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凡老一辈茶陵人可能都听说过明朝茶陵曾沉一不白之冤，长达494余年之久，但冤为何名，就鲜为人知了。
2015年，笔者为《茶陵州志》（清同治九年〈1870〉版，下称“清志”）作“点注”时，在“田赋”篇中见“减则免科详呈”，是为“蠲恤”（减免与救济）之附录件。附录除有详细文字陈述外，还有“长郡粮则饷漕图”（一种列表）。文中有：“是我皇上无非缘重赋减则，不尽因友谅之堕粮也。”此话的意思是恳请皇上减免茶陵过重的赋税，不再把因陈友谅的堕粮之冤扯在一起，因为那是无法说清的事了。故茶陵承受的不白之冤，应称“堕粮之冤”。
“堕粮”一词，《明史》不见记载，《辞海》《辞源》不见其词。查“百度•百科”的“易华”条，有“强令永为照纳，这样湘乡州的田赋较宋元时的三万三千石增加了六万余石（这就是湘乡历史上四百年‘堕粮’案的缘起了）”。所以“堕粮”被一般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释义为是朝廷为惩罚某地，而对此地征收高于正常标准的赋税。“堕粮”一词也仅见于明代以后的地方志。
易华，字闻远（1294—1377），湘乡州唐家湾（今湘潭台村箭楼湾）人，系元末南方一支小小的红巾军领袖。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后，次年称吴王。陈友谅之子陈理仍据守武昌，朱督师围攻。期间，陈理粮食匮乏，派员至湘乡取粮，易华迅速输粮10.8万石。陈理得粮，才坚持半年之久。朱元璋后得陈理粮册，大为震怒，当即下令：你湘乡既然如此富足，以后你们每年的赋税就这么多了！这就是上之“强令永照纳”的来由。
茶陵承受“堕粮”是实，而有意援助陈友谅不见文字记载。茶陵最早的存刻本《茶陵州志》修于明嘉靖四年（1525）（下称“明志”），载宋元赋税曰：“夫均徭，每十年而三审焉。每当审之，粮不上四五千石”。而明代“田赋”为“四万六千八百六十石九斗”是实。据说，茶陵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雄、大战于鄱阳湖时，所上解田赋四万余石，在湖中因风向将船刮至陈友谅辖区或说被陈友谅军劫获，纯系偶然，并非像湘乡那样主观上的援陈。朱元璋称吴王后，急派吴聚代茶陵知州。茶陵衙门毁于“元末兵火。……吴聚即旧址画宫，陈蔀以治”（“明志”），即搭了临时棚屋治理茶陵。茶陵这不明不白“堕粮”之冤就由此而来，并由吴聚执行。额定岁征“税米四万六千八百六十二石九斗”（每石为十斗，120斤），比原来的“夫均徭，每十年而三 焉，每当审之，粮不上四五千石”（“明志”），增加了十倍之多。明万历九年（1581），宰相张居正说：“欲泯运米加赋之迹”，“令捍饰顷亩，纸上摊加，以故茶陵田地塘遂有四千四百二十二顷十七四亩之多”（“明史”）。其实茶陵全境，按“清志”载：康熙三十三、三十八（1694、1699），两次丈量田、地、塘也不过2700顷。明代茶赋特重，就是“纸上加摊”的“强令永照纳”的。
茶陵田赋突然增加，农民“勤力之所收，几称输焉，岁时丰凶，或赘亏矣”（“明志”），只好四处逃亡。据“明志”记，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12568户，56563人；永乐十年（1412），8722户，21283人；张治十五年（1502），6345户，24043人；正德七年（1512），6565户，21430人。“清志”记，康熙三年（1664），5387户，21833人，“为建言民情事”就有“州西、睦、茶、衷四乡老人谭廷松、严梗、谭景希、罗倌等呈”，即为民请（下转第2６页）（上接第24页）命；后又由“老人谭思隆、刘文等陈言”民间疾苦；最后又有知州董豫（江苏人，弘治九年〈1496〉任）、夏良胜（江西人，嘉靖四年〈1525〉任）等。夏称：“富者日入于贫，贫者日出趁而徒，民数消耗，已不可言。”臣冒着“妄议更张之罪”，呈《民情疏》。官绅都畏惧皇朝的淫威，不敢提“堕粮”二字，即使冒死而求减赋也是以茶陵系穷山恶水，“土簿水浅”、“厥产无良”“无群畜牧、无关材木”“无鱼盐之利”（“明志”）等等为由，不敢以片言只字涉及含冤之事，也无结果。
茶陵明代所套“堕粮”枷锁，至清仍有本文开始所述“减则免科详呈”，改了个名称而已，那是知州张廷琛（安徽人）上任后，于次年的乾隆三年（1738）所为。其文开始所述理由是“因茶陵赋重饷加，特详请照长沙县则例（粮赋定例）豁减”。其表列出了长沙县等（包括茶陵）十二个府州县每年所征赋饷之详数，以便一一对比。表后又用文字说明对比结果，“以田科粮，茶陵比浏阳、攸、安化三县重三、四分，比长沙县重六、七分，比善化、湘阴、醴陵三县重八、九分，比湘潭、宁乡、湘乡三县倍数余二、三、四分不等，比益阳县且近三倍”。结论是赋重茶“为楚最”，“伏乞俯怜茶陵田少赋重，援例具详，申请豁减”。这次“申请豁减”结果如何？“清志”没有记载，也无考。1993年所修《茶陵县志》所记“农业税”，古代部分也仅记朱元璋“怨县民曾运米4万余石接济陈，于是每年按比额课征”这一传说和比照茶陵与其它11州县赋重情况。但按“清志”载最后“同治元年（1862）三月奉恩诏将咸丰九年（1859）以前民欠钱粮全行蠲免”之说，说明茶陵“堕粮”也是在湘乡解决以后才了结，否则不会有与湘乡相比。“由湖南巡抚出面，自乾隆四年（1739）起，……才基本了结”，为“湘乡赋税超重长达三百年之谜”（谢咸禹/文，载2016.9《文史博览》）。也说明茶陵的解决是在湘乡之后。
茶陵“堕粮”，除具有不白之冤一面外，与湘乡一样，负赋之重、持续之久、影响之深亘古未有，严重地阻碍了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伤害了两地人民的情感。长时期的高压统制，也造就了两地人的犟劲十足的性格，这也是湘潭、茶陵两地人被称为“牛”的缘故。人们说湘乡是“嗯啊（土话鼻音重）做牛叫”，说茶陵人是“茶陵牛”，归根究底是由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的。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