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寻乐书院是茶陵苏姓宗族书院，也是茶陵古代规模最大的宗族书院。鼎盛时，有房舍80余间，学田1 000余亩。规模之大，学田之多，均居茶陵首位。
它的名称尤其耐人寻味。不用说，这个“寻乐”，肯定不是“寻欢作乐”之意。它应该是何含义？《寻乐书院记》告诉我们：“额以‘寻乐’，本濂溪告程子‘从静中寻孔颜乐’一语也。”即，“寻乐”二字，出自濂溪告程子“从静中寻孔颜乐”一句话。这句话中，“濂溪”是指理学鼻祖，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程子”则是周敦颐的弟子，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而所谓“孔颜乐”，也称“孔颜乐处”、“孔颜真乐”，源自《论语》中有关孔子的几处论述，着重有两条，分别是：“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的这两条语录，以及另外“曾点之乐”“君子三乐”等处记述，表现了孔颜等儒家圣贤，对人生快乐与幸福的认知与追寻，展示了他们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追求的人生理念和理想信念。
“北宋五子”之一的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著作，提出了太极、理、气、性等宋明理学基本范畴和思想，被尊为理学开山祖师。他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周敦颐教导弟子二程：“每令其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后来，程颐的弟子鲜于侁又向程请教：“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 随着宋明理学的蓬勃兴起，“孔颜乐处”很快演化成为儒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人生命题，弦歌不断，代代相传。周敦颐在他的经典著作《通书》中指出：“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第二十三》）意思是说，荣华富贵，是人们普遍钟爱的事情。可颜子偏偏不为所动，甘守贫穷，以苦为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天地之间自有一种不同于物质的，比物质更加高贵高尚、可爱可求的富贵。颜子所以能够无视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甘守清贫，就是因为他沐浴了那种“非物质”的富贵的光辉，能够“见其大而忘其小”。所以，颜子能够超然物外，身心通泰，富贵贫贱，处之如一，“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以臻于精神的永恒的快乐，所以颜子也便成了“亚圣”。其后，程颐也指出：“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即，颜子之乐，乐的并非贫穷本身。他能够不以外部环境的艰苦恶劣为转移，矢志不渝，自得其乐，故而孔子极力称赞他的贤德。他又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朱熹《论语集注》）到明朝，哲学家、理学大儒王守仁指出：“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厚无间隔。”（《与黄勉之》）即，快乐是圣贤仁人的内心的本来状态。他们的身心，已经达到了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欣喜和睦，和谐通畅，没有任何间隔的地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怎样美好而坚定的意志信念，引领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引领孔颜“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呢？
答案是：志于道。
“道”是孔圣一生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理想，是他对现实世界的全方位的规划与追求，包括社会政治状态及其基本原则、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即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素质理想。他概言之，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为此，一方面，他学而不倦，诲人不厌。他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的弟子也由衷赞叹他，“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另一方面，他守死善道，身体力行。他坚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他力主：“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他周游列国十四年，栉风沐雨，历经险阻。在卫遭谗，在匡被围，在宋遇袭，在陈蔡绝粮。一路颠沛流离，落魄如丧家犬。他也曾怀疑，“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但是，他依然相信，“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史记•孔子世家》）依然念念不忘于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朝闻道，夕死可矣。”正如宋儒陆九渊所说：“吾人进退，自有大义，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少而学道，壮而行道，士君子之职也。”（《陆九渊集•与朱元晦》）新儒、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历代许多知识分子）不追求声色货利，不谋求富贵利达，唯一的兴趣是揭发自然的奥秘，探求人生的准则。他们经常过着清贫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房屋，穿着粗布的衣服，而志气高昂，奋发向上，这是一个可贵的传统。”（张岱年《文化与哲学》）
经过宋儒不断深入的阐发，“孔颜之乐”被日渐升华为宋明理学及儒家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和理想人格的一种崇高象征。宋儒及其后学通过对孔颜圣贤在仁义道德、快乐幸福等人生真谛及其理想境界上的探究追寻，深刻揭示出了蕴含在孔颜之乐中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信念和追求。既彰显了儒家圣贤修齐治平、穷独达兼的情怀抱负，也生动展示了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和浩然正气，进而陶铸成为千秋万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和道德高标。
如果说，这种“乐”堪称宋明理学之要旨，那么，寻乐书院的创办者们的苦心孤诣或许也正在于此。《寻乐书院记》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书院额以‘寻乐’，窃愿学者寻理学之渊源，则宥密非隘，宇宙非宽；富贵何荣，贫贱何辱？俯仰间无非乐地。”即，只要真正探寻到了理学的真谛，那么，再窄小的地方也不会逼仄，再宽广的地方也不会空疏；荣华富贵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贫穷卑微也没有什么可愧疚的。一俯一仰，无处不是乐土。“理”之所存，“乐”之所存。“郡之人士毋徒咀嚼糟粕，搔摩皮肤，必由言语文字之末钩深索赜，以求精微奥妙之理。知之必明，守之必固，行之必力，使道足于己而无待于外。吾命亨而达，则措诸事业，以裨天下国家；或蹇而穷也，则亦可以敦厚风化，以善一乡一邑。”这个“乐”，是否就是“寻乐”名称的内在的奥义呢？
事实上，茶陵苏姓自元末迁入境内，衍为宗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茶陵一支寒族。清嘉庆十七年（1812），富户苏联元迫切希望通过科甲提高苏姓的社会地位。他竭尽全力，发动全族捐钱捐田，创办起茶陵这家规模最大的宗族书院。至同治七年（1868），苏氏子弟苏大治考中进士，寻乐书院名噪一时，而苏氏也从此跻身茶陵名门望族之列。（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