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安国
明正德元年十月里的一天，武宗朝的三位重臣刘健、谢迁和李东阳因不满武宗帝的荒淫和宠信宦官刘瑾，集体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在此之前,明王朝的这三位股肱大臣曾先后十几次向皇上递交过致仕申请书，都被武宗皇帝驳回了。不料，这一次武宗皇帝竟然批准了刘健与谢迁的申请，同意他俩退休，却将李东阳一人留下了。
李东阳没能致仕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甚至他的得意门生罗玘等人也对他横加指责。与李东阳在内阁共事多年的两位好友刘健与谢迁对此也颇有微词。在为刘健、谢迁举行的饯别宴会上，李东阳涕泗交加，为两位老朋友的离去而伤感不已。而刘健却严肃地说：“事已至此，还哭什么呢？假使当日能据理力争，你也就和我们一同退休了。”刘健以为李东阳不能与他俩一起退休，是李东阳自己眷恋内阁的缘由。其实，李东阳未能与刘、谢二位同时退隐，责任不在李东阳，而在于当时的东、西二宫太后和皇帝。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封建王朝，臣子的命运都捏在皇帝手上，李东阳还能擅自“离岗辞职”不成？李东阳为官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历来为人称道。刘健、谢迁与李东阳三位大臣集体递交辞呈，武宗皇帝却只留下李东阳继续辅佐，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刘健、谢迁二人的去职后，李东阳虽然还担任着内阁首辅，但与宦官刘瑾的斗争却显得势单力薄。当时，吏部尚书焦芳，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人都是刘瑾的死党，他们沆瀣一气，常常假传圣旨，处处挟制李东阳，李东阳几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武宗皇帝在内宫整天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刘瑾则趁机利用皇帝的疏政，常常挟天子而令诸侯，权倾天下。天下人恶之又惧之，朝廷众多官员敢怒却又不敢言，一时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此时，唯有李东阳能与刘瑾逶迤周旋。当时朝野上下，很多人认为李东阳的这种周旋是“软弱无能”、“没有骨气”的表现。李东阳有次上朝，见到其得意门生罗玘，主动上去打招呼，罗玘却视而不见，扭头就走。当晚李东阳收到罗玘一封信：“我今后再也不是你的学生，满朝正直的大臣都走了，你留下来还在这里丢人。对你这种人，我实在没空搭理你。”李东阳看完，气得差点吐血。
李东阳思维缜密，能高瞻远瞩，看问题比刘健和谢迁更高远。他心里很清楚：要战胜刘瑾，并非易事。刘瑾是一个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太监，武宗自幼是在他伺候下长大的，武宗称帝后则对刘瑾百般宠幸。由于上有皇帝袒护，下有同党帮衬，刘瑾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扳倒这样强大的劲敌，必须等待更好的时机。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李东阳忍辱负重，可谓殚心竭虑，费尽了心机。他利用自己内阁首辅这一特殊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与刘瑾为首的宦官奸党展开了持久而又艰苦曲折的斗争。
李东阳在与刘瑾及其爪牙周旋的同时，以自己的仁慈之心，竭尽全力保全了不少被刘瑾陷害打击的官员和无辜百姓的性命，使许多正直之士一度免遭杀戮或排斥。
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尚宝司卿崔睿奉使册封、湖广副使姚祥赴任、工部郎中张玮巡河，三人因乘轿超标，被刘瑾派遣的东厂特务发现，于是差遣官校将他们三人逮捕下狱，内批枷号两个月。崔睿和姚祥枷号于西长安门外，张玮枷于张家湾。“枷号”是把木枷架在犯人的脖子上，标明其罪状，号令示众的一种严酷的刑罚，被枷之人常常因经不住折磨而死去。其实，此前奉使远行乘轿违规者有很多人，从者也能乘驿站之马。刘瑾乱政以来，常以严格执法为名，对不听从自己意愿者，大兴冤狱，崔睿、姚祥和张玮就是这类未能依附他的人。三人被施以酷刑，命在旦夕。二十五日，李东阳出面营救，他在皇帝面前为三人开脱罪责说：“崔睿等三人曾有微薄之功。因自己不小心犯下重罪，遭此惩罚，今命在旦夕，实在值得同情。何况今已示惩戒了。望圣上稍释威严，特加宽免。”由于李东阳的积极营救，三人被提前解除枷刑，尽管他们没有免除发配辽东铁岭永远充军的惩罚，但还是保住了性命。
成化八年进士的杨一清因为没有依附刘瑾，被刘瑾发配陕西8年。好谈经济大略的杨一清曾向皇帝上疏陈述守战策略，请复守东胜，开边屯田数百亩。皇上批准了他的建议，大发帑金数十万，命令他修筑边墙，加强防务。刘瑾却借故将其罢免，筑墙工程亦随之停工。刘瑾又落井下石，诬陷他修筑边墙靡费钱财，于正德三年三月，逮其下锦衣卫狱。李东阳闻讯，急忙联合王鏊极力营救，不久，杨一清被释放。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则一律严办，不是革职，就是关入大狱，甚至处死。南京监察御史蒋钦冒死上书怒斥刘瑾弄权，请皇上诛刘瑾以谢天下，结果被刘瑾用廷杖毒打致死。正德三年六月，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奉旨往宁夏等地查办钱粮还京，奏报弹劾文武官员130多人，忤逆了刘瑾的意思。刘瑾以查办不当为由，用150斤重的大枷（此乃刘瑾的发明）将二人枷号示众于东、西长安街。七月天气炎热，二人受刑不过，得了重病，生命岌岌可危。慑于刘瑾的淫威，没人敢向皇帝求情。李东阳自告奋勇，向皇帝上书说：“以前两法司枷号囚犯，若遇上炎热天气，或另行发落。这样是伸缩法度，恩威并用，可成全朝廷优待士人之礼节。”经过李东阳努力营救，二人获释为民。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假传武宗诏书，将已经退休的刘健、谢迁二人列于53名“奸党”之首，还颁布了“奸党榜”，将20多位正直的大臣列入“奸党”，把他们或赶至南京任职，或削职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刘瑾又寻找一个借口，欲治刘健与谢迁之罪。刘瑾假传圣旨，以浙江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和上虞徐文彪4人多次上书求用为由，诬陷他们4人的后台是刘健和谢迁。刘瑾手持讼词至内阁，欲将致仕家居的刘健、谢迁抄家治罪。经李东阳百般劝解，刘瑾的态度稍趋缓和。站在一旁的焦芳极不乐意，高声叫道：“即使从轻发落，也当削去名籍。”不久，传出圣旨，将刘健、谢迁贬为平民。刘健、谢迁二人能躲过这场飞来横祸，实是“阴受其（李东阳）庇”。若没有李东阳在朝中斡旋，退休在家的刘健、谢迁就难以安度晚年了。在刘瑾专权，不断制造许多冤假错案的数年里，李东阳以一颗宽厚仁慈之心，营救了不少被刘瑾陷害囹圄的官员和无辜百姓，人数达千人。面对刘瑾肆虐横行，无恶不作，随意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官员和百姓的残酷局面，李东阳除了用智慧胆识和勇敢与刘瑾周旋斗争之外，再就是用自己清廉的作风威震奸党，不让刘瑾等人以任何寻隙陷害打击自己的把柄。在寒凝大地，万木肃杀的恶劣政治气氛中，李东阳像一颗挺立在高山之巅的苍松，任凭寒风霜雪吹打，依然巍峨凛然。焦竑在《献徵录》评价他这种以高德抗奸是“公平生所以褆身”的法宝，是很中肯的。
所以，李东阳正德年间没能及时致仕，这是天赐仁慈于朝纲，不应像有的人所指责的那样，认为是李东阳贪恋相位。倘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一起致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哩。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李东阳没有致仕，确实是利大于弊，功大于过。李东阳能够在朝廷担任首辅，这不仅挽救了众多人的性命，而且还为日后合力诛杀刘瑾积蓄了宝贵的力量，也为其后所谓的“嘉靖中兴”奠定了基础。
刘瑾专权，笼络了朝廷一批官员，焦芳、丘聚、谷大用为虎作伥，手上权力炙手可热。李东阳深知自己力量薄弱，要战胜刘瑾，必须团结一批正义志士。阁臣王鏊为人正直，但缺乏与刘瑾斗争的计谋，又与李东阳稍有嫌隙。为了顾全大局，李东阳总是克制自己，从未与王鏊发生矛盾冲突。王鏊被李东阳这种胸怀所感动，在举荐贤士时也就能够常常支持李东阳。正德二年十月，李东阳极力举荐了杨廷和（杨慎之父）调入内阁，参与机务。王鏊也投了赞成票。杨廷和的入阁，使得在内阁原本显得孤立的李东阳有了一位得力的帮手。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指挥何锦，千户周昂、丁广等杀死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姜汉等人，出给信票帖，招诱诸路军马，以诛杀刘瑾为名，拥戴安化王朱禛鐇为主，起兵作乱，气焰十分嚣张，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帝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急忙与李东阳等阁臣商量对策。李东阳见机会来了，当即说服武宗皇帝，起用已经致仕的杨一清提督军务，又有意推荐与刘瑾不和的太监张永为监军。武宗帝批准了李东阳的奏疏。
当杨一清在行军时，李东阳派亲信当面交给杨一清一封书信。杨一清轻轻地放入袖中，走入卧室，打开一看，发现书信中夹有一纸条，上面写着：“孝友毅然，期此行有功，得间以为，子余字知。”这是用暗语告诉杨一清，要结交张永，为铲除刘瑾做好各种准备。心有灵犀的杨一清自然领悟到了李东阳的良苦用心。在行军途中，他用计激怒张永，迫使其下决心揭发检举刘瑾的罪行。不久，游击将军都指挥仇鉞擒获朱禛鐇，杀死周昂、丁广等人，叛乱平息。武宗帝令杨一清班师回朝，命张永往宁夏安抚慰问。8月13日，张永返京，武宗设宴慰劳。张永乘机将缴获的安化王历数刘瑾罪状的檄书当面呈交给武宗，并联合几位太监，趁热打铁地检举揭发了刘瑾的17条罪状，弹劾刘瑾早有不轨之心。武宗皇帝见物，如梦方醒，传令连夜拘捕刘瑾。
刘瑾被捕后，督察御史旋即派人从其家中搜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第二天早晨，武宗帝命太监温祥等人将张永的奏疏送到内阁。李东阳读毕，慢声慢语地问：“结果如何？”温祥回答说：“已经收监了。”李东阳一听才松了口气，微笑着说：“此乃圣政也，天下望此已久矣！”温祥又说：“须传旨以行。”李东阳马上援笔，一气拟完诏令，呈上去。不料武宗帝竟有将刘瑾贬至南京用事之意。李东阳听闻，马上对太监们说：“若刘瑾再度被起用，肆毒当变本加厉，尔等说该如何？”张永信心百倍地说：“有我等在，置瑾于死地，该无问题。”不久，刘瑾向武宗上了一个帖子说：“奴才被抓时，钱物全被查封。如今还赤裸裸无衣，请皇上赏给奴才一二件敝衣遮体。”刘瑾的用意是想通过这个帖子让武宗看见，对自己动起恻隐之心。不料，武宗见了帖子后，果然答应了刘瑾的请求。张永等人得知后，害怕武宗帝会赦免刘瑾，急忙找李东阳商量对策。李东阳当即号令道科官员一起弹劾刘瑾。经多方施压，武宗帝迫于群情激愤，钦批凌迟处死刘瑾。
一般来说，罪行越大，凌迟的刀数越多。根据刘瑾的罪行，被判凌迟3357刀，而且，要分3天割完。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害父母亲等才够得上“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因为顺应天时，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这个十恶不赦的奸党没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至于他的财产，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
诛杀刘瑾，虽说主要是杨一清之功，但在这一过程中李东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当时的太监张永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剪除刘瑾后，杨一清曾对李东阳的门生何孟春深有感触地说：“宾之（李东阳）补天捧日，却不留一点痕迹。”200年后，乾隆时的内阁大学士彭维新也说，李东阳“锄大奸以安社稷，有功无迹，人不得而知。”今天，我们给予在这一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李东阳以应有的评价，对进一步客观全面肯定李东阳在历史上的功绩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