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大明王朝有两宗科考公案，一为“南北榜案”， 一为“唐寅案”，均轰动一时，影响深远。
洪武三十年（1397），翰林学士刘三吾奉诏与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当年会试。由于所录取的61名进士全部为南方士子，北方士子没有一个被录取的，“北士”群情激愤，“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朱元璋得知后十分恼怒，命刘三吾、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更改皇榜，增录少量北方士子以平息风波。湖南茶陵人刘三吾耿直狷介，刚正不阿，认为自己照章行事，公正无私，问心无愧，坚称：“会试榜次已定，擢录者名副其实，不可更改”，拒不更改皇榜。而张信等人复查的结果也依然如故，并奏称，“南士”的最后一名也远超“北士”第一名。朱元璋雷霆震怒，白信蹈、张信等20余人祸从天降，命丧黄泉。80高龄的刘三吾因为已是风烛残年，被从宽处置，发配戍边，算是死里逃生，捡回一条老命。皇榜被废，六月重新组织会试。“帝亲赐策问，更擢61人，皆北士。”这起一年两榜，数十人横遭不测的事件，就是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事发突然，由来却非常久远。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南北两大区域，北方长年征战，动乱不断，南方相对较为和平安定。及至宋朝，南北两大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经全面南移。政治上，南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唐朝宰相十分之九为北方人，北宋宰相72人，南方已占31人，南宋更是占压倒多数。文化方面，南方士子的学业普遍高于北方，在科举考试中占据绝对优势，并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洪迈《容斋四笔•饶州风俗》）著名诗人陆游在《渭南文集》中称：“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这些记述，都是生动的确证。有鉴于此，到了北宋后期，科考取士，已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别考而单独录取，以维持录取人数之均衡。结果东南百里挑一而西北十人取一，水准高下，一眼可知。
“南北榜案”后，明朝科考也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洪熙以后成为定制。这一用数十条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制度对于提高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推广科举制度、普及文化教育，对于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数十条生命也算是没有白搭。
“南北榜案”百余年后，又发生了“唐寅案”。
唐寅（1470-1523），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解元。座师梁储因为对唐寅欣赏有加，便将他推荐给了翌年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梁储还朝，携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与叹赏，遂招寅往还门下。”与梁储一样，程敏政对唐寅也十分欣赏，间或往来，唐寅便被视为程敏政的“约定门生”。
弘治十二年，大学士李东阳与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奉命主持会试。在策问题目用典生僻，士子多不通晓的情况下，独有一篇文章超群出众，脱颖而出。程敏政“甚异之，将以为魁”。一时间，舆论哗然，议论纷纷，声称唐寅与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合谋，买通程敏政家奴，预先获悉了题目。给事中华昶首先上疏，弹劾程敏政“受贿鬻题”。震惊之余，明孝宗朱祐樘命大学士李东阳严加复查。虽然复查结果并无其事，唐寅、徐经“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但是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十分恶劣；而另一给事中林廷玉也一再上疏，坚称其中有弊，“复疏敏政阅卷可疑六事”。明孝宗大怒，相关人等悉数受到惩处：华昶“言事不察实”，被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被勒令致仕；徐经、唐寅“夤缘求进，黜充吏役”，被贬为杂役，终生不得参加科考；林廷玉“朋比回护，颠倒是非”，谪判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这起牵连甚广，轰动朝野的事件，便是所谓“唐寅案”。
众所周知，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推行偃武修文、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风尚。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和学者汪洙的《神童诗》则成为劝人向学，奋发进取的金科玉律。两诗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诗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赵宋统治者一样，朱明王朝也非常注重崇儒兴学，以“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为指针，大力强化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广泛吸收士大夫进入统治集团。明廷对生徒士子的待遇十分优厚。“学校师生，日给廪膳”，而且“给以鱼肉”。国子监的生员待遇更是优裕。不仅“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而且“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条舍，养诸生之子妻。”不但自己衣食无忧，而且他们的妻儿子女也有专门供养。尚未婚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回乡时则可得到衣物路费的馈赠。（《明史•选举》）优渥如此，科举功名怎能不成为芸芸众生念兹在兹的“通灵宝玉”？出身贫寒，“茅屋为秋风所破”，望眼欲穿，迫切期望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广大寒士们又怎能不兀兀穷年孜孜以求？随着世风日下，科举弊案层出不穷，也就势在必然了。“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王守仁《万松书院记》）弊案手段五花八门，防不胜防：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士子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明史•选举》）
“唐寅案”查无实据，最终成为一桩疑案。曾经的“神童”程敏政致仕后，备感耻辱，悲愤交加，背发蛆疮，不久便含恨去世。林廷玉被贬任海州判官，十六年（1503），迁知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唐寅归家后夫妻反目，从此消沉颓废，放浪形骸，成为一名浪荡才子。徐经发愤自励，闭门读书，满心希望新皇即位后，能重返科举仕途。不料，正德二年（1507），他风尘仆仆，北上京师探听消息，却因“唐寅案”打击太大，体质每况愈下，加之旅途劳顿，最后不幸客死他乡。这位死不瞑目的科场失意者，当然无从料想，短短数十年后，他的一个名叫徐霞客的曾孙，终生无意功名，却以一部“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名为《徐霞客游记》的千古奇书，而成为一个“千古奇人”。
回望五百年前“明朝的那些事情”，有人禁不住感叹：“一番折腾下来，大明王朝少了两个官僚，却多了一个浪荡才子和一个地理学家，倒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此言非虚。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