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炎陵县题诗之真伪
史铁良
本世纪初,某晚报头版头条以《炎陵农民偶遇残诗,解开千古文史一谜》为题报道:年初在炎陵县(原名酃县——引者)瓜寮山婆婆仙摩崖发现骆宾王题诗《漫成一首》,由于年久剥蚀,仅能辨认出三句:“小家各西东。玉□□八月,□□荒野中。”又称,检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在该书卷5找到了原诗,诗云:“阿溪世业空,小家各西东。玉盘圆八月,雁落荒野中。从容效范蠡,路漫思屈公。孤蓬从此去,叶飘随秋风。”该报认为,这一发现,解决了文史千古一谜云云。
骆宾王的下落确实是个谜。据史书、杂记所载,关于骆氏结局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死于反武氏失败之时。第二,出家至灵隐。第三,兵败逃亡。唐郗云卿序《骆宾王文集》说:“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郗与骆为同时代人,《新唐书》本传极有可能采用郗说,谓:“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种种说法,使宾王的下落显得扑朔迷离,有的颇具传奇色彩。
笔者读了某晚报的报导后,立即查了《骆临海集笺注》,不仅卷5中无《漫成一首》,而且翻遍全书也未找到。又检《全唐书》,以《漫成》为题的诗,只有杜甫的《漫成二首》,李商隐的《漫成三首》和《漫成五首》,内容均与骆诗无涉。那么,该诗是否有其他题目呢?于是查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仍然一无所获。后查1994年版《酃县志》,该《志》第20篇“文化、体育”中,《漫成一首》竞赫然在目。《志》云:瓜寮摩崖,位于十都乡瓜寮村婆婆仙。相传唐骆宾王避武氏之难来酃,赋诗《漫成一首》,诗云(略),乡人尹朴将诗刻于婆婆仙棋盘石。字为阴刻楷书,约10×8厘米见方。因年久剥蚀,明末吉水司马陈玉过此,仅识“小”“八”“荒”三字。事情有点蹊跷,为寻根究底,笔者与同好一道赴炎陵县。在该县档案馆,我们查看了历代《酃县志》,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初,已毁于兵火,现存最早的是康熙九年所修,该书卷四“寺观”有如下记载:“骆宾王,县东六十里瓜寮山,唐骆丞为□陵之难,潜身至此,赋诗其上,乡人尹朴为镌之石。历年既久,剥蚀殆尽。明末吉水李司马陈玉过此,犹识有‘小’‘八’‘荒’三字。”以后的乾隆《志》、同治《志》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记载。清人编《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三“艺文”十九“金石”五“骆宾王诗碑”条所引为《酃县林志》(即乾隆《酃县志》,林俞藩修)。明末离现在四五百年,那时从瓜寮山摩崖仅能辨识“小”“八”“荒”三字,又加上几百年的风雨剥蚀,何以反而越来越清晰,竟能辨认出三句十一字?令人大惑不解。于是,我们便去海拔1400米的瓜寮山作实地考察。山路陡峭,弯弯曲曲,但大部分铺有石块,显然是古人铺就,这可能是湘、赣间的古驿道。我们拾级而上,真要感谢祖先,使我们减少了多少攀登的艰辛。登上山顶,只见一股泉流喷涌而出,真奔山下,泉流之上,巨石如累卵,不知经过了多少万年,依旧岿然屹立,不由人不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之造化的奇妙。在一巨石旁,搭有一小而简陋的帝姥殿,殿中石壁上刻有横排的“小”“八”“荒”三字,即新《酃县志》所说:“阴刻楷书,约10×8厘米见方”者,字凹进去较深,涂有石灰,痕迹清楚。这显然是现代好事者根据旧《酃县志》的有关记载所为,决非原刻。至于某晚报报道的能辨识的三句话,则遍寻不见,帝姥殿旁有一巨石,平整如桌面,很可能就是县志所说的棋盘石,经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雕刻的痕迹,这些说明,所谓的三句话,纯属乌有先生言。
就我们所知,最早著录《漫成一首》全文是酃县文化馆编辑的《湘山》(总第4期,1984年10月出版),该期杂志载有《骆宾王在酃县》一文,《漫成一首》就出现在该文中。文中说,兵败后,骆宾王逃往衡州知府李敬玄处,又应衡州记室尹枘之请,在去吉州的路上到他酃县老家小憩。在酃县又与尹枘之弟尹朴一见如故,临别,宾王赋《漫成一首》。骆走后,尹朴雇人将诗刻在巨石上。1994年版《酃县志》收入《漫成一首》,当是来源于《湘山》所载。为了进一步弄清这首诗的来历,我们走访了《骆宾王在酃县》一文的作者之一张先生。他说20世纪70年代,他在瓜寮山所在的十都乡工作,那里流传着有关骆宾王的一些传说(上述骆氏在酃县的情节就属传说的内容),并从当地老人口中记下了这首诗,他称之为“口碑”。对于这一说法,有三点值得怀疑:其一,既是口耳相传,到过瓜寮山,见到诗碑的明末司马李陈玉或千余年来的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听到,也未见有人记录,而直到当代才突然出现?其二,民歌以其通俗易懂,可以长期口耳相传,而一般文人诗却难以这样,因为它的“文”,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难以读懂,谈何口耳相传。就以《漫成一首》首句“阿溪世业空”来说,它涉及扬州兵败的史实及历史地理,现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未必能理解,“阿溪”二字就足以使他们不知所云,何况古时没有掌握文化的农民。这样的诗歌能在农民口中流传一千多年,且一字不错,岂非天方夜谭?其三,初唐时,五言律诗的格律已趋严整,骆宾王的五律就已如此,而此诗多有不合格律处,不像骆氏所作。以上三点疑问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漫成一首》便是一首不清不白、来历不明的诗,与现在瓜寮山摩崖“小”“八”“荒”三字一样,该诗也当是现代好事者所为。如果是民间故事,尽管加工、改编,而作为历史和新闻,决不能这样,它必须真实。修地方志就是修史,对于一些无根之谈,即使它有轰动效应,也不可采用,否则它的真实性就会令人生疑,至少将为后人增添辨伪的麻烦。传统学术有一原则:无征不信。这一原则对于现代修史、研究,仍然是适用的。
方志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从方志中搜集资料是考证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撇开新版《酃县志》,旧《酃县志》等方志有关骆宾王的记载当不是空穴来风。我们知道,武则天依靠酷吏消灭政敌的手段极为残忍,徐敬业的漏网亲故为躲避武后的迫害,必然逃往荒远偏僻之地。据史书记载,徐氏亲属竟“窜迹胡越”,那么,骆宾王亡命过酃县就极有可能。该县地处井冈山一带,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很适合躲避朝廷追捕。再说,骆氏与酃县本毫无瓜葛,他虽然是初唐四杰之一,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并不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一流人物,即使从名人效应出发,也没有必要将他生拉硬拽到瓜寮山,捏造更大的名人至此赋诗,不是更具备名人效应吗?可是旧《酃县志》等却只有骆宾王至此赋诗的记载,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亡命中到过这里。况且记载此事的不仅是《酃县志》,还有其他地方志:1、《衡州府志》。酃县在元代隶衡州路,明、清均隶衡州府。乾隆《衡州府志》卷七谓:“骆宾王碑在县东六十里瓜寮山。唐骆丞为庐陵之难,潜身至此,赋诗其上。乡人尹朴为镌之石。明末吉水李司马陈玉过此,犹见‘小’‘八’‘荒’三字。”2、《吉水县志》。承一位中学教师抄示江西《吉水县志》有关此事的资料,现录于下:“骆宾王避武氏之难,在酃县帝母婆婆殿赋诗《漫成一首》。乡人尹朴将诗刻于婆婆殿棋盘石壁上,字为楷书。明末吉水司马李陈玉过此,录于簿,颇以为珍贵。”3.《嘉庆通志》。该《志》引有关记载后,有如下按语:“《新唐书·文艺传》:宾王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敬业败后,亡命不知所之。则其足迹或曾至楚,故有此诗。县志‘瓜寮’下空一字,《衡州府志》作‘瓜寮’。”4.《湖南通志》。已见上述。这几种方志关于骆氏诗碑的记载基本相同,因而笔者认为骆氏“潜身至此,赋诗其上”的说法,基本可信。遥想当年骆氏亡命瓜寮山,面对汹涌的泉流,奇异的巨石,自己暮年落魂江湖,前路茫茫,吉凶未卜,此情引景能不兴起身世之感?《漫成一首》当是其写照。
至于乡人尹朴为之镌石的时间,武后当政期间的可能性极小。那时,徐敬业的祖父开国元勋徐勣都被株连,追削官爵,剖坟斫棺,谁敢冒武氏之雌威,为一造反的重犯树碑?勒石时间当在武氏死后。中宗复辟后,如何对待扬州事件,颇费周折,一方是与之有着恩恩怨怨的亲母——则天大圣皇后,一方是拥护他继大统而起兵的旧臣。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置徐敬业不论,为其祖父徐勣平反。唐代,谋反为十恶之首,犯此罪者,祖孙兄弟缘坐。徐敬业祖父既然能够平反,扬州事件不属谋反就在不言之中了。奉敕编集宾王文集的郗云卿在序中称之为“起义”,从中也可窥见当时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中宗又“降敕搜搜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骆宾王文集序》),这样作实际是为宾王恢复名誉。此事距扬州兵败约二十年之后,只有这时,才可在瓜寮山堂而皇之地为骆诗勒石。
在古今有关骆宾王的研究中,未见有引用上述方志者,我们剔去其中的一些不实之词,旧《酃县志》等有关骆宾王的记载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肯定骆宾王在反武则天失败后,既未伏诛,也未投水,更不会有灵隐故事,而是亡命天涯,也就是说,证实了郗云卿和《新唐书》之说,其他二说均可否定。二是骆宾王去世时间的上限应推后一年。现在一般将他的死年定在684年,即扬州兵败的一年。扬州兵败是在嗣圣元年(684年),宾王随徐敬业自高邮奔扬州,“悉焚其图籍”,又至镇州,再至泰县,企图入海逃亡朝鲜,但为风所阻,徐为部将所杀。宾王或只身或携家人亡命,其时他已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路躲躲藏藏,辗转来到湖南酃县境,期间至少穿越四个省,费时当在两个月以上,这说明公元685年2月他仍然在世。三是为考证骆宾王的下落提供了线索。他在逃亡过程中,途径湖南酃县,并在那里赋诗《漫成一首》。至于骆宾王之最后结局如何,因无可靠资料,难以确定。所以,这千古一谜,仍有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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