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设口述 黄德胜整理
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菜花坪公社菜坪大队，曾先后担任过大队秘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23岁，年青气盛，千方百计想把菜坪大队搞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菜坪是个不错的地方，作物以水稻为主，杂以红薯、豆子、油菜、棉花、苎麻等等。但是农民们很穷，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年终决算，大部分人家超支，最好的人家领得百余元现金。三民塘生产队，一个全劳力出一天工只有8分钱，按当时的价值买不到两个包子。据我的观察，主要问题是出在农民们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没有责任心，没有积极性。我曾在大会上训斥一些现象：“出工人等人，做事磨洋工，收工人赶人，评分吵煞人。”如此集体生产能搞上去？大家似乎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20余年的集体生产劳动，农民们已习惯在大树底下乘凉，大家彼此彼此，反正都在受穷，贫穷的日子已把人过麻木了。
但也有例外，少数农民，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有些农民休闲时偷偷地做着小商小贩，贩梨、贩桃、贩枣等等农产品；有些农民在塘边、圳边、山边、江边动脑子，种植经济作物；有些农民养猪养鸡养鸭等牲畜家禽有一套。因而这些农民的家庭滋润些。我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些有经济头脑的人，不仅不阻止，并且暗暗地鼓励他们。
有些干旱田、水浸田、鸡吃田（一般在村口，成了家禽觅食的场所）荒芜在那里，我们领导班子经过商量后，承包给个人，于集体于个人都有利。
也许，初生牛犊不怕虎。承包荒田给个人耕种，给了我启示，我想从根本上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改一改，于是拉开了联产承包的序幕。我知道这事有很大的风险，不能公开，只能地下进行。
1978年年初，我选择团山如生产队办点，其实是进行联产承包试点。该生产队有些特点，一是人较多，有160余人；二是田较多，有近200亩，但产量不高，亩产两季稻谷800余斤；三是超支户多，许多人家过年过节吃不上肉，苦不堪言。我把生产队分成3个组，每个组10余20户人家，每个组选出三个组长，后联产承包到组。大体原则是：统一布局，分散做事，分开管理。具体作法是：土地、农俱、耕牛分到组；统一播种，统一放水，统一施肥，统一分配，统一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如派购的粮、猪、棉等）。每个组凭上交生产队的粮食（干谷）记工分，这样社员按工分可多劳多得。就这么对外封锁消息，默默无闻地搞了一年。
自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出牛粪挑个半截子担，现在满满一担地挑；原来到山上挖草积肥每担蓬蓬松松的敷衍了事，现在每担紧紧扎扎……人人起早探黑，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人哄土地，地哄肚皮。团山如生产队的农民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一年增加6万多斤粮食。年终决算，原来3角钱一个劳动日，增加到9角钱一个劳动日。农民除分得鱼、肉、粮、其它农作物，家家户户进钱，户平得现金二、三百元。百姓异常高兴，热热闹闹地过年。
联产承包试点的成功，我心中有了底气，胆子也更大了，决定在全大队推广联产承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我认为，通过实践检验，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得到了实惠。加之当年年底，中共中史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提倡改革开放。更关键的是，团山如生产队的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已尝到了甜头，脱离贫困生活那种欢欣状态使我下了决心。
1978年11月，组织部刘桐吾副部长一行3人到菜花坪公社，意向招我为国家干部，并打算让我在菜花坪公社当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荣祥瑞不同意，有意要我继续留在菜坪大队当书记。组织部门执意为我办理招干手续，暂留菜坪当书记，后留任了一年。
菜坪全大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很成功，全大队增产20多万斤粮食，８０％以上的家庭分红，３０％以上的贫困户摘掉超支户帽子。当年下半年，县委到菜花坪公社调研，得知了菜坪大队的变化。于是县委办、县政府办组织一个大的调查班子，由时任县委办主任刘富喜带队，来到菜坪大队调查。我没有隐瞒，如实汇报。我的大意是，只有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带动人们脱贫致富。调查组也觉得这事很纠结：采用联产承包的方法调动群众积极性，但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调查组成员统一意见后说，不报道，不推行，不压制，还搞一年看看。
1980年，我到了渌田公社任管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龙江甲接我的手，任菜坪大队书记。在社员的要求下，将联产承包的条目更细化了，生产队的仓库、禾坪都分了。时任县委书记知道后，派人进行调查，结果由公安局发出通告，以带头搞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之罪名将书记龙江甲和茶园生产队长龙四仔逮捕，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在看守所关了半年。
这事件激怒了菜坪大队的农民，大队自发地组织了一百多个青壮年，准备劫狱。我知道后极力劝阻，告诉他们这是违法的行动。我劝慰他们，没事的，书记和队长迟早要放出来。因为这事是我起的头，所以我密切注意上头的动态。当时社会上有个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在安徽搞分田责任制，而邓小平肯定了安徽的农村改革。不久，中央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龙江甲和龙四仔就被放出来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安徽的农村改革，农民是冒了风险的。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三个农民为首，秘密分田到户，以防不成以至坐牢甚至杀头，与本生产队其他农民签订“生死契约”，为他们处理后事。
联想起自己那时也是没有考虑方向问题，只是想办法让农民过好一些。好在这事得到一些人的默许，如县委县政府两办调查组成员，还有当时在菜坪大队蹲点的公安局教导员贺深海。如果他们有意发难，我也会遇到我的继任龙江甲那样的麻烦，这是我的万幸。
现在看到农村实行分田责任制后的深刻变化，我从内心里感到格外的欣慰。
注：朱建设，曾先后在攸县几个乡镇任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攸县县委副书记、攸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攸县老年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