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应生
龙汝霖生于清道光1837年，字臣，号润之，出生于书香门庭，官仕之家，祖籍是攸县槚山龙氏家族。其为清道光丙午年科举进士，曾任教司。道光帝曾委任其为山西曲沃、高平知县，后转任于江西安远、铅山县知事，嗣升为直隶知府官员。任职期间他恪守职责，举事亲民，匡扶国安，普受民众赞誉，其事迹曾记于史册，扬名于世，是古代可敬的知县官员。
龙汝霖在山西曲沃县任知县时，时常深入民间视察民情。在视察时他得知曲沃县民众徭役过重导致民不聊生。龙汝霖深知官不为民，何以为官？此事非同小可！古人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天立心，为民立命；为经继绝学，为天下太平。最后，汝霖与衙门内阁商议以徭役摊派于田赋中，这样既解决了民众徭役过重，又未减少国家税收，两全其美。他的这一举措，民众十分喜悦，拍手叫快，称他为知民县官。
龙汝霖在高平任知县时，在深入民间调查时，发现高平县多数民众有弃农经商严重现象，从而影响了高平县的农桑大发展。“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放弃农桑耕种会导致民衣食不足。从而会导至社会动乱。“国强必民富，民富则安邦”。为唤起民众对农桑的重视，认识弃农经商的危害，他深入民众游说农桑的重要性。他还编写了《农桑辑要》一书，使农民自觉认识农桑的重要，发展农桑才是解决衣食不足的当务之急。从此，高平县的农桑生产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时高平县民间有种赛神风俗习惯，这种赛神民间活动非常隆重，搞一次赛神活动要耗资数万元，严重损害了当地民众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滋长了迷信思想。迷信思想的根源是民众文化底子差，许多贫苦农民的孩子读不上书。如果用赛神的经费用于开设义塾，有利于民众的文化事业。此事得到高平民众的拥护，从而全县设立了117所义塾，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一年，高平县发生了特大的水灾，农民耕种的粮食颗粒无收，生活无望，不少人被迫离乡背井乞讨为生。为妥善解决受灾民众的苦难，龙汝霖倡导全县所有的积谷粮仓开仓接济灾民，使受灾民众生活有了保障，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
龙汝霖在高平任知县举事亲民，为民办实事，民众得到许多实惠。高平人民称他为“爱民知县”。在他离职调任时，并送“爱民知县”的匾牌以记念。
龙汝霖处事一贯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办事果敢，秉公清廉。有一次汝霖的侍从将馆舍的器物窃于自用，他立即叫人追回原物；有巡抚沈公向他推荐录用其亲朋，他得知此人嗜好鸦片之习而予以拒绝，并向巡抚禀明：“吾录用人有两个条件：一、不赌博；二、不吸鸦片。合乎这二者条件者吾当录用”。巡抚闻言，知难而退。当时湘潭名士王凯有诗赞其曰：“怒搜文布政，狂谏沈尚方”。
龙汝霖一生擅长文学，并以诗见长，名扬当时，且与武冈邓弥兄弟统称为“湘中王子”。他著有诗集《坚白齐诗文集》8卷，日记数十篇流传于世。
龙汝霖的特立独行也反应在他的诗文中。他写《过小姑山》一诗云：“卓起群峰外，孤根九派遥，中途截吴楚，余力让金焦。霄汉空依傍，狂澜自撼摇，天心予令独立，休作女儿嘲”，真实反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
龙汝霖与湘阴县高嵩寿是好友。郭嵩寿为道光丁末年进士。曾作广东巡抚，兵部侍郎。郭崇寿曾经出使过欧洲，接受了欧洲新思想，对当时清朝的腐败现象极为不满，常以危言激论抨击时弊。当朝的保守派视他为狂人，不敢接近他。而龙汝霖视他为挚友，时与他谈论朝政。并以《闻蝉》一诗送与他。云：“敌气满天地，合飚生汝凉，撩人秋意联，忤梦怨声长。畏混愁霜露，知时熟稻染。隐情良自惜，莫忘有螳螂”。告慰和劝说郭嵩寿谨慎一点，以免罹祸。汝霖父亲龙有葵的墓志铭也为郭嵩寿所作，后其侄子龙璋亦深受郭崇寿新思想的影响，而成为湖南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
注：本文资料料主要来自台湾文谷农、魏玉燕的《百感集》。文谷农为攸县网岭镇涟滩村人，1949年去台湾，以教书为职业，后来被选为台北市攸县同乡会会长。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