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宜准
宋代以前，醴陵还属瘴疬卑湿、榛狉草莽的南蛮之地，先进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过长江后，到达醴陵县时已成了强弩之末。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一口气兴创了七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其中，位居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因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培养人才最多，而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之首选。
随着书院的兴盛，醴陵一时文风蔚起，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之一。然而，醴陵人在科举场上走得并不顺利，自隋朝至清末整个科举时代，醴陵只有进士40人，举人217人，贡士393人，从未出过一个状元，这也成为醴陵人历史上一个永远的遗憾。
一、醴陵书院的缘起
在我国古代有两种办学体制，一种是“官学”，即纳入国家办学体系的讲学机构。另一种则是“私学”，即民间出资办学的讲学场所。
唐开元年，醴陵才允许百姓开办私学；明清时期，醴陵以塾馆较多；民国时，分布全县。在私塾当中又分蒙馆和经馆，蒙馆专教幼童启蒙，主要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幼学琼林》《杂字》为主。经馆则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教授经籍为主。
而对于“书院”一词的出现，据历史文献记载，“书院”始于唐代，唐玄宗时期建丽正殿书院，后来改集贤殿书院，但这只是朝廷藏书和修书的地方，并非教育机构。而真正作为讲学授徒、培育人才的书院，应属于南唐，因为当时有一所白鹿洞学馆，也就是后来的白鹿洞书院。而书院之兴，却是宋，到了北宋，全国各地出现大大小小的书院上百家，以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等书院尤为著名。从北宋到明清，书院不断发展，对我国教育事业、传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私立塾馆和经馆的发展基础之上，醴陵的书院才得以兴起和发展。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的私学从唐代到宋初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蒙馆、经馆遍及乡野，私学设备齐全。对于发展到书院层次，在这个阶段，还是尚欠火候。所以，直到宋朝，醴陵才建立第一所高等学府“莱山书院”。
二、醴陵书院的传承
据《醴陵县志》记载，莱山书院始建于宋朝，地址在古莱山，据历史学家考证为现在八步桥乡枫树桥村的癞子山附近。创办人为吕东莱。宋代大学名家朱熹曾评价吕东莱“足以为范”。乡人羡慕他的才学，相继登门就教，东莱先生就在讲学之地建起莱山书院。
明正德二年改为东莱书院。现在渌江书院山门对联中的“道接东莱”就是指秉承东莱书院流传的理学正统学术理论。
宋代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期间，朱熹曾多次到醴陵讲学。和醴陵大儒吕祖嫌相交深厚，两人一同研读注解二程的学说，撰写出理学巨著《近思录》。醴陵人仰慕二人才学，为纪念两位理学大师共同著书这段盛事，建起“近思书院”，地址选在朱子祠旁边，为醴陵第一中学青云山上。
宋乾道年间，朱熹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从福州途径醴陵上任，邀请他的学生醴陵贡生黎贵臣（字昭文）到岳麓书院讲学。后来，黎贵臣回到醴陵，并居住于城南玉屏山，并建有“昭文书院”。
宋醇佑年间，醴陵人还在西山办起了醴陵“西山书院”,此书院为渌江书院的前身。
明朝，醴陵人在江东坊建有“江东书院”，地址就是现在的江源小区。清同治八年，东堡人彭之冕捐资对书院进行修缮，在院前建起一座大观塔，也就是现在的财源塔。目前书院已毁，只有塔存。
明代另一座书院和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名儒王守仁有关。明正德二年，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赴任途经醴陵留宿泗洲寺，曾作七律《过泗洲寺》：“风雨偏从险道当，泥深没马陷车厢。虚传鸟道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远道渐看连暝色，晚霞会喜见朝阳，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羲编坐夜长”。诗句反映其身处险恶仕途中的郁愤心情，却又企盼东山再起的愿望。
三年后，刘瑾伏诛，王守仁奉诏还京途中，仍住泗洲寺，但是心态截然不同，又题诗一首《重过泗洲寺》：“渌水西头泗洲寺，今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笑我清癯不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王守仁两次客寓醴陵，先后在泗洲寺和靖兴寺旁的渌江书院讲学，留有《过靖兴寺》诗二首。其一“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洞庭藏日月，潭穴隐风雷。欲寻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其二“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王守仁复出后，后官至兵部尚书，死后谥文成。
嘉靖二十三年，王守仁门生，名学者邹守益来醴，在泗洲寺右首金华观讲学。二年后，著名学者罗洪先也到泗洲寺讲学。崇祯六年，知县朱三才在城北文昌阁旁建超然书院，以纪念这位理学大师。清康熙六年，改名文成书院。
醴陵书院之中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渌江书院。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地址在城东青云山学宫旧址（今醴陵一中校内）。道光九年迁建于西山今址。民国，书院被改为学堂。书院从创立至今，历时250余年，是湘东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
三、渌江书院的发展
渌江书院自青云山迁至西山，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院前有千年古樟，右下方有泉水清澈见底，水味甘甜，饮后精神振奋、焕然一新，称为“洗心泉”。左前有宋名臣祠、靖兴寺，分别祭祀南宋三位醴陵籍名臣和唐将李靖。书院鼎盛时期，均辟为斋舍。院内正中为讲堂，祀有“万世师表”孔子画像。右边有一排清代考棚，左侧为斋堂。
据《渌江书院志》记载，宋乾道三年朱熹从福建到潭州访张栻，经醴陵归崇安，在青云山学宫（渌江书院前身）讲学。绍熙五年朱熹知潭州，再次到青云山学宫讲学。
清乾隆八年改建学宫于按察司行署故址。乾隆十八年，在城中朱子祠之右，以延续了宋、元、明三代的学宫故地为址，由知县管乐倡建，首任山长为陈梦元。乾隆十九年知县杨鸾续修渌江书院。乾隆二十一年知县田彬完缮渌江书院，并将义学田租移渌江书院，复倡士民捐田十二硕三斗八升，作书院学产。乾隆二十五年知县秦克让为书院捐田九斗五升四合，岁收租谷十六硕二升，扩充学产。乾隆四十年余廷灿掌教渌江书院。乾隆五十二年知县赵贵览及顾振声、教谕欧阳契相继修葺书院。乾隆五十三年知县樊寅捷继修渌江书院。
清嘉庆初年张九钺在历官江西南丰、峡江、南昌及广东始兴、保昌、海阳短县后，到渌江书院主讲，写有《渌江桥望映水芙蓉》等词。
清道光九年知县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于西山，也就是宋淳祐年间的西山书院遗址处，旧院概作考棚，新院分三进六斋。道光十二年王继之来渌江书院主教席。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任渌江书院山长，依朱子小学订学规八则。
清咸丰六年知县崔斌捐钱四百串，并劝县绅捐田十九石一斗，为书院山长增薪，解决因修脯太薄而“讲席空悬”问题。并崔知县始详准，改“上宪荐引”山长为县官与书院首士聘请。咸丰十年左宗棠率军出江西援祁门，途经醴陵，与渌江书院诸生谈笑甚欢。
清光绪三年，由文蔚起等主修，刘清荪等纂辑《渌江书院志》，共六卷。光绪五年，知县连华令设经课，置书藏兴贤堂，对生童加强训诂词章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教谕陈寿伦倡建宋名臣祠（称三公祠），祀宋代醴陵名臣杨大异、吴猎、皮龙荣等。因肆业者增多，将靖兴寺增为“日新斋”，宋名臣祠内增改“又新斋”。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四、醴陵书院的山长
渌江书院自创办至光绪三十年改办高等小学堂止，前后约151年，出任山长者不下于50人。渌江书院创办之始肄业人数有80余名，光绪年间增至200人。讲习内容以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为主，兼设训诂、辞章之学。书院原置有膏火田、修脯田，年收租600担，作为山长延聘教师薪水和肄业学生生活补贴、文具用品之需。当时渌江书院对择聘山长十分慎重，其《择聘公禀》曰：“培植人材端由庠序，维持风化道在师儒。故立教惟期有方，以言教当以身教，而择师尤所宜慎，求经师更求人师。”虽然薪俸菲薄，但志于正学传人之师儒，仍热心乐于来这里传道授业，而渌江书院则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除了山长左宗棠家喻户晓，山长中还有诸多贤俊，他们为醴陵教育、文化的发展和人文思想的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
陈梦元，湖南攸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工诗古文词，乾隆年间两主渌江书院，前后掌教9年。余廷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掌教渌江书院4年。张九钺，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得中通明榜。嘉庆初年主讲渌江书院。李在青，湖南湘潭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内阁中书。嘉庆年间掌教渌江书院。王继之，湖南湘潭人，嘉庆年间附贡生，历署湖南安乡、慈利、永兴教谕，嘉禾训导，道光十二年掌教渌江书院。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道光十七年掌教渌江书院。
罗汝怀，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拔贡，以文字之学称于世。道光二十年前后主讲渌江书院。
黄兆麟，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工书法，善诗文。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任渌江书院山长。文岳英，湖南衡山人，道光年间拔贡，由举人官户部江西司主事，方略馆纂修，咸丰年间任渌江书院山长。萧玉铨，江西萍乡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国史馆协修。咸丰十年前后掌教渌江书院。邱庆浩，湖南浏阳人，道光举人，同治初年出任渌江书院山长。罗正钧，湖南湘潭人，光绪十一年举人，官天津保定知府，湖南、山东提学使，学崇船山。光绪十七年主讲渌江书院一年。
秦炳直，湖南湘潭人，光绪元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福州知府、江西按察使等职。光绪十八年掌教渌江书院。萧大遒，湖南益阳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主讲渌江书院。吴德襄，湖南醴陵人，咸丰拔贡，官城步教谕，宝庆、永州府教授40余年，擅诗文，兼工行楷，光绪二十九年任渌江书院山长。
五、书院的人才培养
醴陵书院继承了宋明理学道统，为振兴醴陵文教作出巨大贡献。在众书院之中，渌江书院尤为突出，办学近150年，培养了大批英才，显示了醴陵书院雄厚的实绩。从现在所保留的数据资料分析，肄业于渌江书院的人员主要走向三个方面：一是从政从军，二是从教从文，三是经济技术。
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杰出代表有革命先驱宁调元、教育名家文俊铎、南社诗人傅熊湘、民国财长袁家普、爱国将领李明灏、工人领袖李立三、湖南家长程潜、黄埔虎将陈明仁、军事名家蔡申熙、抗日名将左权、黄埔名将邓文仪、开国上将宋时轮、革命烈士陈觉、历史学家黎澍、书法名家李铎等。
书院培育了济济人才，虽然这些人的进步和成功绝不可统统归功于书院，他们或多或少都受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但毕竟都曾就学于书院，这也是一座古老书院的荣幸。
六、书院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书院，是民间教育发展起来的一种办学形式，它的出现对铺筑醴陵教育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醴陵书院始建于宋，元明过渡，至清进入鼎盛时期，有近千年的历史。历经莱山书院、昭文书院、西山书院、超热书院、近思书院、江东书院、渌江书院等，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之士。
除少数人步入仕途，绝大多数则家居乡里。他们恪守书院传统，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学精神，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播儒学文化，散发书院文化。是儒家文化、书院精神在醴陵广为传播、辐射，从而对醴陵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书院促进了醴陵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醴陵的尊师重教风气很浓，在古代，上至官绅，下至百姓，对教育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和尊重。尊师重教风气延续至今，芳风不歇，砥砺常新。这一风气的形成，与醴陵书院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书院形成了良好的好学、治学之风。提倡良好学风是书院创办的宗旨，从古代许多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可以看出。如理学家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就特别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提倡勤学好问。且醴陵历代书院多处青山绿水之间，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为醴陵古代学子提供了发奋读书，刻苦钻研，潜心治学的良好环境。
再次，书院促进了醴陵社会道德教化。书院在学术传授上，从宋代开始便是提倡朱学、陆学、浙学三大理学学说。到了元代主要以朱学为主，明代大兴陆学、王心学，清代便崇尚汉学。不同的朝代传授的学术虽然主张各异，但贯穿的基本教义始终未曾脱离孔孟之道，都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导的道德教育。通过书院散发出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风化了醴陵社会，形成了醴陵文化的主流。随着时代变迁，历史演化，也就形成了醴陵独特的美德新风，如忠贞不渝、刚正不阿、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
总之，通过书院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千万学子，弥散到醴陵社会，让醴陵整个社会历史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引导了社会风气的正确方向。它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促进了醴陵重教兴学之风的形成和延续，促进了醴陵历史文化底蕴的形成，为国家直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醴陵社会文明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鲲，刘谦：《醴陵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邬明显：《醴陵文化千年书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醴陵市志编撰委员会编：《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
[4]醴陵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渌江书院》，1989年。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