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才安 搜集整理
2016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永远纪念。笔者怀着极其仰慕的心情，采访了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印浴血苦战多年后有幸归国回乡、目前已９５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志忠。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敏锐，善于言谈，对往昔记忆犹新。
本文是根据王志忠老人口述的一手资料，由采访者稍作梳理归纳成文，对于某些口述情节，笔者无暇细考，但主要史实可信。
出身苦父辈祖籍无法知
我王志忠，现年95岁，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于民国辛酉十年（1921）出生在攸县城郊一个低矮潮湿偏僻的小茅棚内，在兄妹６人中，我是老二。在我略知世事时，父亲便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七口之家，由母亲一人独自承担。
由于父亲过早去世，我只能从母亲的口述中得知父亲是外地人，在清光绪年间，孤身一人流浪到攸县街头，由一家富户收留，为他家义务劳作，不给报酬，只给一些残羹剩饭供他充饥。长到十六七岁时，有人见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实人无依无靠，便介绍一个有相同命运的当地陈姓女子结为夫妻。据母亲回忆说，父母成婚时，借住在这位好心人家的一间杂屋内，只有一张竹板床，临时从当铺租了一床土布蓝底白花图案的印花旧被褥，算是新房的唯一摆设（但这床被褥的租期也只有三天），这样便算草草成了家。后来，母亲问及父亲祖籍何处、姓名称号时，父亲十分尴尬地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还是不满６岁时，便在外地以乞讨为生，不知不觉走到了攸县，老家在什么地方，真说不清，只知道很远很远。至于姓名嘛，小时家里叫三娃，听说是姓王，别人则直呼他王三娃。所以，我们一家人便认同是王姓了。直到如今我想为父亲立个神主牌位都不知该怎么写，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求生存母子相依苦撑家
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攸县人，并且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县城，但既无城镇居民的身份，又无农民的户籍，长期生活在上无片瓦遮身、下无插针之地的社会最底层，苦不堪言。由于父亲过于劳累、英年早逝，全靠体弱多病的母亲抚育我们兄弟姐妹６人，经常处在日无鸡食米，夜无老鼠粮的饥寒交迫之中，艰苦辛酸度日如年。我兄生下来不满一岁时便患重病，误食草药后失语，是个终身致残的哑巴。我是老二，还有一个幼小的弟弟。我还有三个姐妹，她们中有两人在多病无医中夭折。因此，全家生活的重担，便顺其自然由我和母亲去承担。
为了生存，母亲将照顾弟妹的任务交给我，她每天起早摸黑和姐姐一起为别人洗衫浆衣、做饭干苦活。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在大巷口路边摆了一个油货摊，天不亮去泡油货叫卖。为了养家糊口，母女俩每天黎明即起泡油货，白天替人打工。泡油货的原料不可少的是糯米粉，我每天除操劳家务外，还要磨米粉，一个人要用一只手花力气推磨，另一只手添米入磨，总是忙得大汗淋头。因为我们全家借住在一户人家的杂屋内。有时，还要听房东的使唤，为他家挖土种菜干杂活。直到十七、八岁我当兵时止，与母亲相依为命，苦苦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烂的苦难家庭。
找出路背井离乡去当兵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弟妹们在苦海中也逐渐熬大了。从1933年开始，我先后在江西礼田和攸县聂生大、杨广大店铺当学徒。1939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宋子文的私人武装——税警总团来攸县招兵，负责招幕新兵的是位戴眼镜的攸县人。他为了完成招兵任务，骗母亲说，税警部队是由八国联军出钱出枪支持的特殊缉私武装，不仅生活待遇好，还不用上前线打仗，生活无忧愁，生命有保障。经他这么一说，加上我们有三兄弟，抽壮丁时必须三丁抽一，迟早要去当兵，因此，我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报名参加了税警总团。后来，由于抗战需要扩充兵员，1941年12月，税警总团列入了中国远征军的序列，我编在新一军三十八师112团迫击连，充当一名炮手。
抗倭寇入缅赴印打日本
新一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主力军的一支劲旅，1942年2月我们进入缅甸作战，时先后参加了仁安羌、曼德勒、腊戍、密支那等大小战斗数十次，胜仗败仗难以统计。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密支那战斗。按理说那次战斗，是一场完全有取胜把握的决战。但是，由于指挥失误吃了败仗。当时日军不到一万人，我军有６万余众，力量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取胜。可是，杜聿明却选择了一条向缅北大撤退的死亡之路，使整个部队陷入了自取灭亡的境地，最终酿成了缅北大败退的悲剧。据官方统计，中国远征军入缅总兵力40余万人，作战伤亡近２０万人，其中，至少有５万人是死于缅北大撤退的野人山。三十八师在孙立人将军的正确指挥下，到了印度兰姆伽，保存了部分实力，为后来的反攻战作出了贡献，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