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名人中，蔡仪是以美学研究闻名于世的。其实，蔡仪的文学创作也不逊色。他14岁在攸县一高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哥哥》，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而创作的。当时学校里驻扎着张敬尧的军队，军营里有一个年龄很小的士兵，因为是被强行抓来当“壮丁”的，很想念家人，常常躲在角落里流泪哭泣。蔡仪发现后，就主动问他为什么哭。小士兵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蔡仪，小士兵讲述了自己在兵营里被欺辱、遭欧打的经历。小士兵在兵营里因为训练不合格，常常挨打被罚，轻罚是教官送他“腊鲫鱼”（打耳光）、“炖肘子”（踢脚），重的就是“埋墓碑”（光着膝盖跪在沙粒中），大家拿他开心。他挨打受罚，成为了旁人的笑柄。学校的学生有时候也把他的受罚当做热闹来观看。小士兵经常会对蔡仪讲述这些兵营里的事，他还提出请蔡仪帮助他写家信。蔡仪帮助他写过好几封家信。从此，这个小士兵的遭遇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蔡仪，让他的心灵不得安宁。《可怜的哥哥》中那个年纪幼小的“我”就有蔡仪自己的影子。这篇小说接近自述，晚年，蔡仪还向他的妻子乔象钟回忆起这个故事，说：“当时我14岁，小说中的‘我’是13岁，比我小了一岁。”小说中的“我”是个极富同情心而具有思考能力的孩子，他并没有听从那些大同学的意见跟他们一起去仇视、侮辱“木头菩萨”，他听了“木头菩萨”的悲惨遭遇后，还流下了同情的热泪。特别是“木头菩萨”开走了以后，“我”负罪地责骂自己：“我罪过，我要如何去忏悔。可怜的哥哥，这样的弟弟真是玷辱你了，我要纵身飞到你的面前，跪着去吻你的脚，向你忏悔我的罪过……”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是：“那时就在我小小的心上，刻画了惨酷、隔膜的人生之火印了。”
1925年暑假，蔡仪在长沙长郡学校高中毕业，他和长郡的十几个同学来到北京考大学，只有4人被录取，蔡仪考取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在这里爆发。北大不仅拥有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而且学习风气和文学气氛非常浓郁，这对一贯好学多思的蔡仪来说，真是如鱼得水。特别是鲁迅的白话文小说，更令蔡仪耳目一新：其思想内容的广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快捷灵活，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彩完美，以及通俗而又新颖的形式，对蔡仪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蔡仪心灵为之一震：原来这就是新小说。他决定抛弃过去一度沉迷的旧诗词、旧小说，改弦更张，下功夫写新小说、新诗歌。
1926年暑假，蔡仪没有回家，也没有住在学校，而是在南河沿街附近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全心写起小说来了。这个暑假，蔡仪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两篇小说，一篇就是《可怜的哥哥》，另一篇是《夜渔》。小说写好后，他拿给张凤举老师看，张先生称赞写得好，建议他去找《沉钟》社的一些同学看看。蔡仪就找到了陈炜谟和冯至，把《夜渔》交给了他们，把《可怜的哥哥》寄给了《莽原》。此后，蔡仪便和《沉钟》社有了一些交往。冯至在《文坛边缘随笔》里回忆说：“我还记得我与陈炜谟到他（蔡仪）宿舍去找他时的情形，他沉默寡言，待人十分诚恳，我们把已经出版的几期《沉钟》半月刊赠送给他。”
1928年—1930年，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恶劣，蔡仪回到了湖南老家攸县。在家里，他只得读家里原有的一些旧书。这些书多是子书和诗文集。他对《韩非子》很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思想细密、逻辑性强。《孤愤》《说难》两篇文章他读得很投入。《韩非子•和氏》中卞和的故事让他心潮澎湃，一种创作冲动在心中激荡，小说《先知》就这样开始酝酿产生了。
《韩非子•和氏》中的卞和两次献玉，两次受刖刑，两只脚都被砍掉了。但是他终于在第三次献玉成功。蔡仪创作的《先知》中的卞和的遭遇更悲惨，一直到死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胜利，却经历了数十年抱残守缺的悲苦生活。小说是从卞和第二次被刖后向家中爬行时写起，到第三次准备再献的爬行中结束，主要写他的悲愤心情和执着的情操。在无人理解的逆境下，卞和变得愤世嫉俗，那块石头（荆山之玉）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寄托和希望，石头是他的理想之光，是他的生命之源，他就是为石头而活着的。小说最后描写卞和又爬上荆山的顶端，哭干了泪，眼睛里流出的是血，他向苍天哭泣：“我不是为……刖脚呀，是为……一块宝玉……说是顽石……一个贞士，说是……诳人呀！”这篇小说的主题是突出卞和为真理而献身的殉道者精神。并通过卞和在精神上战胜一切诽谤和无知的故事，揭露并批判了愚昧无知和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这篇小说明显有学习鲁迅《故事新编》的痕迹。蔡仪的夫人乔象钟认为这时期 “他的小说是向鲁迅学习的。”当时，他还写了几篇历史小说，来表现自己内心的压抑与彷徨。
《先知》于1931年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杂志》第2期，是蔡仪文学作品中一篇广为人知的名作。解放后，曾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小说选》，编者评价说：这“是一篇孤愤之作，小说通过一个先知者遭到残害以至毁灭的悲剧，愤怒地控诉了统治者的愚昧残暴，歌颂了先行者的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
1931年4月3日和4日，《华北日报》副刊连载了蔡仪的小说《重阳节》。这篇小说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乡队残杀农民的故事。大革命失败后，斗争异常激烈的湘赣边界，许多农民无辜地死在清乡队的屠刀下。那时候，几乎天天杀人。蔡仪这时在家乡攸县渌田，时常听到许多无辜的农民被杀害。小说刻画了一名叫胡教练的刽子手、兵痞，因为嗜好杀人，被下面的兵痞们看作“英雄”，一些兵痞们向他学习杀人的技巧。姓胡的就向兵痞们传授如何使用刀法，如何断骨，又如何可以一下断骨而留皮。这些兵痞学了姓胡的刀法，就开始草菅人命，胡乱杀人，许多农民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就被他们草率地无辜地杀了。一次，胡教练外出，他们捉到了一个姓胡的瘦弱的过路人，就因为他系了一根红裤带，就断定他是一个侦探，在施行酷刑之后，逼他招供，然后，几个人争着要杀，争着拿刀，就胡乱地把他杀了。胡教练回来后，先听见杀人了，非常高兴。当询问了所杀之人的面容等情况后，忽然脸色大变，原来被杀的人是他的亲弟弟。胡教练当天夜里就离开了清乡队。这篇小说记述了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是一篇为那些无辜被杀害者鸣冤申诉的檄文。
1933年，蔡仪创作了历史小说《绿翘之死》，《沉钟》刊物以蔡仪的名字登载。小说取材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挞杀婢女绿翘的史实，题目是《绿翘之死》，描写的重点则是鱼玄机。绿翘之死史无记载，蔡仪试图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生动细腻地塑造了鱼玄机这个多才而又狡黠、狠毒的女性形象，表现了一种女性爱情无法满足被迫走向另一种极端的畸形变态怪状。
继《绿翘之死》之后，蔡仪又创作并发表了描写日本大诗人松尾芭蕉的历史小说《旅人芭蕉》。这篇小说开篇点出时间：“那是元禄二年四月四日的事呢。” 元禄二年是1688年，是日本的江户盛世，日本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松尾芭蕉的《俳谐七部集》，就是那个时代的诗歌代表作。小说描绘了松尾芭蕉在行吟中与“妄念”作斗争的一个的片段。松尾芭蕉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云游行脚僧，“旅途是他的家，而事实上，他自29岁到现在的十多年间，他差不多无日不在旅途中，这原来是他要藉以断绝现世的一切妄念，完成他的僧人修业，同时也就是藉以窥造物的隐微，得自然的秘钥造真正的俳谐，去压倒当时流行的檀林风的俳人修业。”
这天，松尾芭蕉和高足河谷曾良正在欣赏春天雨后日本大地所呈现出的略带濛濛水气的田野景色，沉浸在对生命历程的回顾之中。两人默默地走着，有时读着彼此的诗句。松尾芭蕉的行脚戒条是俳谐之外，不谈别的话。松尾芭蕉在鉴赏大自然的美赐予时，慰藉之余竟感叹起自己的身世——他的心境是不平静的。在他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的时候，从路边小坡后边的草堆里钻出两个小孩。前头那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的面影，似曾相识，待松尾芭蕉仔细询问注视时，“他的衰老了的血液忽然由温热而沸腾似的在全身奔窜……他平日里努力而又努力地压抑着的所谓有碍俳谐修业的妄念，正是冬眠醒后的蛰虫样在蠕蠕地动起来了。”“原来这女孩正像她呢！” 蔡仪描写松尾芭蕉的这种心灵嬗变，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空茫惆怅的“沉忧结心曲。”正如评论家杨义在《他在东京琢玉》一文所评价的，蔡仪试图抓住一个微妙的心理学的、也是诗学的契机，剔出一个真诚的老诗人从窥探自然界的玄妙到反观内心中失落的半分“自我”的心理波折，并把它消融在日本旷野的美妙风光之中，于情景交融处，颇浸染着一点印象派画的明丽、苍凉和空朦了。
这篇小说寄到北京后，很快就收到了主编陈翔鹤的来信，陈翔鹤称赞这是一篇优秀之作，是同仁们的骄傲。蔡仪的另一位朋友罗石君则说《旅人芭蕉》简直是一首优美的诗。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很有力度，这昭示着蔡仪的文学创作非常注重人物心理刻画，这为他后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蔡仪除创作小说之外，还写过不少现代诗歌。限于篇幅，此文不述。
蔡仪的小说他的同时代人的创作相比，水平无疑是上乘的，只是他后来转入了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倘若他一如既往能够坚持写下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肯定会有他辉煌的一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