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忠诚
明永乐年间，太宗朱棣决定迁都，将原在南京的都城迁往北京。将北京营建成首都并非易事，虽然北京从金代起一直作为首都行使职能，但原来的宫殿早已在战争中损毁。修建的工程量极大，仅是材料的准备就工程浩大。修建庙坛、宫殿、门阙等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而北京周围地区难以解决，必须从外地调运。于是，史上所称的“皇木采办”拉开序幕，“采木之役，自成祖缮北京宫殿始”①。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润七月间，重建北京皇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太宗皇帝朱棣“遂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右侍郎古朴诣江西、右付都御史刘观诣浙江、会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②。这些官员全部是朝廷的要员，他们以监督采运身份，分赴各省木材产地采伐。
皇家采办的木材用于宫廷园林建筑，标准非同一般，要选择高大笔直、大径级的楠木、红豆杉以及杉木。按当时工部尚书宋礼的说法是“凡材之美者悉伐取之”，意思是材质必须优良，凡“美木”必须悉数伐取。当时的湖广省尽管地域辽阔，大体涵盖了如今湖南和湖北两个省的范围，而符合皇家采伐标准的木材产地却并不多见。如此，修建皇宫的木材又是在湖广省哪些区域采伐的？《明史》和《湖广通志》均无详细记载，结合地方志的考证，酃县（炎陵县）的万阳山（又称万洋山）是湖广省本次“皇木采办” 的主要采伐地。
万阳山是罗霄山脉其中的一段，属于湘赣两省的界山，为赣江支流遂川江和湘江支流洣水的分水岭。《湖广通志•山川》介绍；“万阳山，在酃县东南八十里”。该山脉北起井冈山的黄洋界（黄洋为万阳的转音），南抵桂东县之烟竹堡，斜惯酃县境内东南。山峰海拔多在1500米左右。地势雄伟，群山高耸，深谷绵延，岭谷夹峙，地貌类型多样，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表现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分明，非常适宜树木的生长。当时的万阳山人迹罕至、古木参天，存在大片的原始森林，蕴藏着皇家建筑所需的楠木、红豆杉等珍稀树种以及大规格的优质杉木。
有道是“军令如山倒”，而“君令”更为威严。受皇帝的派遣，采办皇木的官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奔赴各地。四川省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块记述“皇木采办”史实的石碑，碑文记载：“永乐四年八月十三日，钦奉圣旨采办木。本县原差总甲马廷吏管领仓谷悍夫人等，前在白崖山场采办堪中楠木十筏，致十二月拖拽直抵肖口河下运赴重庆府，接运赴京交割。太岁次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记”③。这块碑记表明当年的十二月份，即在皇帝安排后的第五个月，部分采伐的木材就开始往北京调运了，可见行动之迅速。
四川的木材能够很快采伐出山并北运，应该得益于该地良好的交通条件，而万阳山的木材采伐却没有那么简单。这里山高路远、绝壁峻岭，采伐、运输这些巨大的木材不是易事。首先得修通到达采伐山场的道路，通过勘察之后确定采伐树木，再组织“斧手”进山伐木。大凡优质的木材都是古树，像楠木、红豆杉之类的树木材质坚硬，“斧斤难施，所以在山残年”。有些树木长在悬崖峭壁之上，甚至得搭脚手架才能作业，树木出山也得费一番周折。为了保证树木在拖曳中不受损坏，沿途需用木头、竹子铺垫。酃县没有大河，从采伐山场到能水运木材的地点，均有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一般南乡的木材得到水口镇的木湾下河，以“泄运”（俗称“赶羊”）的方式放至三河潘家，然后扎成小排到茶陵县舲舫。在舲舫，会集从沔渡河“泄运”源于东乡的木材，改为稍大的木排“水运”至湘潭。到湘潭后，再拼成大排，沿湘江北上至洞庭湖，转长江进淮河；又由淮河入京杭运河或出海运抵塘沽，最后抵达目的地——北京。无论是采伐，还是陆运、水运，程序相当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了。
师逵作为钦差大臣派往湖广省，他又是如何组织此次“皇木采办”的呢？据史料记载：“师逵，字九逹，山东东阿县人。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易事以办，然颇严刻，民不堪”④。从这个简短的叙述可以看出，面对采伐的艰难，师逵打的是人海战术。“以十万众入山”，这些民夫均以“赋役”的名义向周边县府强行征集。《茶陵州志（同治）》记载：“永乐二年（应为四年）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编，起万阳山砍木，人夫、居民逃亡”⑤。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描述看，当时征集的民夫超过了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山川险恶、行途困苦，伐木也好、河运也罢，民夫们饥饿流离，其中艰辛难以用语言描绘。明末万历年间，有个叫吕坤的官员，曾上书皇上，在采木条中说：“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虎蛇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人难移。倘遇艰阻，必成伤损”。民夫们冒着虫、兽、瘴、疫的侵袭，辗转在崇山峻岭和河谷险滩，劳动艰苦自不待说，还得遭受监工的打骂。永乐六年工部侍郎夏原专督运木材，竟请示皇帝“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明代的锦衣卫是专有的军事特务机构，历来以残酷、冷血臭名昭著，用这样的鹰犬对待民夫，其暴虐可见一斑。
除此以外，“皇木采办”的费用还要强加民众头上，朝廷只提供少量的补贴，虽说有“人月给米五斗，纱三锭”⑥的说法，但是难以兑现，尤其在大量民夫进山之后，他们的粮食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伐木和水运都是高度危险的作业，尤其是没有经验的民夫，极易发生伤亡事故。有人说是“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许多民夫因此死在山里，有些人难以忍受超负荷的劳作，千方百计出逃，就连本地的民众也纷纷逃离家园。《酃县志》说：“永乐七年起，民夫伐木万阳山，户之死而逃者殆半”⑦。为了保证采伐有足够的劳动力，每减员一批，官吏又重新调集一批来补充，后来甚至还出现妇幼来应役的情况。农民出差役，耽误了农业生产，田赋还得照常交纳，应征的民夫们怨声载道。
湘潭是木材转运的一个点，从酃县经洣水入湘江后，得在此扎成大木排下洞庭，因此集聚了许多水运民夫。长沙人李法良乘机混入队伍中，利用民夫的不满情绪煽动起事，终于点燃了一把熊熊烈火。“时朝廷方建北京宫殿，遣吏部侍郎师逵采木湖湘，以十万众入山，民不堪扰，多从法良为乱”⑧。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应役民工在湘潭爆发了起义，他们揭竿而起，杀掉监督他们的官兵，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正值朱棣北征瓦刺，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南京一批朝臣感到特别恐慌，纷纷要求弹劾师逵。他们认为“吏部右侍郎师逵采木湖广严急，激李法良之叛”。而监国朱高炽认为，师逵是父亲派往湖广省执行“皇木采办”任务的，不便处置，只是紧急叫停了湖广省木材的采伐与运输，同时遣丰城候李彬率兵讨伐。
丰城候李彬领命后迅速发江西、湖广兵剿之。李法良带领的伐木与运输民工，本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面对强大的官军，且败且退，一直退到江西省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永乐）七年秋七月，妖贼李法良寇安福，安福佥事何颖督兵擒之，法良伏诛”⑨，参与起义的民夫多被明军镇压，起义失败。
万阳山“皇木采办”历时3年有余，这场浩劫造成这一地区万木萧疏，人民生灵涂炭。
高高的山岭，民夫挥斧砍树的身影早已消失，弯弯的河岸，拉纤的号子也随流水远去，然而，以民夫血肉之躯筑成的宫殿无言诉说着历史。
注释：
①《明史》卷八二《食货志》。
②⑥《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③《永乐四年通江伐楠木运京记碑》。
④《明史》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三十八。
⑤《茶陵州志（同治）》卷之二十《艺文•疏》。
⑦《酃县志（同治）》卷之十一《事记》。
⑧《醴陵县志（民国）》之《大事记》。
⑨《吉安府志（光绪）》卷之二十《军政志》。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