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古城迁徙时代小考
丁水生
醴陵史载东汉始置县。县治即县城因记载无考而说“自汉以来无城”。1987年湖南省博物馆专家来考察后认定：转步古城，正是醴陵建置以后的县城遗址，同时又是之前西汉所封“醴陵侯”的侯城故址。从而推翻醴陵历来无城之说。
醴陵古城遗址，位于距今城西10公里的原转步乡古城村（今属板杉乡）。这里地处渌江中游，渌江自东而来宛如飘带绕遗址东、南、西三面流过，形如半岛。当地人则称为中三洲。遗址座北朝南，三面临水，北面依山，沿江三面都筑有城垣。1986年文物普查时，城垣保存基本完好。
侯城位于县城遗址北面约20米处，与县城古垣一样，均系黄色粘土夯筑，层次分明，夯窝深约4-6厘米，叠压在东汉县城故址下面。城垣内外，均有泥质麻纹陶片发现，表现出明显的东汉陶器特征，为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力地印证了醴陵古城的建置和筑造，以及城市文明的形成发展脉络。现为醴陵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汉书·文功臣表》载：“（越）以卒从，汉二年起栎阳，为河内都尉，用长沙相。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四月丙申封醴陵侯，六百户。孝文帝四年（前176年）有罪免。”（1）这位不曾在史籍标明姓氏的醴陵侯兼长沙国相的“越”，虽居位仅8年，却使“醴陵”作为一个地域名称，第一次被写进历史，距今已有2192年。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长沙王刘兴因“宗室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降封为临湘侯，改长沙国为长沙郡，包括临湘在内共辖13县，其中就有同时从原属临湘管辖的醴陵地域划出设置的醴陵县。后又把湘南侯国邻近醴陵的今株洲县大部分地区划入醴陵辖境。则推溯醴陵立县至今，也将近2000年。
醴陵的第一个侯城及东汉县城，如上述设置在原转步乡中三洲古城。在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迁移到今城区位置？以前史籍并无记载或回避。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提出推断：
首先，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今醴陵城东营盘岭（民间习惯称云盘岭,系醴陵一中所在的青云山沿渌江河上行的余脉）发现“晋墓”一座，内有碑刻镌“杨仪侯王之墓”六字，左侧有“永康二年吉日立”字样。但民国初年，有学者因“永康”虽为西晋惠帝年号，但无二年纪年，而东汉恒帝，五胡十六国后燕、西秦也都用过这一年号，排除后燕、西秦二者不论，则此墓为汉为晋，尚不可定，从而提出“晋冢存疑”的论点。清末光绪年间，发现这座曾被封禁的古墓已被盗，遗弃物中有一种铭刻“阳遂富贵”四字的墓砖。县人文浚（字雪吟）曾考证此砖，认为“质粗而短，隶文甚古，阳字从阜，遂字逐上作三点，富字上面有二点。”属典型的汉魏古隶风格。“阳遂富贵”是吉利语，“犹大富贵宜侯王也”，和“杨仪侯王之墓”碑互为印证。
文浚的考证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一墓葬不止一墓！考三国史载，吴国丞相顾雍，于黄武四年（公元225）进封为“醴陵侯”。（2）这时的醴陵早已立县。顾雍原来的封爵即是建安25年（220），吴王孙权所封的“阳遂乡侯（3）”，墓砖的发现，证明此墓开始应是顾氏亲属所葬；而“永康二年（公元301）”所立之碑，则是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短暂统一全国后，顾氏后人所立（顾雍亡故于公元243年（4））。所以此墓是否即为顾雍本人，虽不能确定，但说后来这一部分是“晋墓”，应该没有错。同时这里应该澄清前人一个小小的疏漏，即西晋惠帝永康纪年实际也有过二年，只不过是在这一年又改了一次元叫“永宁”元年。一年中拥有两个以上的年号，在中国封建帝王的纪年中屡见不鲜。反倒是东汉恒帝明确只有永康元年。所以营盘岭古墓总体来讲是一座汉魏三国及晋的家族组合墓地，位于东门近城。证明从“阳遂乡侯”到“醴陵侯”这几十年间，醴陵县城已经迁移到今址，此处遂被顾氏族人看中为“风水宝地”。
其次，近些年，屡有时代肯定的晋墓在以前属荒郊地带的烈士塔、醴陵一中青云山下、市出口花炮厂等处被发现并抢救性发掘。火车站附近原叫第四塘，民国二十六年（1937）甚至再次发现“阳遂富贵”同类型墓砖，说明顾氏家族墓地不只营盘岭一处。这么多同时代的晋墓葬在城郊发现，从侧面证明醴陵县城当时人口较为繁密，符合古代人“慎终追远，安土重迁”的家族乡土观念，从而择葬于城郊周围。不是县城还在中三洲能够解释的。
其三，《后汉书·五行志：三》曾载：“建安七八年（202-203）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呴（吼）如牛声，积数年。”（5）民国版《醴陵县志·大事记》亦记此事并指明“即今王仙山”。（6）在《地理志·山水》中又引南朝刘宋盛宏之《荆州记》记载说：“醴陵县东三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昔有道士学仙于此。”（7）按此学仙人即传说中的王乔，故地名为王仙，距县城正好是三十里。北宋欧阳修撰《御书阁记》也说：“醴陵县东三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传仙人王乔炼药于此。”两处记载距离一致，说明至少在东汉末建安八年以前，醴陵县城已迁移到今城。
综上所述，醴陵县城迁徙，应在东汉初置县到汉末建安八年之前（37-203）这160多年间，更具体的年代，有待于新的历史证据来发现。
迁徙原因，要从两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去加以考量。中三洲古城三面临水，弹丸之地逼仄不利于拓展，已是不言而喻。而自醴陵以“乡、亭”升格为县，辖境大增，西至渌水下游渌口（今属株洲县），东至上游发源处杨歧山附近（今属江西萍乡市）。政治中心依当时地理方位的中心东移，正是今城位置。恰处控扼“湘东门户”枢纽位置，又是渌水中游的水运繁盛中心。地域远比中三洲广阔，城区拓展有回旋余地。前人能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已被证明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5：275.
（2）陈寿·三国志：《顾雍传》〔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3：970.
（3）同上，P969.
（4）同上，P971.吴赤乌六年为公元243年。
（5）范晔·后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1965：3317.
（6）刘谦·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M〕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上重印本，1987：1.
（7）同上，P99：地理志转引南朝盛宏之·《荆州记》。
(作者简介：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责任编辑：刘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