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方有志”的“方”指地方。“志”即“记”，故“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也叫地方志。”①
我国地方志起源很早，一般都以现存最早关于上古典章文献汇编的《尚书》②中的《禹贡》作为雏型，因为它记载了战国以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秦汉时期已正式出现记载国内风俗的地理书，如班固作《汉书》时就特辟《地理志》。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是东晋常琚所作《华阳志》。“华阳”即今四川。该书详记这一地域政治沿革、风土人情和物产土俗等。但全国性修志始于重获大统一的隋唐。“隋唐时代，由于天下一统，为便于了解全国州郡情况，朝廷诏令编写全国性的地方志，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政府编写地方志的传统。”③尤其是“唐建中元年（780），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中央，后又改为五年一次”。④据《茶陵县志》⑤（以下简称“县志”）记载：“唐代茶陵编有‘《茶陵图经》’，但‘书佚’。”所谓“图经”，是地图再加上文字说明，只限于记述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是当时所行的一种方志体例，故名。“县志”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可从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以下称“嘉靖志”）找到佐证。该志为续修，记述茶陵有座神奇莫测的云阳山：“有唐开国之初，曾（设想）封为南岳”，后“内史刘晏”告知“乃郡人奏曰”，该山极为险峻，即使大禹凿龙门也没那高，秦人开牛津也没那深，“切虑舟船美济，遂乃罢封”。还有陆羽写《茶经》，所说：“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陆羽在书中记述了他考察的天下名泉、名茶，并未涉足茶陵，能知茶陵，也应与《茶陵图经》相关。
宋代地方志已“扩大到记述人文历史方面”，“大都体例完备，考证有据，记事审慎，说明地方志已经定型。”⑥“县志”记茶陵“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乾道年间（1165—1175）‘续修’《茶陵图经》，但也‘书佚’。”从“嘉靖志”凡记宋代的人与事，都说引自“旧志”，如为陈汉文立“陈氏传”，说：“旧志作陈崇，非是”，即人名不对，“学校”中说：“学在州西二里许。旧志曰：宋宝佑（1253—1258）中在紫微。元至元丁丑（1293）知州吴思义修之。”“元代由于地域广大，深感修志重要”，方志编修已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形势、人物、风俗、土产等”。⑦当时茶陵是否修志，“县志”与“嘉靖志”都未记述。“嘉靖志”只断言：“茶陵志，元以前无存刻也。正统（1436—1449）始刻之。”“嘉靖志”末尾有一未命名似后记性质的短文，署名“别宥”，说：“茶陵元以前无存刻，治（指编修“嘉靖志”的张治）于谭氏书箧中得旧志抄本数页，仅山川、人物二类。正统间县令徐亨（浙江人，正统元年，即1436年任茶陵县令，九年去职）始刻之。”该志记载元以前的人或事也是引自旧志，如“元，列女，黄氏”，是“安仁黄叔元季女也。适州之谭拱辰。年二十六而寡……备尝百荼，以抚其子……泰定二年（1162），旌其子文学孝行。旧志，学正蔡尚义诗……”若从时间上算，元代从正式建国号大元的1271年，至正统元年，相距165年，至嘉靖四年修志，长达254年，皆引自“旧志”，也不止于“数页”而已。张治修志除一般记载外，还有相当于后来志书中的“附录”或“录”一类文献，其中“学校篇”，录有两“学校记”，一为元李祁作，一为明李东阳作，但都无具体年份，也未注明出自何处。在为李祁立传中，记为“元统癸酉（1333）廷试，始参议张起岩、尚书宋诚夫、监丞揭曼硕，请祁。所对策拟甲。是科启缄，则南士也。遂改次李齐。”这是说茶陵李祁廷试本为状元，但开启密封，才发现他是“南人”，把状元给了李齐。因为蒙古政权，把全国人分成四等，南方人抗元坚持到最后，列为“南人”，最低，只能为殿元。另元已创行省制，且省制沿用至今，更便治理，故“于大德七年，完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统一志。”⑧茶陵设置为州，元代湖南道监司赵天弼的《进士题名记典》（石刻）中云：“江南三省……湖南得才为最多，茶陵隶湖广，得才比各郡县为尤多。”⑨这些记载均来自“旧志”，说明茶陵方志文化的发展没有中断。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对编写地方志都非常重视，各地修志工作蔚然成风，所修方志质量也高。”⑩茶陵也是如此，且续修8次，还出现了“社学师廖本祥，有私志”，“载官守、科贡、姓名、岁月”。其中质量高的首推茶陵四大学士张治所修“嘉靖志”。
“嘉靖志”上卷分郡谱、分野、城池、形胜、山川、风俗、食贷、公署、惠政、祀典、古迹；下卷分学校、武备、官守、选举、循良、人物、列女、艺文、寺观、传疑、杂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之绘图列表，凡茶陵地理、人文，从远古记至修志时为止，“凡六万余言”。“县志”说：“后人称‘其文简，其事赅’，‘乃方志之宝’。此后至民国22年先后八次续修，3次重印，其框架、体例在明嘉靖四年版的基础上无大的变更，仅内容文字渐有增删，重复照录处颇多。”因此，张治之作可说是茶陵方志之范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在省内未见藏本，至1982年，县农运史办、县史志办外出调查，在浙江省宁波市，慕名去以收藏天下明志为特色的天一阁，终于见其藏本。所以“县志”在简介历代茶陵方志中说：“现仅存孤本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茶陵县有1983年依其手抄照片刻写的油印本”。天一阁原系一私人藏书阁，现存明代地方志达270余种，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07种。茶陵于2005年才重印“嘉靖志”。所以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5月21日晚宿住县委常委楼，提出夜间要看地方志，茶陵提供的是清同治九年（1810）版《茶陵州志》（以下称“同治志”），主席阅至凌晨三点才就寝，而今该志在《毛主席来茶住室》展示。
“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极盛时期，特别是乾隆、嘉庆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编修方志的高潮”。清代茶陵曾五修州志。“州同衔尹勋”，“尝以州志岁久未修，独镌一板，以费不赀”。这也是私人修志。最后的“同治志”颇带总结性，可谓集茶陵修志之长处与详事之大成之作，虽只24卷，但篇幅达237 920字，几为“嘉靖志”的4倍，装订成8大本。仅收集自正统以来己刊刻的方志“序”就有15篇，除本志“序”外，统称“旧序”。这些序，对各次修正的长短处直言不讳。所以，“同治志”是通过“凡例”来说明如何取长补短的；从整体看这次续修已采纳了清代进入极盛阶段逐步形成的“方志学”的理论和见解，尤其是参考运用了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修志十议》，做到了“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断请托”。“修志‘三长’，实际上是根据修志实践把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包括史德）修订为对志家的要求，言简意赅，于今仍有参考价值。”志书框架仍依“嘉靖志”，但篇目有所改变，并改郡谱为沿革；从食贷篇中析出田赋，独立成篇，合形胜、山川为一篇，艺文分类析为四；多篇合为一卷，序、例、图、目为一卷，寺观、杂志、传疑合为一卷。内容亦增，如人物多达871人，其中列表419人，记其事迹452人。事迹又细分为宦绩（46人）、忠烈（10人）、儒林（41人）、懿行（15人）、义举（117人）、流寓（4人）、方技（13人）；列妇则分节妇（106人）、孝妇（12人）、烈妇（15人）、贞女（6人）、贤母（7人）。这些人不在官守、循良、选举之列，他们除宦绩者（茶陵人在外为官）外，都无什么政治地位，而仅仅是在人伦道德某方面或某一点突出，十分感人，着笔也不多，有的仅二三十个字，如上述尹勋修志属义举。编纂已完全区别于史，是述而不评。
茶陵方志文化能与全国同步发展，形成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了解与研究古代茶陵地方历史与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民国三十五年（1946），县文献委员会议决定期编修，但未成行；20世纪50年代末着手按行业部门修志，1993年完成并出版了县志，与之同步，大多数部门（扩至科局级单位）志也已付梓，其比县志内容就更为详尽。据说这种“子母志”的同步撰修，在省内也不多。说明茶陵方志文化仍在扬弃中前进。
注：
①《现代汉语词典》。
②相传该书是孔子选编而成。
③④⑥⑦⑧⑩《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2版，2008年第18次印刷。
⑤《茶陵县志》，湖南省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⑨《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1525）版。
《编辑常用资料手册》（内部资料），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88年印刷。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