自旧志,如“元,列女,黄氏”,是“安仁黄叔元季女也。适州之谭拱辰。年二十六而寡……备尝百荼,以抚其子……泰定二年(1162),旌其子文学孝行。旧志,学正蔡尚义诗……”若从时间上算,元代从正式建国号大元的1271年,至正统元年,相距165年,至嘉靖四年修志,长达254年,皆引自“旧志”,也不止于“数页”而已。张治修志除一般记载外,还有相当于后来志书中的“附录”或“录”一类文献,其中“学校篇”,录有两“学校记”,一为元李祁作,一为明李东阳作,但都无具体年份,也未注明出自何处。在为李祁立传中,记为“元统癸酉(1333)廷试,始参议张起岩、尚书宋诚夫、监丞揭曼硕,请祁。所对策拟甲。是科启缄,则南士也。遂改次李齐。”这是说茶陵李祁廷试本为状元,但开启密封,才发现他是“南人”,把状元给了李齐。因为蒙古政权,把全国人分成四等,南方人抗元坚持到最后,列为“南人”,最低,只能为殿元。另元已创行省制,且省制沿用至今,更便治理,故“于大德七年,完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统一志。”⑧茶陵设置为州,元代湖南道监司赵天弼的《进士题名记典》(石刻)中云:“江南三省……湖南得才为最多,茶陵隶湖广,得才比各郡县为尤多。”⑨这些记载均来自“旧志”,说明茶陵方志文化的发展没有中断。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对编写地方志都非常重视,各地修志工作蔚然成风,所修方志质量也高。”⑩茶陵也是如此,且续修8次,还出现了“社学师廖本祥,有私志”,“载官守、科贡、姓名、岁月”。其中质量高的首推茶陵四大学士张治所修“嘉靖志”。
“嘉靖志”上卷分郡谱、分野、城池、形胜、山川、风俗、食贷、公署、惠政、祀典、古迹;下卷分学校、武备、官守、选举、循良、人物、列女、艺文、寺观、传疑、杂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之绘图列表,凡茶陵地理、人文,从远古记至修志时为止,“凡六万余言”。“县志”说:“后人称‘其文简,其事赅’,‘乃方志之宝’。此后至民国22年先后八次续修,3次重印,其框架、体例在明嘉靖四年版的基础上无大的变更,仅内容文字渐有增删,重复照录处颇多。”因此,张治之作可说是茶陵方志之范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在省内未见藏本,至1982年,县农运史办、县史志办外出调查,在浙江省宁波市,慕名去以收藏天下明志为特色的天一阁,终于见其藏本。所以“县志”在简介历代茶陵方志中说:“现仅存孤本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茶陵县有1983年依其手抄照片刻写的油印本”。天一阁原系一私人藏书阁,现存明代地方志达270余种,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07种。茶陵于2005年才重印“嘉靖志”。所以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5月21日晚宿住县委常委楼,提出夜间要看地方志,茶陵提供的是清同治九年(1810)版《茶陵州志》(以下称“同治志”),主席阅至凌晨三点才就寝,而今该志在《毛主席来茶住室》展示。
“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极盛时期,特别是乾隆、嘉庆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编修方志的高潮”。清代茶陵曾五修州志。“州同衔尹勋”,“尝以州志岁久未修,独镌一板,以费不赀”。这也是私人修志。最后的“同治志”颇带总结性,可谓集茶陵修志之长处与详事之大成之作,虽只24卷,但篇幅达237 920字,几为“嘉靖志”的4倍,装订成8大本。仅收集自正统以来己刊刻的方志“序”就有15篇,除本志“序”外,统称“旧序”。这些序,对各次修正的长短处直言不讳。所以,“同治志”是通过“凡例”来说明如何取长补短的;从整体看这次续修已采纳了清代进入极盛阶段逐步形成的“方志学”的理论和见解,尤其是参考运用了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修志十议》,做到了“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断请托”。“修志‘三长’,实际上是根据修志实践把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包括史德)修订为对志家的要求,言简意赅,于今仍有参考价值。”志书框架仍依“嘉靖志”,但篇目有所改变,并改郡谱为沿革;从食贷篇中析出田赋,独立成篇,合形胜、山川为一篇,艺文分类析为四;多篇合为一卷,序、例、图、目为一卷,寺观、杂志、传疑合为一卷。内容亦增,如人物多达871人,其中列表419人,记其事迹452人。事迹又细分为宦绩(46人)、忠烈(10人)、儒林(41人)、懿行(15人)、义举(117人)、流寓(4人)、方技(13人);列妇则分节妇(106人)、孝妇(12人)、烈妇(15人)、贞女(6人)、贤母(7人)。这些人不在官守、循良、选举之列,他们除宦绩者(茶陵人在外为官)外,都无什么政治地位,而仅仅是在人伦道德某方面或某一点突出,十分感人,着笔也不多,有的仅二三十个字,如上述尹勋修志属义举。编纂已完全区别于史,是述而不评。
茶陵方志文化能与全国同步发展,形成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了解与研究古代茶陵地方历史与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民国三十五年(1946),县文献委员会议决定期编修,但未成行;20世纪50年代末着手按行业部门修志,1993年完成并出版了县志,与之同步,大多数部门(扩至科局级单位)志也已付梓,其比县志内容就更为详尽。据说这种“子母志”的同步撰修,在省内也不多。说明茶陵方志文化仍在扬弃中前进。

注:
①《现代汉语词典》。
②相传该书是孔子选编而成。
③④⑥⑦⑧⑩《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2版,2008年第18次印刷。
⑤《茶陵县志》,湖南省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⑨《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1525)版。
《编辑常用资料手册》(内部资料),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88年印刷。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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