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焱明
南朝刘宋盛宏之所撰《荆州记》曾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酃渌酒的名称由来及产地，在这里交待得十分清楚明白：是醴陵渌水流域（其间）的古安城乡（即上文所说“乌程乡”）。
汉魏六朝之际，醴陵疆域远比今天辽阔，西至渌水下游渌口（今株洲县城），东达江西萍乡杨岐山一带，实际囊括了大部份渌水流域。与盛宏之大约同时的北魏郦道元，在其所著《水经注》中说：“（醴陵）县南临渌水，水东出于安成乡翁陵山。”按翁陵山即杨岐山，是《水经注》所指渌水之发源地，《民国醴陵县志》称为南源即萍水。而《荆州记》所指渌水“出”源，同上《民国县志》称北源，而据醴陵市政协近年组织的寻源考证，则被确认为正源，即从江西万载金钟湖曲流至湖南浏阳的澄潭江，在今醴陵王仙镇的双河口汇合萍水，至此直至下游称为渌水。澄潭江在今醴陵南桥、富里镇交界处入县境后不远，即在双江口接纳了第三大支流栗水（第一大支流为萍水，第二大支流为铁河，源出于攸县）。栗水亦发源于杨岐山（北麓），西流经江西上栗县城汇入澄潭江。这一片区域，位于今江西萍乡以北紧靠“湘东”，同属渌水流域上游范围（上栗近年才由原属萍乡的区、镇而置县）。因此《荆州记》、《水经注》这两部古籍所称的乌程乡、安成乡，读音接近，极有可能是同地而异名，其地即包括杨岐山以西今属萍乡的湘东一带。考史载，西汉武帝时曾在此从长沙国分封“安成侯”（乡侯，其地即为安城乡，与汉文帝时早已废除醴陵侯国的醴陵之地，同属长沙国、临湘县）。东汉初，废长沙国改为长沙郡，析临湘等地分置醴陵县，安城乡地连其境一并归之。故郦道元《水经注》称：“（醴陵县）渌水东出于安城乡翁陵山。”唐宋以后，醴陵辖境缩小，插岭关（今称“老关”）以东一带尽归江西萍乡，而“湘东”之名迄今未废，留下此地曾归属湖南、醴陵的古代行政区划演变痕迹。
笔者近查1995年版《醴陵市志》，其卷尾《丛录》刊《县名考》一文有载：“由此而断（指前引盛氏《荆州记》），乌程应为该地古名，‘继以名酒’。后来其地更名安成……今萍乡市东有‘老窐城’，萍乡方言，鸦读作窐（音wa），乌、鸦音近而讹，当即古乌程故地。”此为乌程、安成两乡实为一地又一佐证。至于《荆州记》和《水经注》两部古籍，对渌水之源各持一说，由于当时国家南北分裂，科技、交通和考查等条件的限制，未能按现在“河源惟远、惟一”的原则达到一致，也毫不足怪。两千年来沧桑巨变，醴陵古代疆域、物产、地名，或有演变消失。迨至清末光绪和民国时期才先后成书的《江西通志》、《昭萍志略》，对此或失传、或失载，亦在可理解之中。
酃渌酒是否为古代“贡酒”之一？答案也是肯定的。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兴师灭吴，吴主孙皓自缚出降，全国经三国分立后再次统一。晋武帝踌躇满志，是年“五月辛亥（古人以干支相配计年、月、日、时，此为计日，下同），封孙皓为归命侯，丙寅，帝临轩大会，引皓（孙皓）升殿，群臣咸呼万岁。丁卯，荐（与‘献’同义）酃渌酒于太庙。”醴陵县原归属吴国长沙郡，此番祝捷“献庙”以告皇室祖先，是当时最高规格的国家礼仪。则酃渌酒至迟远在西晋初年，就以美酒名世且被作为“贡酒”，正与《荆州记》所载互为印证。株洲《湘东文化》杂志2013年第一期，曾刊文《醴陵古安城乡酿过贡酒——乌程酒吗》（以下简称贡文），以判定名酒“乌程酒”产地“真伪”为立论前提，说应是古代吴兴郡的“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这一点本来基本正确，但避开了《荆州记》对“酃渌酒”是醴陵古代渌水流域安城乡（即乌程乡）所产的记载，并进而否定说：“醴陵、醴陵古安城乡自古以来无名酒，更无可与……‘乌程酒’媲美的堪领一朝酒风骚的‘贡酒’。”于是在上述以贡酒“献庙”的叙事中，贡文的类似记载就颇有些曲折。比如其文中也曾征引说：“‘酃酒’，于三国时便著名，东晋咸安元年初荐于太庙。”这句话在《晋书·简文帝纪》中的正式记载是：“（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初荐酃渌酒于太庙。”《贡》文援引的来源应是此处（其引文后载曰“《晋书·简文帝传》”有误，史书中古代帝王只有“纪”或“本纪”而不是“传”），但对其中酒名作了一个改动，即把“酃渌酒”替换成“酃酒”，一字之易，使酃渌酒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消失”。这绝不是《贡》文所称要“平静、忠实地撰写历史”的态度。该年为公元371年，说明在“太康元年”之后将近百年，酃渌酒仍是引领“国酒风骚”的贡酒。对这一史实，清乾隆时学者王万澍、王国牧父子所合撰《湖南阳秋》，有一段详述史事始末、注释及评介得失的“训义”，说得很清楚：“武帝太康元年，平吴之初，尝荐酃渌酒于太庙矣，此何以曰初献？盖自是以后，每祭皆用之也。”对史官记述的前后矛盾，提出了批评；而“自是以后，每祭皆用”八个字，更是把酃渌酒作为“贡酒”的地位，表述得确凿不疑。
《贡》文援引古籍的这种微妙之处，还所在多有。如对前所载引《荆州记》文末“世称酃渌酒”一句，其态度也是游移、模糊不定的。比如时而引伸“网络记录”，认为没有这一句，称“是否网络集录者同笔者我一样发现原《记》（指《荆州记》）文有误？”时而又说，以这一句来判断：“似乎是乌程酒以外的另一种酒——渌酒。”因此，“似乎是两种酒的共称（酃酒、渌酒）”。但仔细斟酌《荆州记》这段话，应该是指酃湖酒和酃渌酒“并称”为贡酒。即原文所谓“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可见“酃渌酒”是另外作为一种酒名而“为世所称”。《贡》文仅凭所谓“网络文献记载”及作者“联想发现”，即声称对《荆州记》这段记载中的“其间数句似乎有待推敲，宜作适当修改”，也算是抓住了有没有“世称酃渌酒”这一句的“关键”；但为了达到否定的“结论”，就要去“修改”古籍明白的历史记录，是否有些不严谨、欠严肃？
1995年修订新版《词源》第1700页，对此亦有载云：“酃渌：美酒名……有二说：1、酃、渌二酒的合称。《文选》晋张景阳（协）《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注引南朝宋盛宏之《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世称酃渌酒’。2、即酃酒。”其中第一说所引录的全文，即本文开篇所载《荆州记》及贡文声称没有“世称酃渌酒”这一句而要加以“修改”的这段话。《七命》是西晋文学家张协（字景阳）的赋体名篇，后收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唐初学者李善为其作疏注，著有《文选注》六十卷传世。其中因张协“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一语而注引《荆州记》的这段话，明确无误指出酃湖酒和酃渌酒都是贡酒，而“酃渌酒”产地就是醴陵渌水流域的“乌程乡”（也就是前面已述实为一地的“安城乡”）。可见“酃渌酒”是与“湘东酃湖酒”同为“贡酒”而被盛氏所记载。2012年，笔者在醴陵《文笔峰》杂志第三期曾发表《高山流水之恋：解读醴陵之名》一文，其中说盛氏在《荆州记》中记录“酃渌酒”之名，有这样几句话是：“并非偶然地下了一个‘渌’字，这就和他所说湘东大地另一名酒‘酃湖酒’截然不容混淆，并且充满浓郁的渌水情调……‘醴’之为酒，源何远兮！”很显然，笔者在这里写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即认为在这两种酒的名称中，“酃渌酒”之有“渌”，就像“醴陵”得名含“醴”，并非偶然而来并且充满了一种“渌水情调”。贡文似乎是对此处有所“批评”曰：“有醴陵人士说：‘酃渌酒’，是醴陵美酒，其中‘渌’字含有作者盛宏之深厚的渌水情怀。这话值得再三推敲：妥否？……‘酃渌酒’是‘世称’，何来述录者之深情乎？”如果贡文此处未点名的这个“醴陵人士”，指的就是笔者及所撰上文，那就是把笔者主观抒发的感受，当成是说盛氏出于“深情”而给“酃渌酒”命名了！但明眼人只要细读“推敲”笔者上文，就可看出其中本意是赞叹“酃渌酒”名字含有一种“渌水情调”，而不是说盛宏之有什么“渌水情怀”。说清这一番“来龙去脉”，也就算是笔者对贡文这个“批评”的一个“交待”吧。但贡文以对第一个前提“醴陵是否产乌程酒”的否定（笔者也同意此处基本正确），递进到后一个否定“其间乌程乡……世称酃渌酒”的结论，似乎是在置换概念；否则，贡文的标题就应该这样写了：《醴陵古安城乡酿过贡酒——酃渌酒吗》。
换言之，《荆州记》这段在《词源》中的记叙引录，应该是权威性的。虽然这部传世著作，至今只是一个采自众多古籍（如《文选》所注引）的辑录本，但它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和风土咏唱，却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酃渌酒”在古代确曾存在，包括它曾还是“酃、渌二酒的合称”，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直至唐宋，对“酃渌酒”歌咏赞叹的诗篇、词作，还屡见不鲜（如唐大宗、皮日休、王安石、文天祥等人之作），只是没有明确提其产地（或产地之一）是醴陵、或早已消失的“古醴陵乌程乡或安成乡”罢了。限于篇幅，这些古诗词就不在此多举了。而贡文虽援引了不少“古诗词文”，包括和乌程酒关系并不大的所谓“程酒”的记述，以求证“醴陵安成乡自古以来无名酒”的最后结论，结果至多能达到“不能证明醴陵古安城乡酿过‘乌程酒’”这一步。但贡文独独未引有关“酃渌酒”的诗文，“此番原因何在”？就因《荆州记》的前述经典记载，贡文总是绕不过去，以至表现出本文前面所说的这么一种矛盾、惶惑状态，甚至因为所谓“联想、发现”而声称要对古籍作一番“适当修改”了。
综上所述，醴陵古代“安城乡”确曾产过一种进贡朝廷的美酒——酃渌酒（和酃酒即酃湖酒并称名酒）。两千多年以前，醴陵就曾以美酒（渌酒、酃渌酒）擅名，并因酒成为其地得名原由之一（“醴”本义之一即为美酒），岂偶然哉！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