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湘龙
湘东株洲，地处吴头楚尾，湘江蜿蜒北去，山水秀美，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渔钓文化遗产。唐代杰出诗人杜甫是钓鱼爱好者，他把对垂钓的感受融注于诗歌之中，使後人分享诗人们的快乐。杜甫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拈来《江村》诗题，放笔咏怀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划纸作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淡淡数笔，生动地再现了唐代一个小渔村的生活图景。
唐大历四年，杜甫行舟过株洲共计三天，宿两晚，作诗九首，即《宿凿石浦》《早行》《过津口》《次空灵岸》《解忧》《宿花石戍》《早发》《次晚州》《遣遇》。
从杜甫作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唐朝时期，湘江两岸芳草萋萋，有采蕨女劳动，有猿猴活动，江中有碧绿的茂盛的藻类，江上网有渔人，有飞鸟。途中写下的地名有诸如凿石浦、渌口（津口）、空灵岸、昭陵滩、王十万（花石戍、赤石村）等。杜甫在株洲写下这九首诗时，正是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古风流韵传千年，诗歌充分体现了湘东渔钓文化中最关键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好钓点的选择。钓点就是渔钓活动中准备投钩施饵垂钓或捕鱼的地点。如能正确的选择好钓点，是关系渔钓能否成功的首要环节，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常言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你选的钓点无鱼或少鱼。那么你的渔钓技术再高，也无济与事。多年钓鱼实战发现，现代株洲渔钓（野钓）地点凿石浦（湘水湾附近）、渌口、空灵岸、昭陵滩、王十万的河叉子都是钓鱼的好去处。好的钓点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1）必须是鱼类的栖息区；（2）必须是鱼类的觅食区；（3）必须是鱼类的洄游通道。杜甫写下的“碧藻非不茂”，碧绿的茂盛的藻类是鱼类的栖息区，我们常说“长形塘钓腰，方形塘钓角”也是这个道理；而“回塘澹暮色”，回塘是指环曲的水域，印证了鱼类的洄游通道之说。
第二个方面是好渔具的使用。渔具是直接用于捕捞、垂钓和采收水域中经济动物（鱼类）的各种工具的总称。渔具按结构特点和作业原理分为4种类型：网渔具、钓渔具、耙刺类、笼壶类，无外乎捕鱼和钓鱼。世界上使用网渔具捕获的水产品的占总渔获量的80%以上。网渔具由网片、绳索、浮子(如浮桶、浮体、浮球等)、沉子等组成。根据捕捞对象和作业方式不同，渔具又分为刺网、围网、拖网、张网、大拉网、敷网、抄网、掩网、陷阱等9类。杜甫写下“作网罟”“困密网”中的网罟、密网应该属于网渔具中两大类，比起他在成都郊外浣花溪畔（来株洲早9年前）所写“钓钩”所能获得的水产品产量大不一样。
第三个方面是目标鱼的确定。目标鱼又叫对象鱼，是渔钓活动中对于水域中主要鱼类的选择。鱼类是体被骨鳞、以鳃呼吸、用鳍作为运动器官和凭上下颌摄食的变温水生脊椎动物，属于脊索动物门中的脊椎动物亚门，简单分类是海洋和淡水鱼类。在我们渔钓活动中也就分海钓和淡水钓。目标鱼主要有鱼的种类、大小之分或是否具有攻击性之分，不同的鱼种采取不同的办法，做到有备无患或有的放矢。杜甫写下“白条困密网”“潜鱼独惊”以及“涛翻黑蛟跃”。白条和深水（潜）鱼是我们经常使用对不同的水层鱼，采取不同的渔钓方法论；所谓蛟，生活在江河湖泊，食活的鱼类或动物，有攻击性。这让我想起湘江水中的鱤鱼，也就是株洲本地话说的“王之”，意思是水中称王称霸的家伙。野外渔钓活动，一定时期出什么鱼就钓什么鱼，钓白条用小勾小线台钓钓浮，当然还可用油糠串钩钓水面上层；钓深水鱼用捕网、海杆或筏钓、长杆钓钓底；钓鱤鱼或捕或钓用路亚拟饵（米若或钓组）钓鱼层，路亚钓鱼是一项国际性竞技比赛项目。
第四个方面是渔钓的文化意义。据史料记载，渔钓作为以获得食物为目的的一种劳动方式，远在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钓鱼逐渐淡化了最初的目的，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系统中，钓鱼还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义。钓者们要钓的不仅仅是鱼，甚至根本不是鱼，有其他重要性远超过鱼的东西。姜太公渭水钓鱼等待时机，钓来的是“权位”；汉光武帝的好朋友严光，钓的是“自由”；唐朝韦应物写下《游溪》，钓的是“情趣”；柳宗元独一无二的《江雪》，钓的是“节操”；在《诗经》恋爱中的男女常以鱼来比喻对方，钓的是“爱情”；《庄子》奇书里的任公子钓大鱼，钓的是“抱负”。由此，珍视鱼类、珍爱自然，不捕钓稀种、不捕钓幼鱼、捕钓要学会“放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没有功利性捕钓，是渔钓文化遵循的基本操守。现如今,面对有些人片面追求鱼获“暴护”现象，尤其是在野外水域中电打鱼、药鱼屡禁不止的行为，自然联想起杜甫痛斥的“渔夺”二字，诗中对这种种违背渔钓文化基本操守的行为充满愤怒和鄙视。（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