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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历代书院考略

2018-12-27 17:30:25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119
文/欧宜准

  宋代以前,醴陵还属瘴疬卑湿、榛狉草莽的南蛮之地,先进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过长江后,到达醴陵县时已成了强弩之末。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一口气兴创了七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其中,位居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因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培养人才最多,而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之首选。
  随着书院的兴盛,醴陵一时文风蔚起,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之一。然而,醴陵人在科举场上走得并不顺利,自隋朝至清末整个科举时代,醴陵只有进士40人,举人217人,贡士393人,从未出过一个状元,这也成为醴陵人历史上一个永远的遗憾。
  一、醴陵书院的缘起
  在我国古代有两种办学体制,一种是“官学”,即纳入国家办学体系的讲学机构。另一种则是“私学”,即民间出资办学的讲学场所。
  唐开元年,醴陵才允许百姓开办私学;明清时期,醴陵以塾馆较多;民国时,分布全县。在私塾当中又分蒙馆和经馆,蒙馆专教幼童启蒙,主要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幼学琼林》《杂字》为主。经馆则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教授经籍为主。
  而对于“书院”一词的出现,据历史文献记载,“书院”始于唐代,唐玄宗时期建丽正殿书院,后来改集贤殿书院,但这只是朝廷藏书和修书的地方,并非教育机构。而真正作为讲学授徒、培育人才的书院,应属于南唐,因为当时有一所白鹿洞学馆,也就是后来的白鹿洞书院。而书院之兴,却是宋,到了北宋,全国各地出现大大小小的书院上百家,以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等书院尤为著名。从北宋到明清,书院不断发展,对我国教育事业、传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私立塾馆和经馆的发展基础之上,醴陵的书院才得以兴起和发展。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的私学从唐代到宋初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蒙馆、经馆遍及乡野,私学设备齐全。对于发展到书院层次,在这个阶段,还是尚欠火候。所以,直到宋朝,醴陵才建立第一所高等学府“莱山书院”。
  二、醴陵书院的传承
  据《醴陵县志》记载,莱山书院始建于宋朝,地址在古莱山,据历史学家考证为现在八步桥乡枫树桥村的癞子山附近。创办人为吕东莱。宋代大学名家朱熹曾评价吕东莱“足以为范”。乡人羡慕他的才学,相继登门就教,东莱先生就在讲学之地建起莱山书院。
  明正德二年改为东莱书院。现在渌江书院山门对联中的“道接东莱”就是指秉承东莱书院流传的理学正统学术理论。
  宋代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期间,朱熹曾多次到醴陵讲学。和醴陵大儒吕祖嫌相交深厚,两人一同研读注解二程的学说,撰写出理学巨著《近思录》。醴陵人仰慕二人才学,为纪念两位理学大师共同著书这段盛事,建起“近思书院”,地址选在朱子祠旁边,为醴陵第一中学青云山上。
  宋乾道年间,朱熹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从福州途径醴陵上任,邀请他的学生醴陵贡生黎贵臣(字昭文)到岳麓书院讲学。后来,黎贵臣回到醴陵,并居住于城南玉屏山,并建有“昭文书院”。
  宋醇佑年间,醴陵人还在西山办起了醴陵“西山书院”,此书院为渌江书院的前身。
  明朝,醴陵人在江东坊建有“江东书院”,地址就是现在的江源小区。清同治八年,东堡人彭之冕捐资对书院进行修缮,在院前建起一座大观塔,也就是现在的财源塔。目前书院已毁,只有塔存。
  明代另一座书院和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名儒王守仁有关。明正德二年,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赴任途经醴陵留宿泗洲寺,曾作七律《过泗洲寺》:“风雨偏从险道当,泥深没马陷车厢。虚传鸟道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远道渐看连暝色,晚霞会喜见朝阳,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羲编坐夜长”。诗句反映其身处险恶仕途中的郁愤心情,却又企盼东山再起的愿望。
  三年后,刘瑾伏诛,王守仁奉诏还京途中,仍住泗洲寺,但是心态截然不同,又题诗一首《重过泗洲寺》:“渌水西头泗洲寺,今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笑我清癯不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王守仁两次客寓醴陵,先后在泗洲寺和靖兴寺旁的渌江书院讲学,留有《过靖兴寺》诗二首。其一“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洞庭藏日月,潭穴隐风雷。欲寻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其二“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王守仁复出后,后官至兵部尚书,死后谥文成。
  嘉靖二十三年,王守仁门生,名学者邹守益来醴,在泗洲寺右首金华观讲学。二年后,著名学者罗洪先也到泗洲寺讲学。崇祯六年,知县朱三才在城北文昌阁旁建超然书院,以纪念这位理学大师。清康熙六年,改名文成书院。
  醴陵书院之中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渌江书院。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地址在城东青云山学宫旧址(今醴陵一中校内)。道光九年迁建于西山今址。民国,书院被改为学堂。书院从创立至今,历时250余年,是湘东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
  三、渌江书院的发展
  渌江书院自青云山迁至西山,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院前有千年古樟,右下方有泉水清澈见底,水味甘甜,饮后精神振奋、焕然一新,称为“洗心泉”。左前有宋名臣祠、靖兴寺,分别祭祀南宋三位醴陵籍名臣和唐将李靖。书院鼎盛时期,均辟为斋舍。院内正中为讲堂,祀有“万世师表”孔子画像。右边有一排清代考棚,左侧为斋堂。
  据《渌江书院志》记载,宋乾道三年朱熹从福建到潭州访张栻,经醴陵归崇安,在青云山学宫(渌江书院前身)讲学。绍熙五年朱熹知潭州,再次到青云山学宫讲学。
  清乾隆八年改建学宫于按察司行署故址。乾隆十八年,在城中朱子祠之右,以延续了宋、元、明三代的学宫故地为址,由知县管乐倡建,首任山长为陈梦元。乾隆十九年知县杨鸾续修渌江书院。乾隆二十一年知县田彬完缮渌江书院,并将义学田租移渌江书院,复倡士民捐田十二硕三斗八升,作书院学产。乾隆二十五年知县秦克让为书院捐田九斗五升四合,岁收租谷十六硕二升,扩充学产。乾隆四十年余廷灿掌教渌江书院。乾隆五十二年知县赵贵览及顾振声、教谕欧阳契相继修葺书院。乾隆五十三年知县樊寅捷继修渌江书院。
  清嘉庆初年张九钺在历官江西南丰、峡江、南昌及广东始兴、保昌、海阳短县后,到渌江书院主讲,写有《渌江桥望映水芙蓉》等词。
  清道光九年知县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于西山,也就是宋淳祐年间的西山书院遗址处,旧院概作考棚,新院分三进六斋。道光十二年王继之来渌江书院主教席。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任渌江书院山长,依朱子小学订学规八则。
  清咸丰六年知县崔斌捐钱四百串,并劝县绅捐田十九石一斗,为书院山长增薪,解决因修脯太薄而“讲席空悬”问题。并崔知县始详准,改“上宪荐引”山长为县官与书院首士聘请。咸丰十年左宗棠率军出江西援祁门,途经醴陵,与渌江书院诸生谈笑甚欢。
  清光绪三年,由文蔚起等主修,刘清荪等纂辑《渌江书院志》,共六卷。光绪五年,知县连华令设经课,置书藏兴贤堂,对生童加强训诂词章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教谕陈寿伦倡建宋名臣祠(称三公祠),祀宋代醴陵名臣杨大异、吴猎、皮龙荣等。因肆业者增多,将靖兴寺增为“日新斋”,宋名臣祠内增改“又新斋”。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四、醴陵书院的山长
  渌江书院自创办至光绪三十年改办高等小学堂止,前后约151年,出任山长者不下于50人。渌江书院创办之始肄业人数有80余名,光绪年间增至200人。讲习内容以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为主,兼设训诂、辞章之学。书院原置有膏火田、修脯田,年收租600担,作为山长延聘教师薪水和肄业学生生活补贴、文具用品之需。当时渌江书院对择聘山长十分慎重,其《择聘公禀》曰:“培植人材端由庠序,维持风化道在师儒。故立教惟期有方,以言教当以身教,而择师尤所宜慎,求经师更求人师。”虽然薪俸菲薄,但志于正学传人之师儒,仍热心乐于来这里传道授业,而渌江书院则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除了山长左宗棠家喻户晓,山长中还有诸多贤俊,他们为醴陵教育、文化的发展和人文思想的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
  陈梦元,湖南攸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工诗古文词,乾隆年间两主渌江书院,前后掌教9年。余廷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掌教渌江书院4年。张九钺,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得中通明榜。嘉庆初年主讲渌江书院。李在青,湖南湘潭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内阁中书。嘉庆年间掌教渌江书院。王继之,湖南湘潭人,嘉庆年间附贡生,历署湖南安乡、慈利、永兴教谕,嘉禾训导,道光十二年掌教渌江书院。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道光十七年掌教渌江书院。
  罗汝怀,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拔贡,以文字之学称于世。道光二十年前后主讲渌江书院。
  黄兆麟,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工书法,善诗文。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任渌江书院山长。文岳英,湖南衡山人,道光年间拔贡,由举人官户部江西司主事,方略馆纂修,咸丰年间任渌江书院山长。萧玉铨,江西萍乡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国史馆协修。咸丰十年前后掌教渌江书院。邱庆浩,湖南浏阳人,道光举人,同治初年出任渌江书院山长。罗正钧,湖南湘潭人,光绪十一年举人,官天津保定知府,湖南、山东提学使,学崇船山。光绪十七年主讲渌江书院一年。
  秦炳直,湖南湘潭人,光绪元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福州知府、江西按察使等职。光绪十八年掌教渌江书院。萧大遒,湖南益阳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主讲渌江书院。吴德襄,湖南醴陵人,咸丰拔贡,官城步教谕,宝庆、永州府教授40余年,擅诗文,兼工行楷,光绪二十九年任渌江书院山长。
  五、书院的人才培养
  醴陵书院继承了宋明理学道统,为振兴醴陵文教作出巨大贡献。在众书院之中,渌江书院尤为突出,办学近150年,培养了大批英才,显示了醴陵书院雄厚的实绩。从现在所保留的数据资料分析,肄业于渌江书院的人员主要走向三个方面:一是从政从军,二是从教从文,三是经济技术。
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杰出代表有革命先驱宁调元、教育名家文俊铎、南社诗人傅熊湘、民国财长袁家普、爱国将领李明灏、工人领袖李立三、湖南家长程潜、黄埔虎将陈明仁、军事名家蔡申熙、抗日名将左权、黄埔名将邓文仪、开国上将宋时轮、革命烈士陈觉、历史学家黎澍、书法名家李铎等。
  书院培育了济济人才,虽然这些人的进步和成功绝不可统统归功于书院,他们或多或少都受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但毕竟都曾就学于书院,这也是一座古老书院的荣幸。
  六、书院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书院,是民间教育发展起来的一种办学形式,它的出现对铺筑醴陵教育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醴陵书院始建于宋,元明过渡,至清进入鼎盛时期,有近千年的历史。历经莱山书院、昭文书院、西山书院、超热书院、近思书院、江东书院、渌江书院等,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之士。
  除少数人步入仕途,绝大多数则家居乡里。他们恪守书院传统,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学精神,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播儒学文化,散发书院文化。是儒家文化、书院精神在醴陵广为传播、辐射,从而对醴陵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书院促进了醴陵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醴陵的尊师重教风气很浓,在古代,上至官绅,下至百姓,对教育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和尊重。尊师重教风气延续至今,芳风不歇,砥砺常新。这一风气的形成,与醴陵书院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书院形成了良好的好学、治学之风。提倡良好学风是书院创办的宗旨,从古代许多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可以看出。如理学家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就特别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提倡勤学好问。且醴陵历代书院多处青山绿水之间,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为醴陵古代学子提供了发奋读书,刻苦钻研,潜心治学的良好环境。
  再次,书院促进了醴陵社会道德教化。书院在学术传授上,从宋代开始便是提倡朱学、陆学、浙学三大理学学说。到了元代主要以朱学为主,明代大兴陆学、王心学,清代便崇尚汉学。不同的朝代传授的学术虽然主张各异,但贯穿的基本教义始终未曾脱离孔孟之道,都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导的道德教育。通过书院散发出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风化了醴陵社会,形成了醴陵文化的主流。随着时代变迁,历史演化,也就形成了醴陵独特的美德新风,如忠贞不渝、刚正不阿、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
  总之,通过书院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千万学子,弥散到醴陵社会,让醴陵整个社会历史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引导了社会风气的正确方向。它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促进了醴陵重教兴学之风的形成和延续,促进了醴陵历史文化底蕴的形成,为国家直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醴陵社会文明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鲲,刘谦:《醴陵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邬明显:《醴陵文化千年书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醴陵市志编撰委员会编:《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
[4]醴陵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渌江书院》,1989年。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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