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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国 民族卫士 ——记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

2017-07-11 17:20:31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46
文/甘智钢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史上,湘东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志人贤士,他们舍身国家,艰苦奋斗,呕心沥血,为民族的崛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醴陵籍的情报专家王芃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王芃生,原名大桢,别署曰叟。1893年3月5日在湖南省醴陵县出生,早年为同盟会员,后加入国民党,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曾任驻日大使馆参事。1937年1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38年转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是民国时代闻名中外的卓越外交官、抗日义士、情报专家。1946年病逝于南京。

  王芃生出生于清贫的读书人家庭,父昌治,为廪贡生,安贫乐道,处人接物,宁肯自己吃亏而不妨碍他人。王自幼受这种熏陶,这对其性格思想以及成年后的事业都有极深切影响。王芃生十岁时即1903年参加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次的童子试,1904年,考入醴陵县立高等小学第一期甲班,这是当时的新式学堂,教师多半是游学日本回国的,自幼接受了革命新思潮影响。
  王芃生在高等小学两年半,终因家无恒产,无力缴纳学膳费,不得已在应毕业的最后一学期辍学,转入不收学膳费的醴陵磁业学堂(熊希龄倡办之磁业公司附属学校)学习。这里聘有日本教员数人,更触发其注意日本事物的兴趣。1909年春,王芃生在父亲支持下,弃文习武到长沙考入陆军小学。是年秋,加入同盟会。
  1912年初王芃生入南京军需学校。同年5月军需学生随临时政府迁移至北京。校长为张叙忠。王芃生个性慈恕少威,又受佛教影响甚深,实不宜于将兵,且自幼喜好文史,现在辛亥革命已成,更有偃武修文之念。当时王芃生的乡前辈刘彦在军需学校授国际法,王芃生课余遂从刘治外交史。他立志研究日本及国际关系,遂放弃已学习的英文、德文,改修日文,以期阅读日本书籍,这是王芃生研究日本问题的开始。是年九月,王芃生加入国民党。
  王芃生在军需学校学习期间,是他扩展眼界养成各种常识之时。故用功极勤,在学两年成绩优异。因为学校每月津贴仅银元三元,生活拮据,就利用课余译日本《物权》及《海商法》,为《武德杂志》译日文战争小说,稍获补助。日本语言的运用能力大为增强。
  1916年冬王芃生赴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公费留学。当时该校的中国学生仍与日人同班上学,没有采取其他军事学校对中国学生分别施教的办法,所以王芃生获得阅读若干禁阅的战史或调查报告等机密材料的机会。王芃生素有志于研究与认识日本,今更倍加努力,沉迷于日本文化的研究,而置教科书于其次,且节衣缩食以购图书及特殊资料,两年之间搜藏甚多。
  1920年春,王芃生又以军需学校教官原薪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这是王芃生第二次留学日本。其研究日本的视角已发生转变,即对日本公开刊物及正统派的研究成果均采怀疑态度,这是王芃生独特学术性格形成之始,于此时完成《中日关系史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真相秘录》诸稿。

  1921年秋,美国发起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在邀请之列。当时王芃生在东京,看穿美国的企图是想抑制日本,建立它在远东的霸权,中国对此可加以利用。于是他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详列日本侵略中国、强占青岛的种种罪证,根据国际法举出日本必须还我青岛的充分理由。托人送给外交界前辈、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汪大燮大为赞赏,被汪推荐聘为中国代表团咨议,王芃生就提前向东京帝国大学交出毕业论文,为我国代表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日本反对讨论山东问题,坚持通过中日双边谈判来解决。王芃生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资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形势下,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国后,经王宠惠(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之一)介绍任鲁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委员、细目协定起草委员。不久,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8年之久的青岛。这一年,王芃生刚刚30岁。
  1926年夏因参与反对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的计谋泄露,王芃生不得已东渡日本,这是王芃生第三次留居日本,期间为增加其对日本历史文化之认识,乃集中于日本古语及古文书的研究,努力搜求被日本政府禁毁之各种书刊如僧圆月著《日本纪》《汉和帝系图谱》,藤贞干著《冲口发》,石黑浪六著《天地开辟史谈》,加藤弘之著《国体新书》,那珂久世著《上世纪年考》诸书。王芃生豁然明辨日本古史出于伪造之经纬,因撰成《日本古史辨证》《日本古史之伪造》等专著,根据上述各种日本古籍,将中国人统治日本和日本古人夺还统治以及由神武至仲哀系中国人统治时代的传说,应该是百济人夺占中国人的统治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描写出来,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

  1930年3月,蒋阎冯大战爆发,9月,张学良入关,占领平津,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失败。从此,张学良升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常驻北平。第二年5月,王芃生听说张学良招揽人才,即去北平。他早注意到,张学良进军平津之日,即日本增兵东北之时。他从日本军部种种迹象判断,日本很可能在当年9月中旬在东北动手,于是写成书面意见,求见张学良。不巧张学良因病住院,拒不见客。王芃生在7月转赴南京,报告送呈蒋介石,蒋也未予重视。“九一八事变”后,王芃生愤极生病,在北平住院,张学良悔恨交加,亲往探视,邀他相助,王芃生坚辞。
  这次事件之后,王芃生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日报》主编、中国驻土耳其、驻日本使馆参事,1937年春奉召由东京回国,5月15日向蒋介石提出一份报告,他预测当年7月日本可能在平津动武,扩大侵略,建议及早预防。但蒋介石仍幻想同日本妥协,对这份报告未予重视,以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非常被动。
  王芃生具体在何时被蒋介石所注意并无确凿依据,后人有材料表明,王芃生曾就“西安事变”面见过蒋介石,很可能这是他被蒋所看重的原因。
  据原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组少将组长潘世宪在其《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一文记载,王芃生于西安事变一周前回国,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西安兵谏”的计划。王芃生回到南京后,立即通过外交部要求谒见蒋介石报告机密情况。但当时的王芃生只是一个驻外使馆的小小参事,既非黄埔系,又无奉化关系,要想见到蒋介石着实不易。直到蒋介石去西安的专车待发时,他才借外交部之力,勉强爬上了火车。在列车上他首先将在东京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安兵谏”的情报以及日方的“对应措施”详细报告给了张群,并作了一些说明。张群见有些方面是南京方面所未料到的,所以就急忙转告了蒋介石。这样,蒋介石的列车在洛阳站停留了24小时,做了一些布置,主要是确保西安的安全和潼关方面交通的畅通。总之,王芃生的情报使得蒋介石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车到西安,王芃生便离开即将发生动乱的城市,取道城固,沿江返回上海。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遭受重创,自然而然的,蒋想起了在专车上王芃生所作的“报告”,于是就命人找王芃生。寻找王芃生颇费周折,据赵庆华所撰《“王牌间谍”王芃生》一文说,当时的外交部不知道王芃生的踪迹,驻日大使馆也不知道王的去向。直到1937年5月中旬,王芃生把在上海与谢南光、李万居及张锡琪、张锡钧兄弟等共同研究后撰写的一份报告送到外交部请转交蒋介石时,王芃生才被找到。这份报告分析了当时华北方面日本侵略军的形势。王等人估计不出7月上旬,日军将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控制华北全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但蒋介石仍幻想同日本妥协,对这份报告未予重视,以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非常被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才感到王芃生的分量,多次召见,询问日本内情和抗战方略。王芃生建议蒋必须作长期打算,且应考虑到最坏的情况,未雨绸缪,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因此,他主张抓紧修建滇缅公路。当即有人反对,说中国即使失去沿海地区,还可利用香港和越南转运,何必舍近求远?王芃生说:“不然。日本内部,向分两派,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北进派现已频频得手,南进派必定跃跃欲试。他们看中了英、法弱点,必有一天会搞突然袭击,占领香港、越南,那时中国怎么办?如果我们预先修好滇缅公路,即使日本占领缅甸首府仰光,我仍可通过缅北和印度获取外援。”这回蒋介石完全信服了,派他以交通部次长的名义,去云南等地筹划。1938年春王芃生先到河内,洽办滇越联运,布置情报工作;再赴昆明,取得龙云支持;正准备赴印度,被急电召赴武汉。后来滇缅公路很快修成,在抗战后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加强对日情报工作,鉴于王芃生以往在对日研究及情报工作的卓越表现,加上王本人的积极建议,1938年4月,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对日情报机构“最高调查委员会”,蒋自任主任;委员会下设会务处,王芃生任处长。后因意见不一致“最高调查委员会”未能正式成立而改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任中将主任。7月随国民政府迁重庆中西路渔村后,研究所先后设立了五组三室,主要有敌伪组、国际组、图书资料组、总务组、机要组和“青山研究室”、英国顾问室等。后来,随着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国际问题研究所又相应地增设了欧美科、南洋科等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表面隶属军事委员会,但实际上直属蒋介石,因为其经费直接由蒋的侍从室拨付。
  在人们的印象里,民国时期,中国的军事情报系统似乎只有“中统”和“军统”。但实际上,当时中国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供的情报和咨询与其他情报机构不太一样,皆因该所汇集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军事、外交及敌伪特务活动等方面的研究,收集、分析有关日本的战略情报和资料,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构决策作参考和咨询。因拥有众多日本问题专家,所以该所的对日研究成果既有很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又有很强的学术性,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如日本的战时内阁和首相数度变更,研究所每次都能对新首相了如指掌,并将其简历及可能的作为具文上报,其迅速与准确实属惊人,不愧于“日本通”的称号。更为不一样的是,王领导的研究所不仅搞情报,而且还著书立说研究日本国情及其对外关系,剖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民政府的“智库”角色。
  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业务上直属蒋介石的侍从室 。当时,与其平行的情报机关还有戴笠的军统和徐恩曾的中统。王芃生是中将,比戴笠(少将)军衔高,而且他们三人,只有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温毓庆(密电)参加的情报会议。
  王芃生系统掌握之重大情报,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曾在陈布雷手下主管情报的张令澳,著有回忆录《侍从室回梦录》,谈到研究所的情报运作。在王芃生的手下有多位出类拔萃的情报高手,譬如连震东,他是台湾爱国领袖连横的独生子,1920年代末期他从日本归来后进入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在王氏手下做第一组主任,挂少将衔。他联络日占区的台湾同胞进行情报工作,卓有成效。还有蔡培火,打入日本军部并派遣在华工作,向王芃生提供了不少战略情报。还有何世桢,从重庆派回上海,佯向汪伪靠拢,重庆方面故意发布通缉令,使日伪信以为真,他的情报也是向王芃生提交。
  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38年7月成立,在以后7年中,经常向蒋介石提供日本军政情报,不久又把范围扩大到欧美,许多预测都相当准确,如1941年5月20日即预言希特勒将在一个半月内发动对苏战争,果然在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同年11月22日,预言日本将偷袭美国海军,果然在12月7日发生珍珠港事件。1945年5月断言日本将在秋冬之际投降,果然在8月应验。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珍珠港事件的预测。
  早在1940年8月,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关岛出发,沿太平洋西岸弋游一周,再回关岛。王芃生接到香港来的情报。反复研究,认为这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征兆,美日矛盾必然激化。
  他于是命令全所密切注视。1941年春,研究员潘世宪(解放后任内蒙古大学教授)从日本报纸发现一条小新闻,说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赴太平洋中部各岛视察,心中起了疑问:他去这些岛屿干什么呢,由此想起所内一本藏书《日美必战》,虽是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幻想小说,对太平洋中部岛屿和海战的描写,倒很有启发。这是否预示日本将偷袭美国海军基地?不久,日本派出特使野村到美国白宫密谈。王芃生即于9月12日的《大公报》发表《敬告罗斯福总统》一文,引用日本已故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的话:“日美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美国措手不及。”由此提醒罗斯福不要为野村的烟幕麻痹,“一日纵敌,数世之祸,戒之戒之!”一个月后,研究所驻沪人员忽然收到日本送来的一份绝密情报:9月6日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开战。再进一步追查,竟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派人送来的。近卫认为日本此举无异自杀,因此故意泄密,希望美英加强戒备,迫使日本军部打消此念。王芃生断定此事绝对可靠,同时又发现,日本特务和尚大谷光瑞在南洋一带活动,于是他预测:1941年11月一12月间,日本可能对珍珠港和新加坡同时动手,企图一举歼灭美英海军主力。10月26日,他将这份情报送呈蒋介石,转给罗斯福和丘吉尔。遗憾的是,这两位巨头都小看了中国,不以为然,事后却悔之不及。于是罗斯福派他儿子来中国,与王芃生长谈,极表钦佩。丘吉尔更要求与中国合作,建立了一个中英联合情报小组。 五
  王芃生能对日本进行长期跟踪式研究,在对日情报工作方面取得非凡成就,是有原因的。他在其自述中谈到,“余幼读先辈刘彦(式南)初版《中国近世外交史》(后改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曾函余补充若干条),对国际外交,极感兴趣。在磁业学堂时代,曾受过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及一女教员松本某子之教育,使闻留日归国诸先辈所谈明治维新事迹。对日本问题,引起注意。在‘陆小’得读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日本源流考’。又以革命先进,多往来日本,中日关系密切,至是,更认识革命成败与外交运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国际关系,以待有用。”王芃生在南京复成桥军需学校“由各种日本教材,而日本译著,渐次习阅日本原著”。王芃生的日语口语和书写能力都很强,不但能读、能写,而且讲得很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朋友。
  王芃生日文造诣极高,甚至比一些日本“高手”还要厉害,有两件事可供佐证。其一,陈敦正在其《“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中谈到这样一件事:“王芃生的日文程度,不但能读、能写,而且说得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一次,他到缅甸视察,被日本特务包围,他冒充日本商人,大谈他日本‘家乡’风光,竟化险为夷,被蒙混过去。”可见其对日语的精通程度。
  其二,曾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在《中国辛德勒论王芃生》一文中提起了更为有趣的一件事。当时王芃生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馆中有一主事李耀商,云南人,他的职位虽低,而来头颇大,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与当时鼎鼎有名的周佛海有同窗之谊,他之能厕身外交界,在驻土使馆服务,即由周佛海所力保。李耀商除日文之外,尚通晓六国语言,常感叹地说:“书读得好,有什么用?我在东京帝国大学时还不是比周佛海的书读得好!”言下不免稍有牢骚。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对王芃生佩服不已。有一天,李耀商跑来告诉何凤山:“呵!我不晓得王参事的日文有这样好,我想日本的高手也不见得比他强!”何凤山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答:“我刚看见他写给日本大使德川的一封信,信手写来,字字珠玉呵!”
  正因为对日本吃得透,王芃生获得了“日本通”的称号,也为其后来在情报界施展才华奠定了基础。
  王芃生的情报工作,自属最高机密,是不公开的。但王芃生认为抗战是一全民战争,必须全国朝野上下都能知己知彼,坚定信心,因此,他尽可能运用可以公开的事实,于时局迷离人心惶惑时,用权威证据说明中国不降必胜的道理,给予汪精卫、周佛海等在重庆散播的悲观论调当头一棒。
  抗战期间,他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政论文。
  1941年3月发表的《中日战争之文化史观》一文,从日本文化、教育、学术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深入分析中日战争,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从而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警告日伪尽快反省悔悟,“重获新生”。
  尤其是1942年4月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长达8000多字的论文《揭破所谓日本文化的大谎》,是他多年来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结晶,也是抨击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文化的战斗檄文。
  1945年5月王芃生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时论32篇。
  王芃生一生著述颇丰,曾有《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争相秘录》《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上及突厥史上译语之语源》《匈奴史之研究》等学术著作出版,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两书为开拓性研究,对日本古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芃生闲暇之余,对诗词歌赋也情有独钟。填词赋诗是文情并茂,幽雅缠绵;文献考证则旁征博引,究委竟源。这方面遗存的著作有《小梅溪堂诗存》《莫哀歌草》和《歌曲源流考》《犯曲通考》《隋唐宋明古乐流入日韩佚存录》等。
  1946年王芃生逝世,葬于南京。王芃生墓,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上庄村,白龙山思亲陵华侨永久墓园内,小白龙山北麓,现为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其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征着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如此奇特造型的坟墓,举国之内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参考文献:
①邵毓麟等:《王芃生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1973年版。
②吴相湘:《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王芃生)》(下),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
③陈尔靖主編《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海峡学术出版社2015年版。
④李村:《学人王芃生》,《钟山》2014年 第4期 。
(责任编辑: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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