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三刘与“南社”
熊罗生
1909年秋天，苏州巍巍高耸的虎丘塔下红叶满眼，柳亚子、陈去病、黄滨虹、朱少屏等人秘密聚会于此，随之宣告与中国同盟会相犄角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由南社过渡到新南社，再到南社纪念会，这一团体在近代中国延续了40年，汇集了当时海内外众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和军政名流，形成了一个“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和“云蒸霞蔚”的盛况。它控制了当时全国近百家新闻报刊作为其阵地，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武有黄埔，文有南社”的时代，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
虎丘塔下的振臂一呼，则在湖湘大地激起了巨大反响，杨笃生、宋教仁、黄兴等湘籍要人均成了南社的中坚分子。1924年南社湘集在长沙宣告成立，并出版了《南社湘集》的社刊。在群贤毕至，鸿儒荟萃的南社队伍中，湖南醴陵籍社员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宁调元、傅熊湘、文湘芷、王芃生、文斐、刘师陶等均来自醴陵。据统计，南社醴陵籍成员有26位，南社湘集醴陵籍成员有42位。这一数字在同期全国其他县份中是不曾有的。除宁调元、傅熊湘外，醴陵“刘氏三贤”——刘泽湘、刘谦、刘鹏年与南社的关系非同一般。
三刘同出一门，系兄弟、父子、叔侄关系且又同隶南社，为南社社员中罕见。他们与南社渊源深厚，南社、新南社、南社纪念会、南社湘集的名册均留有三刘的名字。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学家、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幼年时即随父刘谦参加过南社的雅集活动，成为南社中的一段佳话。
醴陵是我国最早冲破封建主义籓篱的县份之一，在近代涌现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风云人物。那里乡民劲直尚气，刚健质朴，由于大多为闽赣移民，较有开拓创世激情，加之兴学之风至清末时甚盛，新学亦随之得以风行于里巷市井。三刘稍长后，都得以在醴陵渌江书院就读。时左宗棠、陈增玉、秦炳直、刘揆一等一大批名人曾先后出任书院山长，对醴陵人文竟进、人才勃兴均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渌江书院与岳麓书院一同合奏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旋律。在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中，三刘度过了各自的童年和少年，为后来各自的文学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一门同出三贤的根本所在。
刘泽湘，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07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得以与革命巨擘黄兴、宋教仁等人一同切磋探求救国救民之策。1910年从日本返回国内，他与同盟会会员龙璋一道，密组了同盟会湘支部，在湖湘大地开展革命斗争。同年，他与谭延闿等人一道为囚禁于狱达3年之久的同乡革命志士宁调元具结，使其释出。“二次革命”爆发，他佐程潜护国军入湘，被授予五等嘉禾勋章。张勋复辟，他又随护法军自粤入湘，参赞军机。他是南社中最早的会员之一，与柳亚子、陈去病、宁调元等人过从甚密，并常有信札往来和互和唱酬之作。在南社中，刘泽湘其诗名与革命者齐称。他与南社中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宁调元、周仲穆、周实等人一样，堪称南社精英。
刘谦，在南社中以豪侠仁义、乐于助人著称。1907-1908年，宁调元在长沙被囚3年，锐志不堕，仍不辍读书著述，所阅书籍凡2000余种，这些书均由刘谦提供。为此他常常往返于醴陵、长沙之间，在朋友中多方求索、四处搜罗，以满足宁调元的读书需求。“二次革命”失败，宁调元在武汉就义，他闻耗火速从长沙赶往武昌，并亲自护其柩归葬于醴陵西山，其间花费全由刘谦个人承担。后来他又多方搜集宁调元烈士著作，并与柳亚子多次商讨烈士著作编辑体例和询告烈士著述下落。最后与柳亚子一道捐资刊印了《太一遗书》，使宁调元烈士著述得以留传后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宁调元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又多方搜集资料，并写下了《宁调元革命纪略》一文，以详实史料和8000余言的篇幅，展示了烈士的丰功伟绩，此文至今仍为研究宁调元以及南社的珍贵史料。社员傅熊湘客死皖中，刘谦亦从长沙赴皖，护柩返湘，并出资厚葬。尔后他又解囊编辑了傅熊湘的《钝安遗集》，凡六巨册。此外，他还多次邀约同社的胡朴安、蔡孒民、于右任等名流来醴陵等地讲学，对乡梓人文和学风起了很大推进作用。南社湘集成立，他是主要发起者之一，并积极参加和资助社事活动，使南社湘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刘鹏年，1941年（年方18岁）经社长柳亚子亲自介绍加入南社，后在文坛中迅速崛起，日渐成为新一代南社成员的杰出代表。1924年南社湘集成立，傅熊湘被推为社长，但社中的实际工作却由刘鹏年担任。傅熊湘辞世，他继任社长，并主持了《南社湘集》后8期的编辑发行工作。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湘集》的发行工作遂中断。新南社成立，刘鹏年亦到会参加，作为南社湘集的代表，在新南社中占有重要的席位。
“三刘”志趣相同，但在为人和创作上却各有特点和擅长。
在文学创作上，刘泽湘长于七言诗行，其识见广博，典故入诗贴切。诗词清丽不俗。其所作《过西山展辟友(即宁调元)墓》和《题醴陵兵灾图》等，笔锋犀利，揭露暴政，鼓舞士气，句句铿锵。他的《小端溪砚铭》，诗云“端溪之砚傲且坚，以之耕田屡丰年。子孙耕之传万代，永无沧桑之变迁”，亦是他勤于笔耕，以吟诗述作为乐为生的真实写照。
与刘泽湘相比，刘谦为文较多，下笔放言，动辄千言而若江河倾泻，无所滞碍。他为文严谨，述言叙事均恰如其分。他的诗词多系感时之作，无拘无束。“死生勘破十年前，后死安归却见怜。愿共友情拼一笑，声声声震梵五天”——这是他《哭宁太一诗并序》长诗的末句，诗中对烈士勘破生死关的豪迈气慨多有颂赞，也表明了自己为烈士未竟之志而要“声震梵五天”的决心。他一生除吟诵述作之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晚年又为湖南和平起义穿针引线，功劳卓著。
刘鹏年文学天赋甚高，诗词歌赋均佳，精于国学且才思敏捷，其五言诗更是出手不凡，其诗句“红树爱冬睛”广为时人传诵，并从此在诗坛有“红冬睛”之誉。他一生勤勉努力，好学深思，感时抚事，创作颇多，先后著有《涉江集》、《清凉山游记》、《峨嵋游记》等。诗词清新隽永、自成体系，在南社诗词活动中，占有重要之地。
醴陵“三刘”虽不是近代文坛中一流作家，但留下了许多伤时感世，记叙现实的平实之作，从中观照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追索探求，苦闷傍徨，挺身奋起的人生轨迹，让人读后获益良多。值得欣喜的是，三刘遗著已由刘谦之子刘佛年先生多方搜集，并在其逝世之前终得付梓，芳泽后世。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