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继元
醴陵东台集凤，即醴陵东山（又称云盘山），位于城东醴陵大桥北侧，现址在湘东医院。此山矗立于渌江河畔，林木茂盛，环境清幽，为闹市中的一片绿园。临江建有东禅寺(现改名为青云禅寺)，古朴典雅，耸立于半山腰，前面就是“一桥飞架南北”的醴陵大桥，禅寺周边镶嵌上各式彩灯，夜晚看来华灯闪烁，分外醒目。
古时，这里属城郊野外，山高林密，常有群鸟栖息翔旋。相传宋时有数书生构室读书于此，后同登高科。邑人曾建“凤凰台”以作纪念，故称“东台集凤”。醴籍明朝诗人丁淑作《游东山》诗云:“入径穿云盼玉池，路无通处客多疑。包藏鱼鸟三千界，潇洒乾坤十二时。山好却怜春到早，花稠休怪月来迟。天教老子移家住，管领潇湘一派诗”。
东台山是目前醴陵城中唯一能够体现县昔日吴楚咽喉地位的所在，已成为一处旅游景点。到醴陵游览的客人，从西北方向的红官窑观看现代陶瓷窑场开始，经过徒步登西山品味书院文化、游南门体察市井风俗，经石拱桥看状元芳洲，走东门上体味南方明清码头和故里老街旧巷道，再到青云山考察醴陵文脉发源的痕迹，或许就已经是午饭时间，这东台山就被开发成集旅游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景点了。
从醴陵大桥头远远就能看到一堵巍峨的仿古城墙，山寨的大门被设计成城门的式样。相传在远古，在三国时期醴陵属于荆州长沙郡的管辖，三国演义中刘备向东吴所借的荆州就包括醴陵在内，此后镇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就一直派出部队驻扎在醴陵，直到孙权夺回荆州之后。到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的时候，陈友谅一度占据荆州，专门设置一个统军元帅驻扎在醴陵，后来在醴陵城中也真的出土了一枚“统军元帅”的铜印章，年号正是陈友谅称帝的大义二年。醴陵最近的一次驻军是清朝康熙十六年，朝廷派出姓巫和姓龚的两位大将军在东台山筑起土城，常年驻守，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云南王吴三桂。所以这东台山西侧一个没有名字的山岗也就有了一个威风的名字：营盘岭。这样看来，东台山自古就是屯兵行伍的军事要地，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
现在营盘岭上，原来乌营的演练场，随时能够根据游客的需求组织200名以上古装武士，操演一字长蛇等五六个阵法。若在平常的日子，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广阔的演练场当中那枝硕大的帅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迎风飘扬，旗杆顶上斗大的“乌”字在上瑞高速公路的出口就能够看到。演练场的东侧还有几个景点，中间的一个半亩的平台就是号称“东台集凤”的凤凰台，在那里几栋看似随意的茅草棚却是渌江古八景之一的写照。就在这个弹丸之地，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宋朝，几个地方的童生（考生）结伴这里，搭起茅棚读书。后来他们几个相继登科，有的考中的状元，也有的考取了举人，一个个飞黄腾达，家道从此兴旺不衰。因此，这里才有了“东台集凤”的典故。这个典故也奠定了东台山作为醴陵文脉所在的地位。在随后的年代，聪明的醴陵人便相继在东台山下首的青云山脚建起学宫和文庙。直至今日，我们从凤凰台东望，平静宽阔的渌江款款而来，文静之中蕴含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可以想象得到，在往昔这江河之中，必定有一叶叶从江西或者浏阳顺江而来的行船，间或还夹杂着几声水手的号子。据亭苦读的书生们一见，自然生出一种胸蕴百万兵的豪气；而舟中的行船人，眼见繁华的醴陵城就在眼前，心中早就雀跃着，暗自琢磨着到东门上寻找哪个熟识的相好吧。
凤凰台的西侧是新建的东台寺，这是一座始建于唐朝的庙宇，妙就妙在其凭借突兀的山势，缔造了自己无上的地位。渌江河在山脚下朝南流转，过往行舟的船夫们照例要弯腰划几浆，有意无意之间不就是对这高驻岩端的神灵俯首礼拜吗？
凤凰台的西侧有一架长长的石梯，一直延伸到渌江边上去。江滨有一块三角形的岩石，就是三刀石。而在乌营的西侧就是龚营，这是一个以后勤供给为主要职能的营寨，从那个朝代开始，这里就承担守负责寨官兵和游客的饮食、住宿的职责。满营房随处可见的是一个人抱围的香樟树，给这里带来一份特别的韵味。建国之初，这里就是解放大军解放广州和挺进湘西剿匪的一处总后方基地，这就再次证明了醴陵作为吴楚咽喉的险要地理位置。
东台山上衍生了各种传说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圣贤讲学的故事。
在历史上，醴陵曾经一度成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交流中心，并营造一大批经世人才，这股学术思潮就是号称“湖湘正学”的理学思潮。这场思想交流的场所之一就是醴陵城郊的东台山。东台山树木茂盛，风水极好，算是闹市中的一处清幽之地。两宋年间，诞生了三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和吕祖谦。这三个人的影响遍及湖广数省，号称“东南三贤”。三贤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居住在福建省福州市。朱熹将唐朝末年以来逐步兴起的理学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建立起独特的规范和体系，世称“闽学”，是理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流派，朱熹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宗师”。吕祖谦最年轻，较朱熹小七岁，长期寓居醴陵城北的莱山。他的学术思想同样影响甚广，在现在的醴陵八步桥乡简家冲办起一座“莱山学院”，也就是渌江书院的前身，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张栻较朱熹小了三岁，四川人，后迁居长沙宁乡龙塘，在长沙妙高峰创办城南学院，宋乾道年起多年主持岳麓书院。张栻继承整理了周敦颐和二程弟子创立的湖湘学派思想，进一步发挥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其思想体系号称“湖湘正学”，是整个理学系统中另外一支重要的流派。“闽学”和“湖湘正学”作为理学发展的两个流派，必定要进行交流。醴陵正好处于这个交流的必经之地上。两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先后来醴陵讲学，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
三贤之中最先交往的是朱熹和吕祖谦，二人曾经都在醴陵的近思书院讲学。二位理学大师共同撰写修订了《近思录》。朱熹对吕祖谦评价很高，认为其才学 “足以范俗而垂世”，用现代话说就是堪为后世楷模。二人关系应当很融洽。或许就在夕阳中，二人曾牵手沿着金鱼洲的烟雨在渌江河堤漫步。现在南门外观音庙旁的一座石拱桥就叫 “二圣桥”。
三贤中交往最具戏剧性的是朱熹和张栻。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不惜长途跋涉1500余里，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会晤张栻，史称“朱张会讲”。推动了理学两个最为重要的流派的交融。会讲期间，朱熹于当年秋天来到醴陵东台山，在山下的学宫讲学。当时听讲的就有张栻的弟子，后来成为南宋朝廷敷文阁直学士的醴陵人吴猎。为了纪念远道而来的朱夫子，醴陵人将朱熹的形象描摹下来，镌刻在石碑上，立在学宫右侧的瑞渌池畔。后人又在碑石上建亭加以保护，称为“朱子亭”。当时，朱熹年仅30来岁。
27年后，绍熙五年（1194年），63岁的朱熹被朝廷任命为潭州知州兼任湖南安抚使。他第二次来到长沙，特意聘请自己的学生、醴陵人黎贵臣到岳麓书院讲学任教。在任期间，朱熹多次到醴陵东台山来，视察讲学，在学宫旁的朱子亭看到自己的石刻雕像，不胜感慨，当场题写了一首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这块石刻至今留在渌江书院的庭院后墙上。正是三位先贤的教导，打破了醴陵久无状元的沉闷局面。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尤其是清末到民国，醴陵风起云涌，人才辈出，成为当代历史上有名的“将军县”。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