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与阖族书
家门不幸，儿子兆先遽尔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
近累得家信，要还居茶陵，盖闻有买田常州之说故尔。缘常州去京稍近，地利甚饶，而田价骤贱，又有诸知旧借银买田数亩，因令李顺父子前去一看，实未能弃坟墓以往。况今遭此变，就使得脱职务，亦不过老于京邑。非但不能回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故俟葬毕，即呼去仆回京也。
比得董太守书，云为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惊愕累日。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使得归而居之，尤为得不偿失。今乃已虚名招实怨，亦何所苦而为之哉？往岁牌坊之作，在本家以为多费，而官府复屡为之，苦不早闻。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复蹈前辙而又甚焉。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用是衔哀执笔，亟达此情。望我同姓深相体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见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广乡录》尚未至，二侄不审消息如何，县渴县渴。
——这是李东阳的一封普通家书。言辞朴实，平白如话，雅俗共赏，脍炙人口。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高陇人。明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幼时以神童称。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居朝五十载，入阁十八年。才学渊博，文章典雅，朝廷著作多出其手。以馆阁大臣领袖文坛，“天下翕然宗之”。诗作自成一派，为一代之宗，史称“茶陵诗派”。卒赠太师，谥文正。著有《怀麓堂集》传世。
李东阳的这封家书，充分显示了他坦荡磊落的胸襟。
首先是在家庭私事上，李东阳有着毫不遮掩的赤诚。
长子兆先英年早逝，对李东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李家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儿子兆先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李东阳时年已29岁。当年10月继室岳氏在生下兆先4个月后，抛下丈夫幼儿一命西归。未至而立连丧二妻，李东阳痛苦不堪。直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李东阳年已40，才生下第二个儿子兆同。不想，兆同却于弘治八年（1495），仅仅10岁便夭折了。兆先不但成了李家独苗，兼又聪明伶俐，东阳疼爱有加。许多老先生称，这后生之文，颇得其外祖父之风，“他日当有大名于世”。兆先外祖父岳正（1418-1472），人称蒙泉先生。明正统进士，以“三年知府九座桥”著称于世。蒙泉先生学识渊博，为文风骨峭劲。兆先为诗常自称得于前人，朴雅简淡。李东阳每与他谈诗论艺，称其“不假阶梯，径趋高峻”，自己当年也未能达到如此境地。不幸兆先却于27岁，科考来临之际，英年早逝。兆先去世之时，朝中士大夫与都邑邻里，都为之嗟悼不已，痛哭失声。孝宗皇上也派近臣前来吊唁。此时的李东阳年已55岁，已入晚年。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老年丧子，祸及子孙，竟然断绝了自己传宗接代的香火。他痛苦呻吟：“嗟乎，天哉！予不德，不能迓续我祖父之遗庆，积罪稔戾，以遗祸于吾子之一身。荼毒之余痛，自寻省求其端而不可得。”自此，东阳一病不起，万念俱灰，只想致仕：“哀痛摧裂，不知所措。”他上奏求退的奏疏，由此开始，渐渐地多了。
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痛彻心肺，终归是家门私事，与他人无碍。但他相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缘此，家信中，他开门见山，劈头就是一句：“家门不幸，儿子兆先遽尔夭折。”紧接着倾诉：“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
坦坦荡荡，毫不遮掩。赤子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是在宗族亲情上，李东阳毫无保留的信任。
茶陵虽然是李东阳的故乡，但是自他曾祖父李文祥算起，他已是第四代的北京人了。他只是于成化八年（1472），与父亲李淳、弟弟东川一道省墓祭祖，返归茶陵一次，前后不过18天时间。茶陵，这个先辈口耳相传的“诗与远方”，这个传说中的故里，自从曾祖父入京以后，产业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李氏先人躺在坟茔之中孤寂地沉睡。即使如此，湖南、长沙乃至茶陵依然是李东阳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故乡：“吾祖怀故居，临终涕沾臆。遗言在孙子，夙夜常警惕。”他满怀深情地诉说：“我家旧在湘江东，十年只住京尘中。”“我家旧在湘南住，犹记曾闻鹧鸪处。”“一家三世客幽并，万里沅湘日夜情。”在茶陵18天，他写有《茶陵竹枝词（十首）》；之后，写有《茶陵学校记》等诗文多篇。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久久萦绕在他的梦中。这些诗文充分表现出他富贵不忘本的品格。
所谓亲情，就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就是贴心暖心，不遗余力。对于东阳，所谓亲情，还是痛我所痛，毋庸置疑：“吾兄弟子侄闻之，当同此一恸也。”是想我所想，天经地义：“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这就是说，造房的事情，很可能是宗族行为——远方的游子，何日重回母亲的怀抱？你可知道，家乡的亲人在翘首期盼？至于“借官府之声势财力”，所为失当，则是另一回事了。所谓亲情，是急我所急，自不待言：“望我同姓深相体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见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
天经地义，毫无保留地信任、爱护，这就是东阳心目中的骨肉亲情吧。
再次是在官府所代表的国家公器上，李东阳毫不含糊的敬重和奉献。
这封家书写于弘治十四年（1501）。李东阳时年55岁，官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明朝正处于弘治中兴时期。内阁由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三人组成。东阳是其中的二号人物，是大明王朝的核心成员，名副其实的三公九卿。以他的地位，要一幢房子，不在话下。可是，李东阳是如何对待官府所代表的国家公器，如何对待地方官府为他造屋一事的呢？
李东阳的这封家书，主旨就在于阻止地方官府为他造屋。文章由3段构成。第一段看似闲笔，与主旨无关，实则闲笔不闲，是为下文张本——切莫“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第二段借回复家信，进一步为下文蓄势，断言“就使得脱职务，亦不过老于京邑。非但不能回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既然不能回茶陵，故当然不必为“我”造屋；第三段则集中阐述主旨，具体论述不能为“我”造屋。这一段着重分述两点，一是个人、宗族与官府：“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使得归而居之，尤为得不偿失。”一是过去与现在：“往岁牌坊之作，在本家以为多费，而官府复屡为之，苦不早闻。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复蹈前辙而又甚焉”——过去已然追悔莫及，而现在却“复蹈前辙而又甚焉”。“悲怆之余，增我郁悒”。由此得出主旨：万万不可为“我”造屋。
“万事劝君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就是李东阳——一个封建官僚的国家公器观——毫不含糊的敬重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前人在论及李东阳，说到正德初年，李东阳作为首辅大臣，与权珰刘瑾的斗争时，通常都是说，“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我说得对于李东阳的气节要从大局和细节，即大节与小节两个层面来认识。
《论语•宪问》篇论及管仲的人品，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对于孔子的回答，李敖在《大人格和小人格》中从人格的两个层面作出了解读。第一个层面是“管仲的层面”——大人物的层面，即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层面。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能享受到他的好处。这是兼济天下，惠及百姓，泽披后世，即大气节（人品）的层面。从这个层面看，李东阳保护善类，纠正弊政，支撑危局，使大明王朝危而不倒，并为后来的“嘉靖中兴”做了准备，令人钦敬。第二个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小市民的层面，即随波逐流，仰人鼻息的层面。“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从这个层面看，李东阳与刘瑾之徒虚与委蛇，依违两可，无所坚持，节操亏欠，人所不齿。
《论语•泰伯》篇中，分别提出了君子和士的标准：“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宪问》篇则称，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作为顾命大臣，李东阳“临大节而不可夺”，以仁为己任，修己安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时人和后人，都对李东阳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述。
杨一清是李东阳同时代人。他以正直敢言和文治武功而著称。他在李东阳的墓志铭中评述道：“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唯见公，则改容起敬。他人瑾前论事，唯诺无敢与可否，公独事事辩析，瑾不能平，每切齿焉，卒不能害也。”“更化以来，值权奸用事，随事应变，所以解纾调济，潜消默夺，天下阴受其赐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鲜知之。是时微公，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极也!”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感叹：“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有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
《明史•李东阳列传》评述道：“李东阳以依违蒙诟，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
苏东坡在《留侯论》中说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由此观之，转觉健、迁之去为易，东阳之留为难。则保全善类，犹其浅焉者也。”（沈德潜《李东阳论》）黑云压城之时，李东阳展示出的，是一种过人的勇气，一种高尚的气节和人品，令人肃然。
那么，《与阖族书》是怎样体现这一气节和人品的呢？
首先是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怨怒诮谤亦所不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别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扪心自问，自己尚且感觉问心有愧，他人岂不埋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会想到：怨怪在所难免，误会在所难免。作者先说“于心诚不安”，然后再说“而怨怒诮谤亦所不免”，这个顺序也耐人寻味。
其次是自己对别人（官府）的怪罪——“官府复屡为之”。从前牌坊的制作，很可能未经过主人同意。但是，主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检查自己了吗？“及具书辞免，则其事已遂”，可想，自己先前并没有反对，并没有明确“辞免”啊。显然，自己也有过错，怎能一味推卸怪罪？
这里有不满、埋怨和怪罪，但是，更多的是严于律己，检讨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二者大相径庭。在兆先去世，香火断绝，“哀痛摧裂，不知所措”时，他尤其时时反躬自省：“荼毒之余痛，自寻省求其端”。他时时痛苦地拷问自己：是否诚意正心，修道以仁；是否为政以德，修己安民；是否造福众生，经世济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斯之谓也。
自正德元年（1506）刘健、谢迁引退后，李东阳便成了明武宗的首辅大臣。即通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李东阳并不是那么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万事如（下转第４５页）（上接第１６页）意。相反，他有太多烦忧。内有刘瑾之徒左右掣肘，力不从心；外有黎民百姓民不聊生，起义烽起。“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表面上，刘瑾对东阳“阳礼敬”，实际上，“瑾不能平，每切齿焉”，吹毛求疵，故意找茬。正德二年，借口东阳主编的《历代通鉴纂要》笔画浓淡不均、装订顺序颠倒等，小题大做，弹劾礼部左侍郎刘玑等编纂人员和光禄寺卿周文通等誊录人员，一并治罪。实际上杀鸡给猴看，给东阳找不是。李东阳委曲求全，向刘瑾同党焦芳、张彩等人求情，总算摆平了这个事端。“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明史•李东阳传》）正德一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平均一年发生多起。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等发动的农民起义，规模更大，最后发展到人马数十万，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李东阳运筹帷幄，百般调停，才于正德七年八月，终于把起义给扑灭了。“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百姓民生，天下兴亡，无一不让东阳牵肠挂肚，劳心烦忧——“四面湖山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相比之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喜怒哀乐，算得了什么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李东阳的气节与人品，是如此的坚贞高洁，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也。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