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运南
近年看过一些谭钟麟的资料，越来越感觉到他是苦读与勤政的楷模，在世风不古的今天，很值得宣扬。
谭钟麟（1822年—1905），出生于茶陵高陇一个贫寒的家庭.或因曾为私塾先生的父亲的影响，自幼苦读，最终步入仕途，并且在高位30多年，政绩卓著，深得朝廷倚重。特别是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赞赏，并于1893年颁懿旨拨专款，为其在老家高陇建造了一座养老私宅——赐书堂。
关于谭钟麟苦读的故事很多，最值得相信的是其子谭延闿等人为其所写的“行状”：“家贫不能供饘粥，年十六，即授徒自给，已乃发奋读书山寺，诵习常至夜分，所处绝困厄，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入府应试，徒步数百里，往返未尝乘船车。”
高陇谭氏族谱中也能见其苦读踪迹：“余少时随温堂师读书仓下，继从康普先生受业于太白山，往来必经古城。”高陇时下还广泛流传着谭钟麟小时候在仁源、仓下两地读书的故事。这两个地方距离谭钟麟家里均有十里之遥，可见其求学之艰。
前人先贤苦读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在高陇，谭钟麟还是最值得肯定的一个，他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苦读成才，堪称楷模，值得学习。
其实，谭钟麟不但读书是楷模，勤政为官同样是楷模。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谭钟麟可算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他自1866年开始外任地方官，在知府、巡抚、布政、总督职位上任职长达36年，政绩非常突出，无论官方民间对其评价都只有两个字：“好官”。官方的评价比较主观，民间的评价相对客观，谭钟麟被当地百姓视为“好官”，殊为不易，因为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当然分得清好坏。
这个“好官”好到什么程度呢？这里略举几例：
同治五年（1866）开始，谭钟麟在杭州知府任上干了6年，任职期间“恤流亡，理狱讼，清赋税，整治海塘，浚长安河，皆称利赖。”特别是严惩杭州恶霸徐正魁、张桂林及钱塘县酷吏何秉仁等，颇受百姓称赞。说谭钟麟“真是个好官！”何秉仁因“浮收漕粮，计赋盈万。”而“逮斩之。”对豪强兼并失主田业号称荒产匿不纳租的恶行，起到了抑制作用。又“更定厘税，商民称便，筑炮台，整武备，重建文澜阁，聘名儒校刊群籍，颇以治闻。”
同治十一年（1872），谭钟麟因左宗棠疏荐授陕西布政使，继而任陕西巡抚，期间更易苛例，调和回汉关系，深得回民拥戴。回民的头面人物对谭钟麟说：“只要你谭大人在陕西当巡抚，我们回民决不闹事！”果然，他在陕西任巡抚、布政使的9年里，没有发生过回民聚众闹事的过激事件。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设粮台于陕西。谭征发立应，悉无留误，深为左所赞许。更以余暇兴办义学，立书局，疏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纺织。因故，到现在陕西一带出产的丝绸还被称为“谭公绸”。
光绪三年陕西大旱，谭钟麟督州县发积谷赈灾，严惩高陵、富平知县刘志同等办赈欺饰，奏革讯治，得受嘉奖。在陕甘总督任上，创立官车局，以供转运，又减免苛捐，稍舒民困。其督甘9年，使甘肃边远贫瘠之地，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财政收入俱增。甘肃又以久遭兵燹，士多失学，于兰州建求古书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选高才生讲肄其中，致力于发展多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下转第２3页）
（上接第１3页）谭钟麟凭借他的睿智和胆识，基本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但由于清廷“日薄西山”，他自然是无力回天了。他调任两广总督后，查办了多起税政、赌博案件，并在与英人交涉中不亢不卑、义正言辞，朝廷虽然知道他“所奏甚是”，但却并不采纳他的诤言。他深感朝廷腐败无能，加上年老且患有眼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托词请假，以还乡疗疾为名，退出官场。6年后病逝于长沙。
作为晚晴时候的重臣，谭钟麟苦读入仕，毕其一生为官勤政，其精神就是在当下也是值得推崇、宣扬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