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景文
1965年4月,醴陵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戴着大红花,在人们敲锣打鼓、爆竹震天、喜气洋洋地欢送下,坐上酃县政府派来的汽车,高高兴兴地奔赴学习锻炼、工作生活的地方。紧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奔知青向酃县,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建设酃县山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叔叔龙福久和小乐等几个醴陵知青被分配在炎陵大队。叔叔有文化,做事稳当,性子又缓和,半年后由公社推荐去湘潭卫校学习一年零六个月,后又在炎陵人民医院实习两个月。同时,还拜当地的几位有名的草医学习中草药。他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病,注重发挥“小单方”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当地百姓身处深山老林就医看病难的问题,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就是每天背着印有“红十字”的小药箱登门串户去出诊的人。对于炎帝陵这块风水宝地,他夜半三更扒掉眼屎,都能一五一十讲给您听。那时政治空气浓,生产收入不高,大家穷得叮当响,连肚皮都填不饱,更谈不上其他纪念活动了。醴陵的知识青年晓得“神农尝百草,一日患百毒”的故事,生怕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挖墓寻宝,破坏炎帝之墓。当时,“左倾”政治气候很浓,还要慎防“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他们苦思冥想,决定为炎墓挑泥加固。泥内加入石头和石灰,堆积如小山,然后采集四季常青的“铁马根草”种上。同时对炎帝墓前后左右的香樟、桂花树等采取保护措施。1975年6月,炎陵山区山洪暴发,炎陵墓附近的几十棵香樟和桂花树被洪水冲倒,醴陵知青冒着大雨用绳子扯上扶正,把它们重新培土栽活。
农业学大寨高潮的1973年春,全国各地大办“千头猪场”“万头猪场”。酃县塘田公社鹿原陵陵大队(又称炎陵山)也积极响应。当地百姓上山砍树挖砖石,使自宋封禁千年的陵园所剩无几。知识青年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经过反复酝酿,他们决定采挖“王药根”和“生南星”等野生有毒山药,捣烂除渣留汁,夜半三更涂洒在猪栏架上。生猪咬栏架后就有死亡现象,兽医也一时难以确诊。同时,知青也串门放风,说是神农显灵,先发瘟猪,后即伤人。并说,所取砖石,应归原处,这样家禽牲畜才不会发瘟。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此言竟传入县城,引起县里有关部门的重视,即派出卫生、畜牧兽医协会人员赶赴出事地鹿原坡,但也没有查出什么原因。他们几经分析说是千年老砖有余毒,同意把原挖的砖石运回“守陵户”“荣德坊”和“宰牲亭”。知青们七手八脚地把猪栏架扛去龙潭江“消毒,从此发瘟死猪的现象也没有了。
1974年冬,全县掀起开荒种杂粮的热潮,知青们担心大队在炎陵开荒,便采集许多黄蜂与白蚁。俗话说“黄蜂叮人无救”,“地内有白蚁,作物无收成”。但大队干部还是顶“蜂”而上,放火烧山。天公作美,下了一场大雨,雨后转晴,山没烧燃,余烟熏得黄蜂满天飞,吓得开荒的人叫喊“碰到老码子了……”意指遇见鬼了。大家各奔东西,一哄而散。从此,一说起在炎陵开荒,大家就胆战心惊。大队干部只好另做打算,另择地方开荒。
“文革”结束后,下放在酃县的醴陵知青开始招工返城,但要求修复炎帝陵的呼声日高。1983年7月6日,《湖南日报》刊登呼呼“炎黄子孙要救救炎帝陵”的报道,受到中央和省市县的高度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书“神农氏炎帝之墓”,还亲自过问炎帝陵修复的进度及仿古质量。陈云批给资金,提出专款专用,不准鱼目混做假账,不准搞豆腐渣工程。1998年3月,总理朱镕基在听取湖南省委汇报炎帝陵的修复工程时,追加资金,提出西有张家界、东有炎帝陵的旅游开发决策。上面拨款,下面捐款重修炎帝陵,知青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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