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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攸县菜花坪公社菜坪大队的地下联产承包

2018-01-29 22:10:56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312
 
            朱建设口述 黄德胜整理                

  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菜花坪公社菜坪大队,曾先后担任过大队秘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23岁,年青气盛,千方百计想把菜坪大队搞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菜坪是个不错的地方,作物以水稻为主,杂以红薯、豆子、油菜、棉花、苎麻等等。但是农民们很穷,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年终决算,大部分人家超支,最好的人家领得百余元现金。三民塘生产队,一个全劳力出一天工只有8分钱,按当时的价值买不到两个包子。据我的观察,主要问题是出在农民们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没有责任心,没有积极性。我曾在大会上训斥一些现象:“出工人等人,做事磨洋工,收工人赶人,评分吵煞人。”如此集体生产能搞上去?大家似乎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20余年的集体生产劳动,农民们已习惯在大树底下乘凉,大家彼此彼此,反正都在受穷,贫穷的日子已把人过麻木了。
  但也有例外,少数农民,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有些农民休闲时偷偷地做着小商小贩,贩梨、贩桃、贩枣等等农产品;有些农民在塘边、圳边、山边、江边动脑子,种植经济作物;有些农民养猪养鸡养鸭等牲畜家禽有一套。因而这些农民的家庭滋润些。我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些有经济头脑的人,不仅不阻止,并且暗暗地鼓励他们。
  有些干旱田、水浸田、鸡吃田(一般在村口,成了家禽觅食的场所)荒芜在那里,我们领导班子经过商量后,承包给个人,于集体于个人都有利。
  也许,初生牛犊不怕虎。承包荒田给个人耕种,给了我启示,我想从根本上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改一改,于是拉开了联产承包的序幕。我知道这事有很大的风险,不能公开,只能地下进行。
  1978年年初,我选择团山如生产队办点,其实是进行联产承包试点。该生产队有些特点,一是人较多,有160余人;二是田较多,有近200亩,但产量不高,亩产两季稻谷800余斤;三是超支户多,许多人家过年过节吃不上肉,苦不堪言。我把生产队分成3个组,每个组10余20户人家,每个组选出三个组长,后联产承包到组。大体原则是:统一布局,分散做事,分开管理。具体作法是:土地、农俱、耕牛分到组;统一播种,统一放水,统一施肥,统一分配,统一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如派购的粮、猪、棉等)。每个组凭上交生产队的粮食(干谷)记工分,这样社员按工分可多劳多得。就这么对外封锁消息,默默无闻地搞了一年。
  自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出牛粪挑个半截子担,现在满满一担地挑;原来到山上挖草积肥每担蓬蓬松松的敷衍了事,现在每担紧紧扎扎……人人起早探黑,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人哄土地,地哄肚皮。团山如生产队的农民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一年增加6万多斤粮食。年终决算,原来3角钱一个劳动日,增加到9角钱一个劳动日。农民除分得鱼、肉、粮、其它农作物,家家户户进钱,户平得现金二、三百元。百姓异常高兴,热热闹闹地过年。
  联产承包试点的成功,我心中有了底气,胆子也更大了,决定在全大队推广联产承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我认为,通过实践检验,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得到了实惠。加之当年年底,中共中史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提倡改革开放。更关键的是,团山如生产队的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已尝到了甜头,脱离贫困生活那种欢欣状态使我下了决心。
  1978年11月,组织部刘桐吾副部长一行3人到菜花坪公社,意向招我为国家干部,并打算让我在菜花坪公社当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荣祥瑞不同意,有意要我继续留在菜坪大队当书记。组织部门执意为我办理招干手续,暂留菜坪当书记,后留任了一年。
  菜坪全大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很成功,全大队增产20多万斤粮食,80%以上的家庭分红,30%以上的贫困户摘掉超支户帽子。当年下半年,县委到菜花坪公社调研,得知了菜坪大队的变化。于是县委办、县政府办组织一个大的调查班子,由时任县委办主任刘富喜带队,来到菜坪大队调查。我没有隐瞒,如实汇报。我的大意是,只有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带动人们脱贫致富。调查组也觉得这事很纠结:采用联产承包的方法调动群众积极性,但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调查组成员统一意见后说,不报道,不推行,不压制,还搞一年看看。
  1980年,我到了渌田公社任管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龙江甲接我的手,任菜坪大队书记。在社员的要求下,将联产承包的条目更细化了,生产队的仓库、禾坪都分了。时任县委书记知道后,派人进行调查,结果由公安局发出通告,以带头搞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之罪名将书记龙江甲和茶园生产队长龙四仔逮捕,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在看守所关了半年。
  这事件激怒了菜坪大队的农民,大队自发地组织了一百多个青壮年,准备劫狱。我知道后极力劝阻,告诉他们这是违法的行动。我劝慰他们,没事的,书记和队长迟早要放出来。因为这事是我起的头,所以我密切注意上头的动态。当时社会上有个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在安徽搞分田责任制,而邓小平肯定了安徽的农村改革。不久,中央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龙江甲和龙四仔就被放出来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安徽的农村改革,农民是冒了风险的。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三个农民为首,秘密分田到户,以防不成以至坐牢甚至杀头,与本生产队其他农民签订“生死契约”,为他们处理后事。
  联想起自己那时也是没有考虑方向问题,只是想办法让农民过好一些。好在这事得到一些人的默许,如县委县政府两办调查组成员,还有当时在菜坪大队蹲点的公安局教导员贺深海。如果他们有意发难,我也会遇到我的继任龙江甲那样的麻烦,这是我的万幸。
  现在看到农村实行分田责任制后的深刻变化,我从内心里感到格外的欣慰。
  注:朱建设,曾先后在攸县几个乡镇任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攸县县委副书记、攸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攸县老年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钟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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