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运南
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的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的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都堪称文学巨匠。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所形成的以诗赋形式为主导的建安文学，体现了浩然大气、慷慨悲凉的风格，这与他们的帝王身份和当时的动荡时局是分不开的。北宋的三苏虽非帝王，也因为致仕为官，心性豪放不羁，且文学创作丰盛而蜚声文坛，齐刷刷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氏父子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传唱千古。或许，较之三曹三苏，晚清的茶陵三谭（谭钟麟、谭延闿、谭泽闿）并不逊色。只是因为出现较晚，且相对而言，他们的主要成就不在文赋诗词而在书法，并有被政绩掩盖之嫌，因而未被文史学家们所重视。
谭钟麟（1822—1905）出生于茶陵高陇一个叫石床的小山村。石床谭姓是当地落籍较早的一个家族，势力显赫。在谭钟麟出生之前，其家族已在前山建了家庙塾馆——蟠藤仙，族内子弟可在其中读书。谭钟麟因为家贫，16岁开始在蟠藤仙白天当“先生”，以获取有限的生活贴补；晚上刻苦自学，以丰富自身学识，常常是秉烛达旦。咸丰六年，他徒步千里赶考，取得了功名。关于谭钟麟的贫寒家境，石床人至今传说着两件事：一是去参加考试之前招待同窗好友，但他不知道家中缺米，其母面有难色，悄悄告诉谭钟麟。他略一沉思，对母亲说：“没关系，待会看我的。”等母亲做好了饭，他邀好友入座，母亲首先满满盛了一碗饭端上来，他随即接过来说：“娘，我们这些读书人不比苦力，哪能吃得这许多。”随后把大部分倒回去，好友们碍于面子装斯文，也都只接受了他盛来的半碗饭。二是谭钟麟考中进士后，有报子来家报喜，为招待报子，正在高陇街做事的父亲从朋友处借米，因为没带装米的东西，就便用衣服包裹回家。
兴许就是贫寒的家境锻造了谭钟麟善谋的智慧与倔强的个性，为官后一直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敢说敢做，颇负盛名，是一个受百姓称赞的“好官”。
同治三年（1864），摄政王奕訢得罪了慈禧太后。慈禧下旨要罢免他。依照惯例，先交内阁议决。当时，谭钟麟为“记名”御史。参加了这次“阁议”。
大臣们听说要“阁议”罢免奕诉事，有的幸灾乐祸，想借此为自己的升迁铺平道路；有的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主持“阁议”者更是早就拟写好了“免议、遵旨”的奏章让大家签名。许多人连看也不看，就签了名。当时，谭钟麟位卑言微，按常理只能是人云亦云。可奏章传到他手中时，他认真阅读，出人意料地拒绝签名，历声作色说：“上意未定，才命内阅议决。我们就应当认真议决，怎能草率签名？我不签名！我要单独上奏！”说完拂袖离去。会后，他与多位官员联名上奏，力陈“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夙夜在公，尚无遗误。伏念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上下一心，共资康济”。慈禧看了奏章，意识到事关重大，怕出乱子，遂降旨“命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件事足以说明谭钟麟不惧上，不畏权，能秉公以国事大局为重。
自同治五年（1866）开始，谭钟麟外放任职，首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等职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恤流亡，理狱讼，清赋税，整治海塘，浚长安河，皆称利赖。”特别是严惩杭州恶霸徐正魁、张桂林及钱塘县酷吏何秉仁等，颇受百姓称赞。说谭钟麟“真是个好官”。何秉仁因“浮收漕粮，计赋盈万”而“逮斩之”。对豪强兼并失主田业号称荒产匿不纳租的恶行，起到了抑制作用。又“更定厘税，商民称便，筑炮台，整武备，重建文澜阁，聘名儒校刊群籍，颇以治闻。”
同治十一年（1872），谭钟麟因左宗棠疏荐授陕西布政使，继而任陕西巡抚，期间更易苛例，调和回汉关系，深得回民拥戴。回民的头面人物对谭钟麟说：“只要你谭大人在陕西当巡抚，我们回民决不闹事！”果然，他在陕西任巡抚、布政使的9年里，没有发生回民聚众闹事的过激事件。
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设粮台于陕西。谭征发立应，悉无留误，深为左所赞许。更以余暇兴办义学，立书局，疏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纺织。因故，到现在陕西一带出产的丝绸还被称为“谭公绸”。
光绪三年陕西大旱，谭钟麟督州县发积谷赈灾，严惩高陵、富平知县刘志同等办赈欺饰，奏革讯治，得受嘉奖。在陕甘总督任上，创立官车局，以供转运，又减免苛捐，稍舒民困。其督甘9年，使甘肃边远贫瘠之地，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财政收入俱增。又因甘肃久遭兵燹，士多失学，故于兰州建求古书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选高才生讲肄其中，致力于发展多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虽然谭钟麟凭借他的睿智和胆识，基本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但由于清廷“日薄西山”，他自然是无力回天了。特别是调任两广总督后，查办多起税政、赌博案件，并在与英人交涉中不亢不卑，义正言辞，朝廷虽然知道他“所奏甚是”，但却并不采纳他的诤言，他深感朝廷腐败无能，加上年老且患有眼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托词请假，以还乡疗疾为名，退出官场。6年后病逝于长沙。
谭钟麟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政廉明，他的诗文书法也毫不逊色，与其人品、官品可谓是相得益彰。尤其在书法方面，虽非职业书家，修为却很精到。他的“插槿预为兰定界；种松先与鹤营巢。”最具代表性。估计这是他在陕西任职时书赠友人的作品，内容以插槿设定绿色的篱笆，规划种植兰花范围，栽种松树招来百鸟筑巢，勾画出一幅绿草如茵、奇花争艳、苍松闲鹤、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画面，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这副对联系行楷，字形方中略长，笔画粗细一致，似有“二王”书风，但师法得于颜柳，并有米南宫清逸超迈、天趣空灵的意境。尤其是“定” “巢”二字如同“颜行”的翻板，上下联气息中正冲和，为一气呵成，并有随意轻松之感，使人耳目一新。
虎父无犬子，他的三子谭延闿（1879—1930）、五子谭泽闿（1889—1947）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众多子嗣中，谭钟麟最得意的是三子谭延闿。据说他曾请相面术士为各子相面预测前途，术士独言三公子前途无量，但极可能与父亲背道而驰。谭因此担心他学坏，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从严管教。在经史之外，严命谭延闿苦练书法，“曾日临麻姑经二百遍。”驻陕西时也有意让他学骑射，故而谭延闿能文能武。让他没想到的是，谭延闿并非如相面术士所言走向他的反面，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博取了进士功名，而且在随后的仕途历练中如鱼得水，终于位极人臣，成为三主湘政、两主国政的“政坛不倒翁”。比起他父亲谭钟麟来，他更懂得通权达变，颇为同僚们所肯定。“许多幕僚间的纷争事宜皆由他从中调停”，他因此也被称为“药中甘草”。其书法造诣尤甚，冠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于右任老先生也对他为人为官为学的品行钦佩有加，由衷地称赞他“民国一完人”。
许多人对谭延闿婉拒宋美龄求婚并促成蒋宋联姻一事颇有疑虑，其实这与他的身世有关。少年时候的谭延闿对被人叫做“小三公子”的名号不解，问母亲李太夫人，夫人噙着眼泪厉声作色告诉他：“因为你母亲是小老婆，被人瞧不起，所以你一定要懂事争气，要出人头地！”自此谭延闿对母亲百般孝顺，并发誓不娶小纳妾。其母逝世出殡安葬那天，因为李夫人系小老婆，按家族惯例出殡只能走后门不能走前门，谭延闿大闹丧堂，并亲自攀附棺木之上，迫使出殡走前门。因为母亲的缘故，谭延闿坚持不续弦，当宋美龄放话“非谭延闿不嫁，除非谭延闿亲自为她作媒。”时，他主动认宋母为干娘，和宋美龄结成兄妹，并很识时务的牵线蒋介石，促成了蒋宋联姻。但是，宋美龄对谭恋情难忘，坚持不生育，并把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认做干女儿，延续着对谭的崇拜与敬仰。这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情缘佳话。
同为婢女所生的胞弟谭泽闿也受“庶出”影响，从小被人瞧不起，“泽闿少孤，能自振拔，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曾书明德中学‘乐诚堂’额。清末授巡守道，分发湖北，刚刚上任，即逢武昌起义爆发，遂折返长沙。从此绝意仕进”，转而潜心书法。受其兄影响，取法颜真卿，兼工汉隶，善诗能画。民国时南京“国民政府”牌匾即为其所书。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也是他所书，沿用至今。他的“书法自成一家，风格近翁同龢，雄浑腴美，尤工‘擘窠书’（大字），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后迁居上海，一直以卖字谋生。“泽闿作书，取润低廉，求者甚众，但仍不订高润例；有求书市招，亦不自高身价，乐意应之，为艺林所推崇。”“喜集藏，搜集清代书家真迹甚丰，尤以钱沣、刘墉、何绍基、翁同龢四家书法最富。善作诗，平素以诗书会友，不与权贵交。”与其兄谭延闿热衷政事形成鲜明对照，著有《止义斋集》行世。
一门两进士，两代三书家。谭钟麟父子三人皆为饱学之士，为人为官各有选择，也各有特色，文法书道却很近似，尤其是行楷书法造诣致臻成熟，自成一体，影响广大而深远，亦如建安三曹、眉山三苏以及东晋二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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