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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的胸襟与气节——读《与阖族书》

2018-07-23 11:06:11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116

 

                             文/苏铁军   
                             与阖族书
  家门不幸,儿子兆先遽尔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
  近累得家信,要还居茶陵,盖闻有买田常州之说故尔。缘常州去京稍近,地利甚饶,而田价骤贱,又有诸知旧借银买田数亩,因令李顺父子前去一看,实未能弃坟墓以往。况今遭此变,就使得脱职务,亦不过老于京邑。非但不能回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故俟葬毕,即呼去仆回京也。
  比得董太守书,云为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惊愕累日。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使得归而居之,尤为得不偿失。今乃已虚名招实怨,亦何所苦而为之哉?往岁牌坊之作,在本家以为多费,而官府复屡为之,苦不早闻。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复蹈前辙而又甚焉。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用是衔哀执笔,亟达此情。望我同姓深相体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见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广乡录》尚未至,二侄不审消息如何,县渴县渴。
  ——这是李东阳的一封普通家书。言辞朴实,平白如话,雅俗共赏,脍炙人口。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高陇人。明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幼时以神童称。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居朝五十载,入阁十八年。才学渊博,文章典雅,朝廷著作多出其手。以馆阁大臣领袖文坛,“天下翕然宗之”。诗作自成一派,为一代之宗,史称“茶陵诗派”。卒赠太师,谥文正。著有《怀麓堂集》传世。
  李东阳的这封家书,充分显示了他坦荡磊落的胸襟。
  首先是在家庭私事上,李东阳有着毫不遮掩的赤诚。
  长子兆先英年早逝,对李东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李家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儿子兆先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李东阳时年已29岁。当年10月继室岳氏在生下兆先4个月后,抛下丈夫幼儿一命西归。未至而立连丧二妻,李东阳痛苦不堪。直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李东阳年已40,才生下第二个儿子兆同。不想,兆同却于弘治八年(1495),仅仅10岁便夭折了。兆先不但成了李家独苗,兼又聪明伶俐,东阳疼爱有加。许多老先生称,这后生之文,颇得其外祖父之风,“他日当有大名于世”。兆先外祖父岳正(1418-1472),人称蒙泉先生。明正统进士,以“三年知府九座桥”著称于世。蒙泉先生学识渊博,为文风骨峭劲。兆先为诗常自称得于前人,朴雅简淡。李东阳每与他谈诗论艺,称其“不假阶梯,径趋高峻”,自己当年也未能达到如此境地。不幸兆先却于27岁,科考来临之际,英年早逝。兆先去世之时,朝中士大夫与都邑邻里,都为之嗟悼不已,痛哭失声。孝宗皇上也派近臣前来吊唁。此时的李东阳年已55岁,已入晚年。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老年丧子,祸及子孙,竟然断绝了自己传宗接代的香火。他痛苦呻吟:“嗟乎,天哉!予不德,不能迓续我祖父之遗庆,积罪稔戾,以遗祸于吾子之一身。荼毒之余痛,自寻省求其端而不可得。”自此,东阳一病不起,万念俱灰,只想致仕:“哀痛摧裂,不知所措。”他上奏求退的奏疏,由此开始,渐渐地多了。
  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痛彻心肺,终归是家门私事,与他人无碍。但他相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缘此,家信中,他开门见山,劈头就是一句:“家门不幸,儿子兆先遽尔夭折。”紧接着倾诉:“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
  坦坦荡荡,毫不遮掩。赤子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是在宗族亲情上,李东阳毫无保留的信任。
  茶陵虽然是李东阳的故乡,但是自他曾祖父李文祥算起,他已是第四代的北京人了。他只是于成化八年(1472),与父亲李淳、弟弟东川一道省墓祭祖,返归茶陵一次,前后不过18天时间。茶陵,这个先辈口耳相传的“诗与远方”,这个传说中的故里,自从曾祖父入京以后,产业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李氏先人躺在坟茔之中孤寂地沉睡。即使如此,湖南、长沙乃至茶陵依然是李东阳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故乡:“吾祖怀故居,临终涕沾臆。遗言在孙子,夙夜常警惕。”他满怀深情地诉说:“我家旧在湘江东,十年只住京尘中。”“我家旧在湘南住,犹记曾闻鹧鸪处。”“一家三世客幽并,万里沅湘日夜情。”在茶陵18天,他写有《茶陵竹枝词(十首)》;之后,写有《茶陵学校记》等诗文多篇。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久久萦绕在他的梦中。这些诗文充分表现出他富贵不忘本的品格。
  所谓亲情,就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就是贴心暖心,不遗余力。对于东阳,所谓亲情,还是痛我所痛,毋庸置疑:“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是想我所想,天经地义:“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这就是说,造房的事情,很可能是宗族行为——远方的游子,何日重回母亲的怀抱?你可知道,家乡的亲人在翘首期盼?至于“借官府之声势财力”,所为失当,则是另一回事了。所谓亲情,是急我所急,自不待言:“望我同姓深相体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见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
  天经地义,毫无保留地信任、爱护,这就是东阳心目中的骨肉亲情吧。
  再次是在官府所代表的国家公器上,李东阳毫不含糊的敬重和奉献。
  这封家书写于弘治十四年(1501)。李东阳时年55岁,官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明朝正处于弘治中兴时期。内阁由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三人组成。东阳是其中的二号人物,是大明王朝的核心成员,名副其实的三公九卿。以他的地位,要一幢房子,不在话下。可是,李东阳是如何对待官府所代表的国家公器,如何对待地方官府为他造屋一事的呢?
  李东阳的这封家书,主旨就在于阻止地方官府为他造屋。文章由3段构成。第一段看似闲笔,与主旨无关,实则闲笔不闲,是为下文张本——切莫“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第二段借回复家信,进一步为下文蓄势,断言“就使得脱职务,亦不过老于京邑。非但不能回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既然不能回茶陵,故当然不必为“我”造屋;第三段则集中阐述主旨,具体论述不能为“我”造屋。这一段着重分述两点,一是个人、宗族与官府:“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使得归而居之,尤为得不偿失。”一是过去与现在:“往岁牌坊之作,在本家以为多费,而官府复屡为之,苦不早闻。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复蹈前辙而又甚焉”——过去已然追悔莫及,而现在却“复蹈前辙而又甚焉”。“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由此得出主旨:万万不可为“我”造屋。
  “万事劝君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就是李东阳——一个封建官僚的国家公器观——毫不含糊的敬重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前人在论及李东阳,说到正德初年,李东阳作为首辅大臣,与权珰刘瑾的斗争时,通常都是说,“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我说得对于李东阳的气节要从大局和细节,即大节与小节两个层面来认识。
  《论语•宪问》篇论及管仲的人品,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对于孔子的回答,李敖在《大人格和小人格》中从人格的两个层面作出了解读。第一个层面是“管仲的层面”——大人物的层面,即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层面。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能享受到他的好处。这是兼济天下,惠及百姓,泽披后世,即大气节(人品)的层面。从这个层面看,李东阳保护善类,纠正弊政,支撑危局,使大明王朝危而不倒,并为后来的“嘉靖中兴”做了准备,令人钦敬。第二个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小市民的层面,即随波逐流,仰人鼻息的层面。“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从这个层面看,李东阳与刘瑾之徒虚与委蛇,依违两可,无所坚持,节操亏欠,人所不齿。
  《论语•泰伯》篇中,分别提出了君子和士的标准:“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宪问》篇则称,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作为顾命大臣,李东阳“临大节而不可夺”,以仁为己任,修己安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时人和后人,都对李东阳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述。
  杨一清是李东阳同时代人。他以正直敢言和文治武功而著称。他在李东阳的墓志铭中评述道:“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唯见公,则改容起敬。他人瑾前论事,唯诺无敢与可否,公独事事辩析,瑾不能平,每切齿焉,卒不能害也。”“更化以来,值权奸用事,随事应变,所以解纾调济,潜消默夺,天下阴受其赐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鲜知之。是时微公,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极也!”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感叹:“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有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
  《明史•李东阳列传》评述道:“李东阳以依违蒙诟,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
  苏东坡在《留侯论》中说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由此观之,转觉健、迁之去为易,东阳之留为难。则保全善类,犹其浅焉者也。”(沈德潜《李东阳论》)黑云压城之时,李东阳展示出的,是一种过人的勇气,一种高尚的气节和人品,令人肃然。
  那么,《与阖族书》是怎样体现这一气节和人品的呢?
  首先是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怨怒诮谤亦所不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别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扪心自问,自己尚且感觉问心有愧,他人岂不埋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会想到:怨怪在所难免,误会在所难免。作者先说“于心诚不安”,然后再说“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这个顺序也耐人寻味。
  其次是自己对别人(官府)的怪罪——“官府复屡为之”。从前牌坊的制作,很可能未经过主人同意。但是,主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检查自己了吗?“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可想,自己先前并没有反对,并没有明确“辞免”啊。显然,自己也有过错,怎能一味推卸怪罪?
  这里有不满、埋怨和怪罪,但是,更多的是严于律己,检讨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二者大相径庭。在兆先去世,香火断绝,“哀痛摧裂,不知所措”时,他尤其时时反躬自省:“荼毒之余痛,自寻省求其端”。他时时痛苦地拷问自己:是否诚意正心,修道以仁;是否为政以德,修己安民;是否造福众生,经世济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斯之谓也。
  自正德元年(1506)刘健、谢迁引退后,李东阳便成了明武宗的首辅大臣。即通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李东阳并不是那么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万事如(下转第45页)(上接第16页)意。相反,他有太多烦忧。内有刘瑾之徒左右掣肘,力不从心;外有黎民百姓民不聊生,起义烽起。“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表面上,刘瑾对东阳“阳礼敬”,实际上,“瑾不能平,每切齿焉”,吹毛求疵,故意找茬。正德二年,借口东阳主编的《历代通鉴纂要》笔画浓淡不均、装订顺序颠倒等,小题大做,弹劾礼部左侍郎刘玑等编纂人员和光禄寺卿周文通等誊录人员,一并治罪。实际上杀鸡给猴看,给东阳找不是。李东阳委曲求全,向刘瑾同党焦芳、张彩等人求情,总算摆平了这个事端。“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明史•李东阳传》)正德一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平均一年发生多起。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等发动的农民起义,规模更大,最后发展到人马数十万,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李东阳运筹帷幄,百般调停,才于正德七年八月,终于把起义给扑灭了。“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百姓民生,天下兴亡,无一不让东阳牵肠挂肚,劳心烦忧——“四面湖山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相比之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喜怒哀乐,算得了什么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李东阳的气节与人品,是如此的坚贞高洁,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也。 (责任编辑:钟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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