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安生 龙雪哲 刘庆元
秩堂一个小小的偏远山区，宋元明清300年间竟出过16名进士，其中还有3位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究其原因何在？
这里就古代秩堂的生产关系状况与文化教育态势略作探究，以供人文爱好者通过秩堂现象了解古老茶陵，感受湘东人文历史。
一、生产关系
秩堂文明开启时期，是从居无定所转为开荒定居的时期，神农氏留在秩堂境内的后裔是屈指可数的，处于部落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原始共产主义状态。后来有简单的种养定居，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协作共享成分。
秩堂私有制农耕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在明代和清康乾盛世。据《中国通史•明•休养生息，开垦荒田》记载：朱元璋在“江西填湖广”中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的专资以及耕牛和种籽，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免税三年。于是这些移民到达目的地后有的跑马占地，有的以犁占地，这地就归其所有了。但是，历史上所有进入秩堂的移民都是自然移民，自愿开发移民即经济性移民，而非政治移民，是一家一户式分散移民而非成建制移民。秩堂经元末之乱后一片凄凉，大批田园荒芜无主。而当时江西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人多地少，于是就有一批江西人先后进入秩堂开荒造田，开渠引水，圈地占山。至明末，小田、大湖、金湖、锡湖的田垄也已初具规模了。清代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是江西向秩堂移民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至此，秩堂境内好山好水的地方开发完毕，也私人占有完毕。
历史上，江西人的工商意识强于湖南人，一些江西移民本来就是手工业艺人或商人，他们自称“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他们一进秩堂就开店开铺乃至办厂，烧砖瓦、制铁器、织布印染、竹木加工、缝衣理发等等，并且招徒授艺；此外，还有一些江西工匠季节性被请来挨家挨户做手艺；至于在境内走村串户的江西货郎几乎天天都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60年代。民国末期彭家祠街面十多家商铺都是江西人开的，也是他们促成了1948年彭家祠墟场开市，成为全县最早的墟场，20世纪50年代曾被称为湘南最大墟场，被《湖南日报》报道。
二、文化变迁
秩堂处古吴楚之界后湘赣之界，其文化源于赣而化于湘。
先说独具一格的茶乡土语方言。首先是汉唐时期的土著居民带来的最底层的基础性方言土语，然后是江西人隔相当长时间一家一户迁入，在被土语同化的同时，也逐步吸收赣方言的语音词汇，从而发生靠向赣方言的变化。随着湖湘方面的行政管理逐步深入到位，加上有湘南部分市县和本县外乡人迁入，秩堂人与湖湘方面交往日益广泛频繁，因而茶乡方言又加进了大量湖湘方言特别是茶陵官话方言元素，尤其是楚湘方言词汇。其结果就是它既不是赣方言也不属湘方言，但又既是赣方言也是湘方言。其实这种非赣非湘而又既赣既湘的现象在湖南到处存在，因为湖南人的先祖有60%来自江西移民。
再说器物文化。早期秩堂从民房建筑到衣食住行各类器物以至家居摆设，都是江西风貌，到后来衣食住行就越来越普遍“湖南化”了。秩堂古代民房建筑尽可能力争聚族而居，明清时代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串三栋的大型民居，往往是两、三代子侄七、八户人家同一大门出入，清末以后才逐步走向一户一宅的格局；平民衣料与其他地方相当，流行于秩堂的布料，最早是粗细麻布，稍后是粗细棉布，如自己纺纱穿梭织成的“土机布”，再往后有源自湖南平江县的“平江布”，清末民国时期才有斜纹布如卡其布，２０世纪60年代可见的呢绒有“春毛呢”“华达呢”和“灯芯绒”，70年代有了尼龙化纤；其余器物无非自己或工匠用竹木泥地土所制，再有铁器用于农耕，锡器见于酒壶灯座，铜器见于门锁箱角，金银仅在于富家的头饰衣饰。
饮食文化同样源于赣而化于湘。当今作为秩堂名特产的老冬酒、血鸭、酱品、酿豆腐，妇女待客的茶点，以及各种酒席宴会菜谱，大都来自江西吉州地区。其中“莲花血鸭”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来历：传说宋末元初（1276年），民族英雄文天祥集师抵抗元军到莲花，准备与当地义军一起歃血为盟，当时找不到鸡，便以鸭血冲酒，火头军师傅刘德林在炒鸭子时，错把没喝完的鸭血酒当酱油倒入锅中，不料香味四起，菜呈紫红色糊状，色香味俱佳。文天祥一尝赞不绝口，问这是什么菜，刘德林将错就错、随即应变说“莲花血鸭”，后来世代流传。但传入秩堂后，又陆续加进了湖南元素，如茶陵大蒜，味道更绝。
三、社会教育
古代秩堂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可以说比当今有过之而无不及。秩堂人的祖先基本上都是晚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从江西移民过来的。迁入秩堂的江西移民大多数出自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而且还是一些头脑比较活络、思想观念比较前卫、性格上争强好胜的青年人。他们不是被强迫移民的，而是因为原籍不能满足他们更高的要求、希望找个更有利于他们发展上进的地方才自愿移民的，而秩堂山清水秀、居民纯朴、土肥人稀、又离家乡不远，是最好的立身自强之处。
当时秩堂人的办学热情十分高涨，从境内各家族族谱中可以看到，每个家族都留有一笔资产专门用于教育，他们的族规中都有奖励子弟读书成才的条款，有的家族甚至对接受启蒙、初级阶段教育的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广大贫穷百姓往往是“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除了一些大户将家中的房子空出来办学外，一些家族还独办或联合兴建了学舍。各家各户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更加感人：张治父母“为人佣绩、劬劳百荼”，刘说父母贫困到只能用盘箕晒谷，也要倾全部家当供孩子读书。从南宋岳飞于1136年正月到合户遇夜课先生题“墨庄”，至清代1816年三都公建的雩江书院，700多年来“耕读之风”兴而不衰，足证秩堂学风之盛。
再说古代秩堂的教育水平。清咸丰进士、曾任两广总督谭钟麟当年将儿子谭延闿送到秩堂黄草去上私塾，虽说有姻亲关系，但如果这是一个一般的私塾，以谭钟麟的学识和地位及其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他完全可以选择最好的学校去培养子女，断不会把爱子送到这个山沟里去读书的，可见这所私塾的师资及教学水平在这位进士高官心中的地位。而就是这个偏于一角的深山小村的私塾，不负谭钟麟所望，同时送出了后来成为大才的谭延闿（国民政府主席）和刘说（国民政府长沙地方检察厅检察官）。
秩堂教育始于土著居民时代，那时就有私塾，两宋时期出现第一个高峰，明代至清前期是秩堂教育最为繁荣的时期，当然也是教育水平最高的时期。境内自清末至民国后期共创办蒙馆13所、经馆5所，私塾达19所，学生共300多名。那些高层次的经学馆，更是序庠相望、弦诵相闻。
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筚路蓝缕以启农耕，留下不朽传奇！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无法再现他们的含辛茹苦与喜怒哀乐，只能拼凑一点粗略的轮廓印象，以飨读者。
逝者如歌，岁月如歌，历史如歌！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