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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茶陵三谭

2015-01-06 18:45:18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664

文/彭运南



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的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的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都堪称文学巨匠。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所形成的以诗赋形式为主导的建安文学,体现了浩然大气、慷慨悲凉的风格,这与他们的帝王身份和当时的动荡时局是分不开的。北宋的三苏虽非帝王,也因为致仕为官,心性豪放不羁,且文学创作丰盛而蜚声文坛,齐刷刷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氏父子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传唱千古。或许,较之三曹三苏,晚清的茶陵三谭(谭钟麟、谭延闿、谭泽闿)并不逊色。只是因为出现较晚,且相对而言,他们的主要成就不在文赋诗词而在书法,并有被政绩掩盖之嫌,因而未被文史学家们所重视。
谭钟麟(1822—1905)出生于茶陵高陇一个叫石床的小山村。石床谭姓是当地落籍较早的一个家族,势力显赫。在谭钟麟出生之前,其家族已在前山建了家庙塾馆——蟠藤仙,族内子弟可在其中读书。谭钟麟因为家贫,16岁开始在蟠藤仙白天当“先生”,以获取有限的生活贴补;晚上刻苦自学,以丰富自身学识,常常是秉烛达旦。咸丰六年,他徒步千里赶考,取得了功名。关于谭钟麟的贫寒家境,石床人至今传说着两件事:一是去参加考试之前招待同窗好友,但他不知道家中缺米,其母面有难色,悄悄告诉谭钟麟。他略一沉思,对母亲说:“没关系,待会看我的。”等母亲做好了饭,他邀好友入座,母亲首先满满盛了一碗饭端上来,他随即接过来说:“娘,我们这些读书人不比苦力,哪能吃得这许多。”随后把大部分倒回去,好友们碍于面子装斯文,也都只接受了他盛来的半碗饭。二是谭钟麟考中进士后,有报子来家报喜,为招待报子,正在高陇街做事的父亲从朋友处借米,因为没带装米的东西,就便用衣服包裹回家。
兴许就是贫寒的家境锻造了谭钟麟善谋的智慧与倔强的个性,为官后一直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敢说敢做,颇负盛名,是一个受百姓称赞的“好官”。
同治三年(1864),摄政王奕訢得罪了慈禧太后。慈禧下旨要罢免他。依照惯例,先交内阁议决。当时,谭钟麟为“记名”御史。参加了这次“阁议”。
大臣们听说要“阁议”罢免奕诉事,有的幸灾乐祸,想借此为自己的升迁铺平道路;有的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主持“阁议”者更是早就拟写好了“免议、遵旨”的奏章让大家签名。许多人连看也不看,就签了名。当时,谭钟麟位卑言微,按常理只能是人云亦云。可奏章传到他手中时,他认真阅读,出人意料地拒绝签名,历声作色说:“上意未定,才命内阅议决。我们就应当认真议决,怎能草率签名?我不签名!我要单独上奏!”说完拂袖离去。会后,他与多位官员联名上奏,力陈“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夙夜在公,尚无遗误。伏念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上下一心,共资康济”。慈禧看了奏章,意识到事关重大,怕出乱子,遂降旨“命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件事足以说明谭钟麟不惧上,不畏权,能秉公以国事大局为重。
自同治五年(1866)开始,谭钟麟外放任职,首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等职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恤流亡,理狱讼,清赋税,整治海塘,浚长安河,皆称利赖。”特别是严惩杭州恶霸徐正魁、张桂林及钱塘县酷吏何秉仁等,颇受百姓称赞。说谭钟麟“真是个好官”。何秉仁因“浮收漕粮,计赋盈万”而“逮斩之”。对豪强兼并失主田业号称荒产匿不纳租的恶行,起到了抑制作用。又“更定厘税,商民称便,筑炮台,整武备,重建文澜阁,聘名儒校刊群籍,颇以治闻。”
同治十一年(1872),谭钟麟因左宗棠疏荐授陕西布政使,继而任陕西巡抚,期间更易苛例,调和回汉关系,深得回民拥戴。回民的头面人物对谭钟麟说:“只要你谭大人在陕西当巡抚,我们回民决不闹事!”果然,他在陕西任巡抚、布政使的9年里,没有发生回民聚众闹事的过激事件。
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设粮台于陕西。谭征发立应,悉无留误,深为左所赞许。更以余暇兴办义学,立书局,疏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纺织。因故,到现在陕西一带出产的丝绸还被称为“谭公绸”。
光绪三年陕西大旱,谭钟麟督州县发积谷赈灾,严惩高陵、富平知县刘志同等办赈欺饰,奏革讯治,得受嘉奖。在陕甘总督任上,创立官车局,以供转运,又减免苛捐,稍舒民困。其督甘9年,使甘肃边远贫瘠之地,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财政收入俱增。又因甘肃久遭兵燹,士多失学,故于兰州建求古书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选高才生讲肄其中,致力于发展多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虽然谭钟麟凭借他的睿智和胆识,基本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但由于清廷“日薄西山”,他自然是无力回天了。特别是调任两广总督后,查办多起税政、赌博案件,并在与英人交涉中不亢不卑,义正言辞,朝廷虽然知道他“所奏甚是”,但却并不采纳他的诤言,他深感朝廷腐败无能,加上年老且患有眼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托词请假,以还乡疗疾为名,退出官场。6年后病逝于长沙。
谭钟麟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政廉明,他的诗文书法也毫不逊色,与其人品、官品可谓是相得益彰。尤其在书法方面,虽非职业书家,修为却很精到。他的“插槿预为兰定界;种松先与鹤营巢。”最具代表性。估计这是他在陕西任职时书赠友人的作品,内容以插槿设定绿色的篱笆,规划种植兰花范围,栽种松树招来百鸟筑巢,勾画出一幅绿草如茵、奇花争艳、苍松闲鹤、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画面,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这副对联系行楷,字形方中略长,笔画粗细一致,似有“二王”书风,但师法得于颜柳,并有米南宫清逸超迈、天趣空灵的意境。尤其是“定” “巢”二字如同“颜行”的翻板,上下联气息中正冲和,为一气呵成,并有随意轻松之感,使人耳目一新。
虎父无犬子,他的三子谭延闿(1879—1930)、五子谭泽闿(1889—1947)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众多子嗣中,谭钟麟最得意的是三子谭延闿。据说他曾请相面术士为各子相面预测前途,术士独言三公子前途无量,但极可能与父亲背道而驰。谭因此担心他学坏,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从严管教。在经史之外,严命谭延闿苦练书法,“曾日临麻姑经二百遍。”驻陕西时也有意让他学骑射,故而谭延闿能文能武。让他没想到的是,谭延闿并非如相面术士所言走向他的反面,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博取了进士功名,而且在随后的仕途历练中如鱼得水,终于位极人臣,成为三主湘政、两主国政的“政坛不倒翁”。比起他父亲谭钟麟来,他更懂得通权达变,颇为同僚们所肯定。“许多幕僚间的纷争事宜皆由他从中调停”,他因此也被称为“药中甘草”。其书法造诣尤甚,冠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于右任老先生也对他为人为官为学的品行钦佩有加,由衷地称赞他“民国一完人”。
许多人对谭延闿婉拒宋美龄求婚并促成蒋宋联姻一事颇有疑虑,其实这与他的身世有关。少年时候的谭延闿对被人叫做“小三公子”的名号不解,问母亲李太夫人,夫人噙着眼泪厉声作色告诉他:“因为你母亲是小老婆,被人瞧不起,所以你一定要懂事争气,要出人头地!”自此谭延闿对母亲百般孝顺,并发誓不娶小纳妾。其母逝世出殡安葬那天,因为李夫人系小老婆,按家族惯例出殡只能走后门不能走前门,谭延闿大闹丧堂,并亲自攀附棺木之上,迫使出殡走前门。因为母亲的缘故,谭延闿坚持不续弦,当宋美龄放话“非谭延闿不嫁,除非谭延闿亲自为她作媒。”时,他主动认宋母为干娘,和宋美龄结成兄妹,并很识时务的牵线蒋介石,促成了蒋宋联姻。但是,宋美龄对谭恋情难忘,坚持不生育,并把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认做干女儿,延续着对谭的崇拜与敬仰。这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情缘佳话。
同为婢女所生的胞弟谭泽闿也受“庶出”影响,从小被人瞧不起,“泽闿少孤,能自振拔,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曾书明德中学‘乐诚堂’额。清末授巡守道,分发湖北,刚刚上任,即逢武昌起义爆发,遂折返长沙。从此绝意仕进”,转而潜心书法。受其兄影响,取法颜真卿,兼工汉隶,善诗能画。民国时南京“国民政府”牌匾即为其所书。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也是他所书,沿用至今。他的“书法自成一家,风格近翁同龢,雄浑腴美,尤工‘擘窠书’(大字),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后迁居上海,一直以卖字谋生。“泽闿作书,取润低廉,求者甚众,但仍不订高润例;有求书市招,亦不自高身价,乐意应之,为艺林所推崇。”“喜集藏,搜集清代书家真迹甚丰,尤以钱沣、刘墉、何绍基、翁同龢四家书法最富。善作诗,平素以诗书会友,不与权贵交。”与其兄谭延闿热衷政事形成鲜明对照,著有《止义斋集》行世。
一门两进士,两代三书家。谭钟麟父子三人皆为饱学之士,为人为官各有选择,也各有特色,文法书道却很近似,尤其是行楷书法造诣致臻成熟,自成一体,影响广大而深远,亦如建安三曹、眉山三苏以及东晋二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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