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炎陵县题诗之真伪
史铁良
本世纪初，某晚报头版头条以《炎陵农民偶遇残诗，解开千古文史一谜》为题报道：年初在炎陵县（原名酃县——引者）瓜寮山婆婆仙摩崖发现骆宾王题诗《漫成一首》，由于年久剥蚀，仅能辨认出三句：“小家各西东。玉□□八月，□□荒野中。”又称，检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在该书卷5找到了原诗，诗云：“阿溪世业空，小家各西东。玉盘圆八月，雁落荒野中。从容效范蠡，路漫思屈公。孤蓬从此去，叶飘随秋风。”该报认为，这一发现，解决了文史千古一谜云云。
骆宾王的下落确实是个谜。据史书、杂记所载，关于骆氏结局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死于反武氏失败之时。第二，出家至灵隐。第三，兵败逃亡。唐郗云卿序《骆宾王文集》说：“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郗与骆为同时代人，《新唐书》本传极有可能采用郗说，谓：“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种种说法，使宾王的下落显得扑朔迷离，有的颇具传奇色彩。
笔者读了某晚报的报导后，立即查了《骆临海集笺注》，不仅卷5中无《漫成一首》，而且翻遍全书也未找到。又检《全唐书》，以《漫成》为题的诗，只有杜甫的《漫成二首》，李商隐的《漫成三首》和《漫成五首》，内容均与骆诗无涉。那么，该诗是否有其他题目呢？于是查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仍然一无所获。后查1994年版《酃县志》，该《志》第20篇“文化、体育”中，《漫成一首》竞赫然在目。《志》云：瓜寮摩崖，位于十都乡瓜寮村婆婆仙。相传唐骆宾王避武氏之难来酃，赋诗《漫成一首》，诗云（略），乡人尹朴将诗刻于婆婆仙棋盘石。字为阴刻楷书，约10×8厘米见方。因年久剥蚀，明末吉水司马陈玉过此，仅识“小”“八”“荒”三字。事情有点蹊跷，为寻根究底，笔者与同好一道赴炎陵县。在该县档案馆，我们查看了历代《酃县志》，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初，已毁于兵火，现存最早的是康熙九年所修，该书卷四“寺观”有如下记载：“骆宾王，县东六十里瓜寮山，唐骆丞为□陵之难，潜身至此，赋诗其上，乡人尹朴为镌之石。历年既久，剥蚀殆尽。明末吉水李司马陈玉过此，犹识有‘小’‘八’‘荒’三字。”以后的乾隆《志》、同治《志》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记载。清人编《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三“艺文”十九“金石”五“骆宾王诗碑”条所引为《酃县林志》（即乾隆《酃县志》，林俞藩修）。明末离现在四五百年，那时从瓜寮山摩崖仅能辨识“小”“八”“荒”三字，又加上几百年的风雨剥蚀，何以反而越来越清晰，竟能辨认出三句十一字？令人大惑不解。于是，我们便去海拔1400米的瓜寮山作实地考察。山路陡峭，弯弯曲曲，但大部分铺有石块，显然是古人铺就，这可能是湘、赣间的古驿道。我们拾级而上，真要感谢祖先，使我们减少了多少攀登的艰辛。登上山顶，只见一股泉流喷涌而出，真奔山下，泉流之上，巨石如累卵，不知经过了多少万年，依旧岿然屹立,不由人不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之造化的奇妙。在一巨石旁，搭有一小而简陋的帝姥殿，殿中石壁上刻有横排的“小”“八”“荒”三字，即新《酃县志》所说：“阴刻楷书，约10×8厘米见方”者，字凹进去较深，涂有石灰，痕迹清楚。这显然是现代好事者根据旧《酃县志》的有关记载所为，决非原刻。至于某晚报报道的能辨识的三句话，则遍寻不见，帝姥殿旁有一巨石，平整如桌面，很可能就是县志所说的棋盘石，经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雕刻的痕迹，这些说明，所谓的三句话，纯属乌有先生言。
就我们所知，最早著录《漫成一首》全文是酃县文化馆编辑的《湘山》（总第4期，1984年10月出版），该期杂志载有《骆宾王在酃县》一文，《漫成一首》就出现在该文中。文中说，兵败后，骆宾王逃往衡州知府李敬玄处，又应衡州记室尹枘之请，在去吉州的路上到他酃县老家小憩。在酃县又与尹枘之弟尹朴一见如故，临别，宾王赋《漫成一首》。骆走后，尹朴雇人将诗刻在巨石上。1994年版《酃县志》收入《漫成一首》，当是来源于《湘山》所载。为了进一步弄清这首诗的来历，我们走访了《骆宾王在酃县》一文的作者之一张先生。他说20世纪70年代，他在瓜寮山所在的十都乡工作，那里流传着有关骆宾王的一些传说（上述骆氏在酃县的情节就属传说的内容），并从当地老人口中记下了这首诗，他称之为“口碑”。对于这一说法，有三点值得怀疑：其一，既是口耳相传，到过瓜寮山，见到诗碑的明末司马李陈玉或千余年来的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听到，也未见有人记录，而直到当代才突然出现？其二，民歌以其通俗易懂，可以长期口耳相传，而一般文人诗却难以这样，因为它的“文”，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难以读懂，谈何口耳相传。就以《漫成一首》首句“阿溪世业空”来说，它涉及扬州兵败的史实及历史地理，现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未必能理解，“阿溪”二字就足以使他们不知所云，何况古时没有掌握文化的农民。这样的诗歌能在农民口中流传一千多年，且一字不错，岂非天方夜谭？其三，初唐时，五言律诗的格律已趋严整，骆宾王的五律就已如此，而此诗多有不合格律处，不像骆氏所作。以上三点疑问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漫成一首》便是一首不清不白、来历不明的诗，与现在瓜寮山摩崖“小”“八”“荒”三字一样，该诗也当是现代好事者所为。如果是民间故事，尽管加工、改编，而作为历史和新闻，决不能这样，它必须真实。修地方志就是修史，对于一些无根之谈，即使它有轰动效应，也不可采用，否则它的真实性就会令人生疑，至少将为后人增添辨伪的麻烦。传统学术有一原则：无征不信。这一原则对于现代修史、研究，仍然是适用的。
方志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从方志中搜集资料是考证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撇开新版《酃县志》，旧《酃县志》等方志有关骆宾王的记载当不是空穴来风。我们知道，武则天依靠酷吏消灭政敌的手段极为残忍，徐敬业的漏网亲故为躲避武后的迫害，必然逃往荒远偏僻之地。据史书记载，徐氏亲属竟“窜迹胡越”，那么，骆宾王亡命过酃县就极有可能。该县地处井冈山一带，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很适合躲避朝廷追捕。再说，骆氏与酃县本毫无瓜葛，他虽然是初唐四杰之一，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并不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一流人物，即使从名人效应出发，也没有必要将他生拉硬拽到瓜寮山，捏造更大的名人至此赋诗，不是更具备名人效应吗？可是旧《酃县志》等却只有骆宾王至此赋诗的记载，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亡命中到过这里。况且记载此事的不仅是《酃县志》，还有其他地方志：1、《衡州府志》。酃县在元代隶衡州路，明、清均隶衡州府。乾隆《衡州府志》卷七谓：“骆宾王碑在县东六十里瓜寮山。唐骆丞为庐陵之难，潜身至此，赋诗其上。乡人尹朴为镌之石。明末吉水李司马陈玉过此，犹见‘小’‘八’‘荒’三字。”2、《吉水县志》。承一位中学教师抄示江西《吉水县志》有关此事的资料，现录于下：“骆宾王避武氏之难，在酃县帝母婆婆殿赋诗《漫成一首》。乡人尹朴将诗刻于婆婆殿棋盘石壁上，字为楷书。明末吉水司马李陈玉过此，录于簿，颇以为珍贵。”3.《嘉庆通志》。该《志》引有关记载后，有如下按语：“《新唐书·文艺传》：宾王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敬业败后，亡命不知所之。则其足迹或曾至楚，故有此诗。县志‘瓜寮’下空一字，《衡州府志》作‘瓜寮’。”4.《湖南通志》。已见上述。这几种方志关于骆氏诗碑的记载基本相同，因而笔者认为骆氏“潜身至此，赋诗其上”的说法，基本可信。遥想当年骆氏亡命瓜寮山，面对汹涌的泉流，奇异的巨石，自己暮年落魂江湖，前路茫茫，吉凶未卜，此情引景能不兴起身世之感？《漫成一首》当是其写照。
至于乡人尹朴为之镌石的时间，武后当政期间的可能性极小。那时，徐敬业的祖父开国元勋徐勣都被株连，追削官爵，剖坟斫棺，谁敢冒武氏之雌威，为一造反的重犯树碑？勒石时间当在武氏死后。中宗复辟后，如何对待扬州事件，颇费周折，一方是与之有着恩恩怨怨的亲母——则天大圣皇后，一方是拥护他继大统而起兵的旧臣。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置徐敬业不论，为其祖父徐勣平反。唐代，谋反为十恶之首，犯此罪者，祖孙兄弟缘坐。徐敬业祖父既然能够平反，扬州事件不属谋反就在不言之中了。奉敕编集宾王文集的郗云卿在序中称之为“起义”，从中也可窥见当时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中宗又“降敕搜搜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骆宾王文集序》），这样作实际是为宾王恢复名誉。此事距扬州兵败约二十年之后，只有这时，才可在瓜寮山堂而皇之地为骆诗勒石。
在古今有关骆宾王的研究中，未见有引用上述方志者，我们剔去其中的一些不实之词，旧《酃县志》等有关骆宾王的记载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肯定骆宾王在反武则天失败后，既未伏诛，也未投水，更不会有灵隐故事，而是亡命天涯，也就是说，证实了郗云卿和《新唐书》之说，其他二说均可否定。二是骆宾王去世时间的上限应推后一年。现在一般将他的死年定在684年，即扬州兵败的一年。扬州兵败是在嗣圣元年（684年），宾王随徐敬业自高邮奔扬州，“悉焚其图籍”，又至镇州，再至泰县，企图入海逃亡朝鲜，但为风所阻，徐为部将所杀。宾王或只身或携家人亡命，其时他已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路躲躲藏藏，辗转来到湖南酃县境，期间至少穿越四个省，费时当在两个月以上，这说明公元685年2月他仍然在世。三是为考证骆宾王的下落提供了线索。他在逃亡过程中，途径湖南酃县，并在那里赋诗《漫成一首》。至于骆宾王之最后结局如何，因无可靠资料，难以确定。所以，这千古一谜，仍有待破解。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