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景文
1965年4月，醴陵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戴着大红花，在人们敲锣打鼓、爆竹震天、喜气洋洋地欢送下，坐上酃县政府派来的汽车，高高兴兴地奔赴学习锻炼、工作生活的地方。紧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奔知青向酃县，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建设酃县山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叔叔龙福久和小乐等几个醴陵知青被分配在炎陵大队。叔叔有文化，做事稳当，性子又缓和，半年后由公社推荐去湘潭卫校学习一年零六个月，后又在炎陵人民医院实习两个月。同时，还拜当地的几位有名的草医学习中草药。他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病，注重发挥“小单方”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当地百姓身处深山老林就医看病难的问题，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就是每天背着印有“红十字”的小药箱登门串户去出诊的人。对于炎帝陵这块风水宝地，他夜半三更扒掉眼屎，都能一五一十讲给您听。那时政治空气浓，生产收入不高，大家穷得叮当响，连肚皮都填不饱，更谈不上其他纪念活动了。醴陵的知识青年晓得“神农尝百草，一日患百毒”的故事，生怕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挖墓寻宝，破坏炎帝之墓。当时，“左倾”政治气候很浓，还要慎防“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他们苦思冥想，决定为炎墓挑泥加固。泥内加入石头和石灰，堆积如小山，然后采集四季常青的“铁马根草”种上。同时对炎帝墓前后左右的香樟、桂花树等采取保护措施。1975年6月，炎陵山区山洪暴发，炎陵墓附近的几十棵香樟和桂花树被洪水冲倒，醴陵知青冒着大雨用绳子扯上扶正，把它们重新培土栽活。
农业学大寨高潮的1973年春，全国各地大办“千头猪场”“万头猪场”。酃县塘田公社鹿原陵陵大队(又称炎陵山）也积极响应。当地百姓上山砍树挖砖石，使自宋封禁千年的陵园所剩无几。知识青年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经过反复酝酿，他们决定采挖“王药根”和“生南星”等野生有毒山药，捣烂除渣留汁，夜半三更涂洒在猪栏架上。生猪咬栏架后就有死亡现象，兽医也一时难以确诊。同时，知青也串门放风，说是神农显灵，先发瘟猪，后即伤人。并说，所取砖石，应归原处，这样家禽牲畜才不会发瘟。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此言竟传入县城，引起县里有关部门的重视，即派出卫生、畜牧兽医协会人员赶赴出事地鹿原坡，但也没有查出什么原因。他们几经分析说是千年老砖有余毒，同意把原挖的砖石运回“守陵户”“荣德坊”和“宰牲亭”。知青们七手八脚地把猪栏架扛去龙潭江“消毒，从此发瘟死猪的现象也没有了。
1974年冬，全县掀起开荒种杂粮的热潮，知青们担心大队在炎陵开荒，便采集许多黄蜂与白蚁。俗话说“黄蜂叮人无救”，“地内有白蚁，作物无收成”。但大队干部还是顶“蜂”而上，放火烧山。天公作美，下了一场大雨，雨后转晴，山没烧燃，余烟熏得黄蜂满天飞，吓得开荒的人叫喊“碰到老码子了……”意指遇见鬼了。大家各奔东西，一哄而散。从此，一说起在炎陵开荒，大家就胆战心惊。大队干部只好另做打算，另择地方开荒。
“文革”结束后，下放在酃县的醴陵知青开始招工返城，但要求修复炎帝陵的呼声日高。1983年7月6日，《湖南日报》刊登呼呼“炎黄子孙要救救炎帝陵”的报道，受到中央和省市县的高度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书“神农氏炎帝之墓”，还亲自过问炎帝陵修复的进度及仿古质量。陈云批给资金，提出专款专用，不准鱼目混做假账，不准搞豆腐渣工程。1998年3月，总理朱镕基在听取湖南省委汇报炎帝陵的修复工程时，追加资金，提出西有张家界、东有炎帝陵的旅游开发决策。上面拨款，下面捐款重修炎帝陵，知青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