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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

2011-02-05 13:15:11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403

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

/史铁良

左宗棠(1812-1885



我曾写过《左宗棠与醴陵》一文,载于2007年第4期《株洲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今年3月,醴陵市第一中学的漆则朋老师为我提供了左宗棠一篇墓表的抄件,并告知有关线索。据此,我在醴陵寻访到了这份抄件的来源,它刊载在《双富谭氏八修族谱》中。这是一部新修的族谱,字和标点错讹较多,其主人家住醴陵市区,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谭氏后人。《左宗棠全集》中未载这篇墓表,它显然是一篇佚文。双富属湖南省攸县湖南坳乡,谭氏原籍江西吉州(今属井冈山市),后迁攸县之双富塘,十四世祖天成公始迁醴陵,遂为醴陵人。佚文名《大学君星潢先生墓表》(以下简称《墓表》), 这是一篇具有桐城派文风的作品,写得质朴简练,据事直书,不说无根据的话,没有一般墓表的谀墓之词,这与左宗棠的地位、性格及尊奉的文风有关。《墓表》全文如下:

大学谭君星潢先生墓表

道光丙申,予主醴陵渌江书院讲席。大学谭君星潢先生遣其子重山来受业。君居距书院五十里,岁数至,与语甚洽。予在渌江两载,醴人士为言:君性刚介,敦内行重,孚乡望,里有纷难,居间评曲直,争立解;喜宾客,有学行,著闻者敬礼尤挚,以是知君贤。

咸丰初,予参骆文忠戎幕,旋督师江浙闽粤,便道过醴,而君足不出里巷,不复相见。同治甲子,重山举于乡。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始知君前卒已七年,感旧叹逝为怅惋者久之,既重山以疾归,予亦督师新疆。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来肃州。明年重山乃以书乞予表君之墓。呜呼!予之及见君也,君年未五十,又二十五年而君卒。予曩闻君之贤,于醴人士既语焉而不详。而此二十五年中,乌知不更有进于曩所闻者。重山又朴甚,未一尔见 述君之行事,以益予所闻。夫乐得师友一言以荣其亲,而又不敢自谀其亲以訾当代,谓非务本立诚之士能然乎?予故叹君之有子而益信君之贤。且可以大君之业者皆于重山,父子券之。因书此寄重山,泐之石,俾后有徵焉。

君讳士灿,字光应,号星潢,自高祖由攸徙醴,遂为醴陵人。以乾隆辛亥十二月二十日戊时生,咸丰辛酉正月初八日寅时卒。得年七十有一。以卒之岁,葬醴南黄甲陀宅右蝠山,枕庚趾甲。配刘氏,庞溪处士定怀公女。子六:长家孚,监生;次家基,同治甲子科举人,拣选知县;次家圻,卫千总衔;次家环,从九;次家垣,詹事府供事,议叙从九;家增,监生。女二,均适士族。孙十一人。之铎,诸生,寄籍大兴县学。

诰授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督办新疆军务、陕甘总督、一等侯爵湘阴左宗棠记

《墓表》中所涉及的人物是谭氏一家三代,墓主谭星潢(1791-1861),名士灿,字光应,号星潢,曾在官学读书,所以称他大学,一生未仕。他与左宗棠是学生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平日足不出里巷,其住地在醴陵南乡,距书院50里,交通不便,但他每年数次造访左宗棠,这既是因为舐犊之情,对儿子学业、操守的关心,又包含着对左宗棠学识、为人的敬佩。从左氏的记载看,二人相谈非常融洽,左又一再称赞谭氏的贤明,足见左对他的敬重。现存左宗棠所写墓表一类的文字,只有十余篇,墓主非亲即故,或显贵,而谭星潢无功名,仅是一默默无闻的乡间布衣,其后人中也没有声名显赫者,几十年之后,贵为总督的左宗棠为什么会为他写墓表?这就关系到师生情分了。左宗棠一生从教十余年,与学生有特殊感情,当他于咸丰十年(1861)统兵途经醴陵时,县中文武官员匐伏郊迎,左只点头而已,而见到昔日渌江书院诸生时,他下车握手,一同步行十余里,一路上谈笑风生。任陕甘总督时,还函招昔日渌江书院诸生。《墓表》中所说的重山,就是左宗棠的学生之一,他是谭星潢的次子,名家基,又名铭慎,字晁环,重山是其号。生于嘉庆戊寅年(1818),殁于光绪辛巳年(1881),享年六十四。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同治甲子(1864)科举人,拣选知县,曾任澧州教谕。他仅比左宗棠小六岁,左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墓表》对他称誉有加,说他朴甚,是务本立诚之士可以大君之业,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赏识和厚望。写《墓表》却赞美墓主之子,其用意在以子衬父,既然子肖其父,那么,从子之贤就可以推论出父之贤了,所以左宗棠说父子券之,意思是说父子二人非常相像。这些都流露出左宗棠对这位学生的喜爱之情。明白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左宗棠为何会应谭重山之请,为其父撰写《墓表》了。

这篇佚文的发现,最主要的意义是为确定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的时间,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依据。以前,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说法,最通行的说法是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主渌江书院讲席,见《左宗棠全集》附册《左宗棠年表》,戴逸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节一卷、安静波《左宗棠》、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等。就是说,左宗棠在渌江书院教授仅一年,此前一年仍在家耕读。此外,还有道光十六年(1836)说,见民国《醴陵县志·教育志·渌江书院山长表》;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1837-1838)说,见1995年版《醴陵市志·教育志》;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七年(1836-1837)说,见刘泱泱《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时间考正》,载1998年第4期《益阳师专学报》、史铁良《左宗棠与醴陵》,载2007年第4期《株洲师专学报》。《墓表》中,左宗棠明确地记下了他在醴陵渌江书院的时间,他说:道光丙申,予主渌江书院讲席。道光丙申是道光十六年(1836),又说:予在渌江两载。那么,道光十六年(丙申)至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主渌江书院讲席一说,可成铁案,其他说法,均应排除。

其次,《墓表》还可订正一些史实。民国《醴陵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载有谭重山传记,重点介绍了他与左宗棠的交往,称他肄业渌江书院,得左宗棠器重。光绪初,左用兵新疆,他就公车,绕道往谒,以其子木伯随左闻其至,喜甚,呼健儿鸣鼓角列队以迎,礼为上宾。凡所陈说,多采纳,居月余,告归。左谓之曰:持玉尺以量才,吾子事也,戎行非所宜,请留长君为予辅。铭慎诺之,遂独驱车南归,旋任澧州教谕有年。《县志》所载出自《族谱》中的《外祖谭重山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与《墓表》相较,史实有出入,其一,谭重山再见左宗棠的时间,《墓表》说是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丁卯(1867)初,请廷任命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及回民暴动,左于六月抵达潼关,谭见左应是此时,而不是《家传》及《县志》所说的光绪初。这一年是乡试之年,不是会试之年,也无恩科,所以谭重山是专程去潼关见左宗棠,而不是就公车,绕道往谒。其二,左、谭的潼关相会,《墓表》中只提到谭重山一人,没说其子木伯随侍,这说明木伯没有同行。其时木伯刚满十七岁,可以说乳臭未干,左宗棠会说请留长君为予辅的话吗?但木伯确实投奔过左宗棠,那是十年之后,《墓表》说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即木伯——引者)来肃州,肃州即今之甘肃酒泉,此时,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大本营就设在肃州。木伯前来,当是谋出身,所以留在左宗棠军营效力。如果谭重山陪同儿子一同到肃州,左宗棠文中不可能不提及他的这位高足,但只说第二年谭重山致信给他,请他为其父撰写墓表。丁丑虽然是会试之年,而谭重山已60岁,身体不是很好(四年后便去世了,十年前到潼关见左宗棠,就是因病南归的),即使他就公车(举子上京会试),事后想绕道往肃州,也因路途遥远,舟车劳顿,身体难支,已有心无力了。谭木伯有可能陪同父亲上京,照顾起居,会试结束后,谭重山南下回乡,而木伯中途西去肃州依左宗棠。如果这一年谭重山因老病没有参加会试,那么,木伯就是专程去肃州了。《家传》是谭重山殁后四十余年所写,另一当事人谭木伯,在其父逝世七年之后也随之而去。《家传》作者虽然是谭重山的亲外孙,但时间既久,传闻难免失实,将十年之内,父子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见左宗棠,误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同见左宗棠,民国《醴陵县志》又仍《家传》之误,以讹传讹。《墓表》涉及的谭氏第三代谭木伯(1850-1888),是谭重山长子,名之铎,字振初,木伯是其号,邑庠生。以随左宗棠克服新疆,积功得保,为浙江候补盐课大使。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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