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立新
鄂王城是一座特殊的城
按照明代和清代的《茶陵州志》记载，鄂王城所在的都在明清两代均为二十五都，但是，明代的二十五都与清代的二十五都毕竟不是同一个地方，而清代《州志》的编纂者在采用前代《州志》资料时，没有注意这样的细节并作出相应的提示与说明。明代嘉靖四年编纂的《茶陵州志》是茶陵现存最早的一部《州志》，它对至少是嘉靖一朝境内乡村行政区划的情况作了清晰的介绍。除此之外，它还记载了一些足以提示二十五都在哪里的旁证资料。遗憾的是，这部《州志》在茶陵重印已晚，后世读者和研究者，特别是建国以后的读者和研究者研读它并据以考证鄂王城的位置更是后之又后的事情了。由此一来，至少是同治九年版的《茶陵州志》关于鄂王城位置的记载事实上成了一个错误的记载，我们无法根据它的记载找到鄂王城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鄂王城成了一座有位置记载而无法在这个位置找到遗址的城，鄂王城到底在哪里成了一个谜案，这在茶陵六中座古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从鄂王城遗址及见证者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鄂王城是一座用夯筑而成的小土城，筑造得极其简陋，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有点失望。古籍之中描述的“城”，一般要与“池”并列，合称为“城池”。城者，城垣也，围护都市城镇的高墙也。一座完整的城，至少有内外两重城墙，里面一重叫“城”，外面一重叫“郭”；至少是外面一重城墙，上面有重楼、月楼、敌楼、角楼、堞、甃等配套设施。池者，环列于城墙之下的壕沟也。《谷梁传•隐公七年》记载说：“城为保民之为也。”修筑城池的目的是在和平时期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在战时发挥其防御功能。《礼记•礼运》说：“城郭沟池以为固。”在筑城时要力求“城”与“池”完美结合，这才能“固若金汤”，全面、正常地发挥城池的“保民”功能。可是，从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鄂王城并不具备这样的设施，怎么能叫做“城”呢？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鲧盗取息壤治水不成功而被天帝杀于羽山之郊的神话故事，据考证，这个神话所反映的史实是鲧采用夯筑的方法来修筑城墙，抵御洪水，没有成功而遭受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提示我们：夯筑的方法可能是古人最早采用的筑城方法，我国最早修筑而成的城都是夯筑土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鄂王城不仅是一座城，而且，还是一座用最为古老的方法修筑而成的城。
联系鄂王城的筑城背景来看，这座供岳飞“屯兵”之用的城只是一座临时性的土城围，它因为一时性的“屯兵”之需而快速修筑，战争结束之后随即废弃不用，因此，鄂王城也是一座一次性使用的土城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鄂王城与战壕、碉堡一样，只是一种特殊的军事设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数百年之后，太平天国将领阮七率部进驻茶陵，选择在这里驻军，这是对沉寂已久的特殊军事设施的再利用，也是因为战争需要而临时使用。由此又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一座临时性的城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据史料记载，宋孝宗即位之后及时平反昭雪了岳飞的冤案，岳飞也因此获得了追封的殊荣。南宋王朝对岳飞的追封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宋孝宗淳熙六年（1169年）追谥岳飞为武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追封岳飞为鄂王。这样说来，“鄂王城”这个名字至少是嘉定四年以后才出现的，而在此之前，这座城叫什么名字，或者有无名字，这是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的。阮七再利用这座城之后，一定对这座城进行了修复加固，因此他才对外宣称这是“天营盘”——太平天国建造的营盘。
这就是说，鄂王城始终只是一座方便屯兵驻军的临时性土城围，它的名字因筑造者和续用者的不同而不同，当后一个名字取代前一个名字的时候，它的“前身”也就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这种情况在我国城池建设史上并不多见。
鄂王城的建城原因
鄂王城的建城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一是湘赣边地区特殊的经济条件，二是岳飞追缴曹成过程中遭遇的困难。
从魏晋时期开始，北方移民先后涌入南方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因此流入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幅员广阔，发展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南方地区发展农业的潜质结合，促成了我国南方地区农业发展后来居上，在农业、经济、文化三方面迅速赶超了北方地区，到宋代，这里成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封建王朝重要的粮食、财税来源地。位处南方地区的湘赣两地也不例外。宋人曾安止说过：有宋一代，“漕合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上缴国库的十万斛漕粮税银中，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来自于江西吉州的。在战乱连连的南宋初年，湘赣两地受战乱的影响较小，处于相对安稳的状态，这里的农业生产遭受的破坏也并不严重。在这样的情境下，岳飞在茶陵筑城屯兵屯粮，设置后方基地，充分利用了地区经济优势这个“地利”之便，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岳飞奉命追缴曹成的时候，他的身份有点儿尴尬。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岳飞经营的中心在江西，南宋朝廷授命岳飞去追剿曹成，给予的职务是“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潭州知府也好，荆湖东路安抚使也好，都是“代理”的。岳珂收集祖父遗存的作品，编纂成《金佗粹编》，书中有材料暗示，曹成流窜湖南之后，湖南境内有曹成、李宏、刘忠三股势力在“作过”，危害湖南地方安靖，均有待岳飞去剿抚，其中又以曹成的危害为大。因此，此时的岳飞要同时兼顾江西、湖南两地的军务。南宋朝廷的安排是基于这样的战略预设的：希望岳飞速战速决，在湖南境内将曹成剿灭或者招抚过来，以便同时兼顾江西、湖南两地的平乱事宜。至于后来曹成流窜到广西贺州，这似乎有点出乎南宋朝廷和岳飞意料之外；南宋朝廷和岳飞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战局变化。
南宋朝廷这样的战略预设使岳飞兼任代理职务，他的政令难于在湖南及两广境内通行凑效，他在这里调兵征粮实行起来并不顺畅。《金佗粹编》收录的家信和奏章中有这样的文字：
韩京元屯兵衡州茶陵县，吴锡在郴州，两项所管官兵，多是老弱及湖东土人在内充数，其实堪出战人各不满一千。又缘不经战斗，久在州县屯泊，全无纪律。今来飞已将上件人马除拣选不堪披带人给据放散外，将实堪披带人数拨付诸将收管使唤讫。谨具申尚书省并枢密院，伏乞照会。（卷十七之《家集》卷八《公牍上》）
臣所统本男官兵一万二千余人，除留存二千入吉州看管老小并随军辎重火头占破外，实出战者只有七千余人。吴权二千人，除辎重火头外，实出战一千五百人。韩京三千人，除留看寨辎重火头外，堪出战只有一千余人。吴锡约二千余人，堪以下原缺补出战有一千人。张中彦人马现在广东未到。今来共计见有实出战官兵一万余人。所有曹成贼寇仅十余万众，臣已竭力措置外，伏望圣慈速令并进后援，庶使臣无反顾之忧，得以有济，伏乞睿照。（卷十之《家集》卷一《奏议》）
……飞欲深往追赶（曹成贼兵），又恐二广不曾得朝廷指挥，不肯应力钱粮，必致缺误。兼近据潭州申：刘忠掩杀马友，统制王成大溃。窃恐马友见飞已入湖东，及曹成遁走，又不能捍御刘忠贼马，以此心怀疑惑，别致生事。飞欲往潭州安抚马友讫，先次措办剿杀刘忠等贼了当，即乞前去收捕曹成。除已具录奏闻外，伏望特降指挥，付飞遵依施行。
……曹成贼马经由全、永、贺界逃遁，已不住关报广东西安抚使，请为统率遂路军马照应把截，无使侵入二广外，伏望特降指挥下遂路帅臣，更切火急严紧把截施行，伏望指挥。
……飞出自寒微，望轻才薄，今权令一路，窃一作切恐不能称任，止乞依旧统制名目，前去追杀曹成。仍乞先次行下二广路，令应副一切钱粮，仍乞一才干官充随军运使，专一措置钱粮，遮得常不缺误。（卷十七之《家集》卷八《公牍上》）
上述文字均出自绍兴二年岳飞追剿曹成过程中所写的家书奏章，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岳飞在其中遭遇的困难。
在这样的境地中，岳飞选择在湘赣边境的秩堂设城囤积军粮兵员，一是因职务之便，可以就近从江西随时征调军粮，收集兵员；二是此地粮源充裕，征集起来比较便利，三是这里相对安靖，屯兵屯粮较有安全保障。
鄂王城在平定
曹成之乱中的作用
《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岳家军俘获了曹成的一个间谍；岳飞将计就计，故意向这个间谍透露军中缺粮，要立即退兵回茶陵的“情报”，间谍带走了这个“情报”，结果是曹成信以为真，放松警惕，在岳家军的突然袭击中大败了一场。
这个故事包含了下面的信息：其一，茶陵是岳家军的大后方，担负着后勤补给及兵员休整、补充这样的重任；其二，茶陵为岳家军提供的后勤保障十分充足，岳家军退守茶陵有充分的的安全保障；其三，对于岳家军来说稳固茶陵即稳操了胜券，反之，失去茶陵则意味着失去了获胜的把握。这三个方面的信息汇集为一点，就是茶陵为岳家军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这样的后勤保障，除了军事因素之外，又集中体现在有屯兵之所，可以为岳家军及时补充兵员，可以让岳家军及时得到休整轮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有囤积军粮之所，可以及时为岳家军补充粮草，岳家军无断炊的后顾之忧。古时候打仗，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粮草的供应充分与补充及时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见的。这一个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为岳家军屯兵屯粮之所的鄂王城在岳飞平定曹成之乱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