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 绍 泉
湖南株洲县古镇渌口近郊南塘，解放前几年，一栋名为“曲江草堂”的中式豪宅里，大门上的门联是“风尘三尺剑，天地一茅庐”，里面住着年龄相殊的寡妇三姐妹：大姐章香花、老二薛冬梅、老三中村菊子。此外，还有她们的一群孩子。三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的亡夫，也就是这里的主人张翼鹏。张乃民国早中期湖南、重庆党政要人，官至上将，身后留下遗霜遗孤一大堆。第三夫人中村菊子，系东洋人。这位来自东瀛的太和女子，经历不凡，故事多多，鲜为人知。作者因工作关系曾与中村菊子见过一面，对这位印象中的日本美女，一直想提笔写下点文字于后人。
使女变夫人
故事还得从张翼鹏身上说起。
张氏生于1882年，1907年的留日士官，在日参加同盟会。1923年后，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陆海军大本营高参、北伐“前总”参谋长。1927年任湖南土地、军事厅长、代省主席。因追随唐生智倒蒋败北，东渡日本，充任日陆军士官学校教官。1929年元月，应召回国。蒋氏将其打入冷宫“清淡馆”，先后委以军事参议院参谋上将、代院长、议长等虚职。
张氏在日充教官期间，拥有日政府提供的别墅一栋，自雇日籍使女一人，这使女便是中村菊子。中村乃九洲大分县别府市一穷皮匠之爱女，年方十七八，生相婀娜天姿，人品端庄，聪慧过人，1929年主人归国时被特意“续雇”。中村为了一口米饭，身带只能往返一次的“渡航书”，跟着主人懵懂冒险来到了中国。此刻，已有一妻一妾年届五十有三的张翼鹏，一到长沙就哄着小美人举行闪电式婚礼，程潜、唐生智等友好要人悉数应邀参加了婚礼。
婚后，张将军深知此刻还不能送中村回“曲江草堂”定居。他把她带到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轮番旅居，在京沪生了两个儿子，一名张上海、一名张金陵。
窝居远郊东塘日
1937年，中村进入南塘“曲江草堂”作小妾，排行老三。7年后，即1944年11月，张翼鹏病故于重庆，身怀遗腹的中村尚被蒙在鼓里。老妻老妾乘机发难，分给中村几亩出租田后，便把她从“草堂”挤了出来。中村无奈，肚里怀一个，手中牵一双，移至远郊东塘几间破屋里窝居，靠着每年30担租谷过日子。是年日寇犯境，中村又携儿怀肚逃至深山老林，在险境中生下第三个儿子，孩子襁褓中传来迟到的父死噩耗。中村失去了顶梁柱，痛苦万分，遂将遗腹子取名古稀，以念亡夫年近古稀所遗。1947年她送15岁长子张上海去南京就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以减背负（张上海1949年随校赴台，曾在中央日报社工作，1908年作古）。中村母子3人从此窝居东塘十余年。
日本籍中国地主
1950年冬，土改来了，南塘“曲江草堂”里的人全部划为地主，东塘的中村也难逃例外。由于她是敌国日本人，还被关押审查数月。但土改中中村一家还是分了几亩田，母子三人开始成为作田人。中村很快学会了织毛衣、做缝纫，成了吃百家饭的手艺人。
此时，中村来中国已有20个年头，从语言、服饰、生活习俗，都已完全中国化、渌口化了。她什么都改变了，只留下一个父亲取的日本名字。她学会了汉字书写，孩子读小学读初中，她用汉语汉文辅导，她从不教孩子们一句日语，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一家子是中国人哩！
地主变外侨
大约1955年左右，县一级公安机关对散居县内的外侨进行登记管理，发换护照。盛夏一日，县局政保股朱海棠把中村约到渌口公安派出所谈话，动员她办理“外登”。当年笔者担任派出所内勤，他们谈话时在座。中村反复诉说她“已是中国人了，身边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不愿回头再作日本人了”云云。老朱和我费了很多口舌向她解释：“你的原籍是日本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仅凭这一点就得作为日侨登记”。又说：“发护照以后，余者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中村心里踏实了许多，便填写了一式两份表格，签上了几个粗壮的汉字：中村菊子。
取得侨民身份后，中村来到渌口镇上做上门功夫，她还没有缝纫机，凭着一口钢针维持生计，定居在半边街82号一所小木屋里。儿子金陵去煤矿当上了采煤工，后调汩罗市木材公司；古稀则去了株洲市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工人。
赴日探亲的日子
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村就同日本亲人失去了联系。1952年，解放军446部队驻渌口后勤医院，集中了留在各地部队中的日籍医师、护士及家属100余人，准备让他（她）们返回日本。中村闻讯后打算托信寻亲，未果。渌口镇政府曾动员中村随船回国，被中村婉言拒绝。直到1976年，中村才又萌发寻亲念头。她三次去信日本，打听亲人下落，均以“查无此人”而告终。她不得不求助于日本使馆，这一次很快得到了大姐粟林的回音。年迈的哥姐们急切希望她赴日团聚。是年冬，68岁的中村菊子乘机飞到九洲别府市，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哥姐们。久别重逢，共诉衷肠，一天到晚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个中悲欢离合，辛酸苦辣，记录下来就是一本《中村家族传奇史话》。
粟林告诉菊子，她在日本的“户籍誊本”，中国叫户口本，至今未作注销，市政府工作人员希望她回国定居。此次赴日探亲，市府提供往返机票和一年的生活费、医疗费。
中村在日本还有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亡夫张翼鹏当年在别府市居住的那个别墅还被保存着。中村望着那人去楼空的老房子，勾起了她对亡夫的思念和自己命运多舛的感伤。老头子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丢下孤儿寡母，长年肩负着连一般男人都难以挑起的担子，惨淡经营了几十年，所幸的是自己还能和孩子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她用一句“恶梦醒来是早晨”的警醒语，结束了她那久久的沉思……
爱日本更喜欢中国
中村在姐姐粟林家住了将近一年，她觉得已经足够了，打算回中国去。但亲人和市府的挽留，使她第一次遇到了两难选择。此刻的中村如同漂荡在太平洋上空的女神，朝下看，“东边是生我的日本，西边是养我的中国”。中国—日本—中国，两个镜头交替在她眼前恍动。何去何从，非此即彼，现实强迫她想了很久很多……
她想到：自己虽有任意选择的条件，但却无随意选择的权利。
她想到：日本虽有经济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一面，但对一个早已丧失劳动力的68岁老太太，其吸引力毕竟是有限的。靠日本政府救济、靠年老的哥姐提供，那算是怎么回事呀？作为一个“日图三餐，夜图一宿”的老人，还能吃几碗饭，穿几件衣哩！
她想到：子孙问题更是一个叫人揪心的问题。自己一人留在日本，那就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天伦之乐；举家迁日，两个儿子都已到不惑和天命之年，7个孙子女都未成年，一个这么大的家谁能撑得起，谁敢作经济担保？
她想到：除了老哥老姐外，自己在日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可以说举目无亲，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孤独是最可怕最折人寿的！而在渌口几十年，结识了千百熟人朋友和亲戚，每天可以听到喊菊娭毑、菊嫂子、菊婆佬、菊亲家等亲切声音。走街串门子，喝茶聊天，人情味十足。那是丢不得的，人生不可或缺的。而日本在这方面就差远了，走亲朋戚友，不事先打个电话张罗，即便坐在饭桌旁也硬是没有饭吃。平时人们也不串门，喜欢关在自家的房子里自娱自乐。
她还想到：在中国有个外侨身份，受到社区和政府尊重，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庇佑子孙，1968年古稀在单位受到不公正对待，便是外事办帮助解决的。
当她想到这里的时候，中国—北京—长沙—株洲—渌口古镇的家，像电视特写镜头一样，一一在眼前光芒四射。脑子里的幻觉出现了，她听到了小孙女在喊：“娭毑，您快回来咯！”中村不由自主地回答：“孙嘞，奶奶这就来了！”
中村身上背负的“中国元素”实在太多了，她的一颗中国心时时刻刻在跳动。当她在日本得到了一切预期的满足，便辞别了那里难以割舍的亲人，登机返回了中国故乡。
中村的中国情结源于内心，源于长期的积淀。有一件事最使她刻骨铭心，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中村凭着一张侨民特供证，从来不缺吃少穿，没有过“苦日子”。为此，她经常怀念公安局那位姓朱的同志，感谢他“把蛮”为自己办了外侨证件。
中村对人民政府也一直怀着好感，平时总是教育身边的两个儿子，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遵纪守法。古稀在文革中参加湘江风雷青锋队造反，中村规定儿子两条，第一，不准荷枪实弹。第二，不准参加打砸抢抄抓等违法活动。金陵在汩罗市则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忍当遭人白眼的“逍遥派”。
中村生于1908年5月17日，卒于1980年仲夏，享年72岁，葬于南塘。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