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理想的家庭模式，民间到处可见的一副门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是人们追求这种理想家庭模式的写照。所谓“耕读传家”就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是以耕来养家、养士、供士，以读来育人、望家、望族和望国家。按如今的话说是既要物质文明，又讲究精神文明，建设家庭要做到两个文明一齐抓。
茶陵有系统文字可考的历史是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该志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张治（今茶陵秩堂乡人）奉知州夏良胜（南城人，明太堂寺少卿，嘉靖四年以议太礼事贬为茶陵知州）之命篡修。他在志的《风俗第六》记述茶陵民间崇尚的风俗之一是：“农勤于耕，士勤于学（旧志）”（注：茶陵修志始于唐，但多为草稿或书佚）。除州志记述外，更多的“耕读传家”文化之记述见于茶陵现存的130余部的族谱之中。人们至今喻称茶陵人为“茶陵牛”，就是“农勤于耕，士勤于学”之传统文化铸就与生化出来的一种任何事都能埋头苦干的的精神。茶陵人跟随毛主席闹革命，毛主席“对茶陵人民的感情日益加深……他曾与龙开富将军回忆往事时说：‘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牛嘛’！”①
“耕读传家”在茶陵值得探究，是因为与周边县相比，茶陵更具典型。这一典型又集中体现在历代茶陵书院有38所，数量之多，宋代居湖湘第三，元代居第二，明、清均居第一。《湖南省志·教育志》列表清代湖南书院概览217所，附近的醴陵、攸县、酃县分别为3、4、2所。书院为了办学，它的建设、维修、扩建、藏书、刻书、刊印、师生之供养补贴、奖尝等等，都是以“农勤于耕”为后盾的，这里无须一一赘述。“士勤于学”，历代进士茶陵有127位，还有举人、贡生、副榜、生员又知多少呢？有关学人亦感叹：“茶陵书院培养出多少科举人才则无法统计”。②127名进士中，《茶陵县志》考证有102位赴外地任职，以“忠国家”。元至元年间（1264—1294）湖南道监司赵天弼所撰《进士题名记典》云：“江南三省，湖广得才，为近古湖广省湖南得才最多，茶陵隶属湖南，得才比各郡县尤多”（《茶陵州志》明·嘉靖版）。明代四大学士中的李东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原在茶陵县委书记岗位上攻读在职研究生的阳卫国同志（今为株洲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曾以《茶陵书院研究》为题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著《历代茶陵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为该书出版作序时说：“这部新著不仅对研究总结茶陵的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正在兴起的书院学的研究方面亦是有价值的贡献。”
“耕读传家”文化在茶陵颇具典型与茶陵的地理环境、茶陵人群的构成和江西文化给力相关。
茶陵地处湘东南一角的边陲，古之以来成为旧社会人们避战乱、逃灾荒的理想场所。张治在《郡谱志》中记述：“茶陵山川，是略弹丸南服”，一列列大山层峰叠峦把茶陵拥抱得严严实实。茶陵属丘陵性盆地，气候、水文、土壤等均宜于农耕。茶陵地下考古发掘的“独岭坳大溪文化（在界首镇与枣市交界处）是“系迄今发现的长江以南最南端的大溪文化遗址”。③中华文化发祥地是黄河、长江流域，学者们称长江流域为“稻作文化。”位于茶陵尧水乡爱里村的湖里湿地至今仍保留野生稻，被称为“水稻的基因库”。茶陵的这种地理自然环境正是农耕文化发展、成熟并独具典型的“依托”。
茶陵人群，从各姓氏族谱和1990年人口普查后姓氏源流的统计、分析看，是由土著民与徙居民构成。1990年人口普查，茶陵全县为555810人，计姓氏353个，100人以上人口迁入茶陵有62姓，512739人，占总人口的92.25%；非迁入土著姓，100人以上48姓，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676%；100以下，243姓，只占总人口0.555%，其中有少量迁入民。从族谱考，徙居茶陵的姓氏族谱，始修时的“序”中都有追述先祖迁入时间、原居地、迁入地（含几经辗转），所发房系，成为望族的多。如，谭姓，始祖可奕自唐代迁茶，子孙遍及23个乡镇，人口9247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3.2%。不少同姓迁入成为望家，如，清末全国会试第一名谭延闿则为石床谭家，非可奕后代。一个家庭徙居新地后，开始立足创业、传家，就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徙居民、土著民的关系，而传宗接代又必联姻，联姻则讲究门当户对。于是勤于耕，勤于学就成为全茶陵人民的共识。最终达到望家、望族、望国家的目的。“传家”体现修谱，且30年一修，否则为不肖子孙。如何能望家、望族、望国家，续家谱传后人，讲究有来路，传承有序，对得起祖先，各族都有族规家训。1993年《茶陵县志》把这种大同小异的族规家训概括记述为：“忠国家、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敦礼义、谋生理、勤职业、笃耕耘、课诵读、端教诲、正婚嫁、慎交游、急徭税、守本分、效忍耐、尚节俭、多宽恕、息争讼、诘盗贼、杜奸淫、戒赌博、防伪诈、重友谊、谨言行等等。”凡“灭伦乱纪”，“败坏门风”的“不肖”子孙都要受到族规处罚：“轻者下跪认罪打屁股，重者勒令自裁，甚至沉潭处死。”可见“耕读传家”要求甚严，重视族人的道德修养与教育，不忘父母、师长、国家和社会责任。族谱中也记述先祖“耕读传家”的典例。
就书院文化而言，无论是“宋初四大书院”还是“六大书院”之说，石鼓书院（今湖南衡阳市）、岳麓书院（今长沙市）和白鹿洞书院（今江西庐山）都在其中。茶陵文化属湖湘文化，受鄱阳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茶陵最大最具影响的洣江书院（正在修复，位于今茶陵一中校园内），其“学规”就是录自白鹿洞书院。江西徙居茶陵42姓，据明、清的茶陵州志《郡谱》中记述，除茶陵与江西接壤外，历代茶陵有时还划归江西某地域行政区所辖。《茶陵县志》通过族谱考证迁入境内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江西或由江西中转而迁入境内。茶陵第一个书院——明经书院为从江西迁入火田乡的尹姓家族于南宋绍兴年间初期草创。初名“一经堂”，至清代尹氏子孙仍“诵读在经圯在堂”。圯，桥也，通向诗书传家之桥也。一经堂对茶陵兴办书院是一种示范，后来兴建的书院，计某姓氏建10所，某望家建7所，某都公建15所（注：“都”为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历代茶陵书院》考证：“有的乡都书院实际上是几个姓氏宗族联办的，如十六、十七、十八都公建的雩江书院就是龙、彭、谭、刘等宗族联合捐建的；范乐书院是蓝、汤、刘姓联办的；上清龙湖书院是谭、刘等姓共建的，其他乡都书院包括米江书院的创建、修建和学产的捐赠，宗族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江西文化对茶陵的影响不可忽视。
《孟子·离娄上》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一词，国在前家在后，说明家系于国，而国以家为基础。数千年来，社会和历史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耕读文化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它仍会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注：
①尹烈承著《毛泽东与茶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阳卫国等著《历代茶陵书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湖南省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茶陵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