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本通”王芃生和他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骆晓会
王芃生（1893-1946），醴陵北乡七里山（今八步桥乡枫树村）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成年后精通文史，学贯中西；尤其是从小就深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陶冶，更是为他日后的学术与政治交融的特殊生涯奠定了基础。王芃生是民国时代闻名中外的卓越外交官、抗日义士，也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间谍或特务——即“文化间谍”或“学术特务”，因为他是具有学术文化和国民政府对日情报机构双重性质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关系研究所最权威的专家或“日本通”。他17岁就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江右军中将总参议兼安徽省民政厅厅长、驻土耳其公使馆和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等职。纵观王芃生的一生，其学术与政治生涯的峰巅或最辉煌的时代，就是他执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岁月。
1912年进入陆军军需学校学习后，就对日本产生浓厚兴趣并改习日文，广泛阅读有关日本的图书资料,开始研究日本问题。1916年和1919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深入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1921年撰写《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深受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的赏识，从而被推荐为中国代表团咨议参加华盛顿会议，从此步入外交界，崭露头角。
王芃生一生著述颇丰，曾有《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争相秘录》、《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上及突厥史上译语之语源》、《匈奴史之研究》、等学术著作出版，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两书为开拓性研究，对日本古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1月开始应东北外交委员会之聘，负责主编《外交月报》。抗战爆发后，他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政论文，在重庆出版的《时局论丛》，收入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时论32篇。尤其是1942年4月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长达8000多字的论文《揭破所谓日本文化的大谎》，是他多年来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结晶，也是抨击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文化的战斗檄文。王芃生闲暇之余，对诗词歌赋也情有独钟：填词赋诗是文情并茂，幽雅缠绵；文献考证则旁征博引，究委竟源。这方面遗存的著作有《小梅溪堂诗存》、《莫哀歌草》和《歌曲源流考》、《犯曲通考》、《隋唐宋明古乐流入日韩佚存录》等。
早在1937年5月，王芃生就曾根据自己在日本收集到的有关情报和资料，准确判断和向蒋介石报告了日本将于7月上旬发动华北事变，扩大侵略战争的有关情况。抗战开始后，为了加强对日情报工作，鉴于王芃生以往在对日研究及情报工作的卓越表现，加上王本人的积极建议，1938年4月，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对日情报机构“最高调查委员会”，蒋自任主任；委员会下设会务处，王芃生任处长。后因意见不一致“最高调查委员会”未能正式成立而改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任中将主任。7月随国民政府迁重庆中西路渔村后，研究所先后设立了五组三室，主要有敌伪组、国际组、图书资料组、总务组、机要组和“青山研究室”、英国顾问室等。后来，随着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国际问题研究所又相应地增设了欧美科、南洋科等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表面隶属军事委员会，但实际上直属蒋介石，因为其经费直接由蒋的侍从室拨付。
研究所内逐渐汇集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军事、外交及敌伪特务活动等问题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主要使命自然是收集和分析有关日本的情报和资料，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构决策作参考和咨询，但由于集合在研究所旗下的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家，所以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既有很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又有很强的学术性。如1941年5月20日，王芃生准确地预见了一个半月后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向罗斯福政府作了通报。后苏德战争于6月22日果然爆发。现在史学界熟知的周恩来密电斯大林通报的中共地下党获得的这方面的情报，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一渠道应是其来源之一（有的资料说是潘汉年在香港获得的，还有阎宝航也向周恩来报告了类似情况），因为包括香港在内的这个所的大部分外勤站都是在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所控制。11月22日，研究所又通过获得的日本情报，分析和推断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报告给蒋介石，蒋则向美英方面通报了情况，但遗憾的是没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国际问题研究所及王芃生本人所提供的情报和咨询与国民党其他情报机构不一样的是，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如日本的战时内阁和首相数度变更，而研究所每次都能对新首相了如指掌，并将其简历及可能的作为具文上报，其迅速与准确实属惊人，不愧为“日本通”的称号。更为不一样的是，王领导的研究所不仅搞情报，而且还著书立说研究日本国情及其对外关系，剖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除上文介绍的之外，王芃生1941年3月发表的《中日战争之文化史观》一文，从日本文化、教育、学术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深入分析中日战争，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从而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警告日伪尽快反省悔悟，“重获新生”。
王芃生既有学者的严谨和特立独行，也有仕宦的遵纪和忠于职守。一生精勤治学，不谋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凡的一页，深为世人称赞。正如曾与之共事的辛先惠先生在《今日中国(中文版)》1988年12期上撰文所说：“王芃生的确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世情练达、虑事周密的务实家。但他于个人出处官职却不甚计较，更不钻营苟得。他平易近人，数十年间未闻其非议他人及厉色以对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