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左宗棠与醴陵》一文，载于2007年第4期《株洲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今年3月，醴陵市第一中学的漆则朋老师为我提供了左宗棠一篇墓表的抄件，并告知有关线索。据此，我在醴陵寻访到了这份抄件的来源，它刊载在《双富谭氏八修族谱》中。这是一部新修的族谱，字和标点错讹较多，其主人家住醴陵市区，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谭氏后人。《左宗棠全集》中未载这篇墓表，它显然是一篇佚文。双富属湖南省攸县湖南坳乡，谭氏原籍江西吉州（今属井冈山市），后迁攸县之双富塘，十四世祖天成公始迁醴陵，遂为醴陵人。佚文名《大学谭君星潢先生墓表》（以下简称《墓表》）， 这是一篇具有桐城派文风的作品，写得质朴简练，据事直书，不说无根据的话，没有一般墓表的谀墓之词，这与左宗棠的地位、性格及尊奉的文风有关。《墓表》全文如下：
大学谭君星潢先生墓表
道光丙申，予主醴陵渌江书院讲席。大学谭君星潢先生遣其子重山来受业。君居距书院五十里，岁数至，与语甚洽。予在渌江两载，醴人士为言：君性刚介，敦内行重，孚乡望，里有纷难，居间评曲直，争立解；喜宾客，有学行，著闻者敬礼尤挚，以是知君贤。
咸丰初，予参骆文忠戎幕，旋督师江浙闽粤，便道过醴，而君足不出里巷，不复相见。同治甲子，重山举于乡。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始知君前卒已七年，感旧叹逝为怅惋者久之，既重山以疾归，予亦督师新疆。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来肃州。明年重山乃以书乞予表君之墓。呜呼！予之及见君也，君年未五十，又二十五年而君卒。予曩闻君之贤，于醴人士既语焉而不详。而此二十五年中，乌知不更有进于曩所闻者。重山又朴甚，未一尔见 述君之行事，以益予所闻。夫乐得师友一言以荣其亲，而又不敢自谀其亲以訾当代，谓非务本立诚之士能然乎？予故叹君之有子而益信君之贤。且可以大君之业者皆于重山，父子券之。因书此寄重山，泐之石，俾后有徵焉。
君讳士灿，字光应，号星潢，自高祖由攸徙醴，遂为醴陵人。以乾隆辛亥十二月二十日戊时生，咸丰辛酉正月初八日寅时卒。得年七十有一。以卒之岁，葬醴南黄甲陀宅右蝠山，枕庚趾甲。配刘氏，庞溪处士定怀公女。子六：长家孚，监生；次家基，同治甲子科举人，拣选知县；次家圻，卫千总衔；次家环，从九；次家垣，詹事府供事，议叙从九；家增，监生。女二，均适士族。孙十一人。之铎，诸生，寄籍大兴县学。
诰授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督办新疆军务、陕甘总督、一等侯爵湘阴左宗棠记
《墓表》中所涉及的人物是谭氏一家三代，墓主谭星潢（1791-1861），名士灿，字光应，号星潢，曾在官学读书，所以称他“大学”，一生未仕。他与左宗棠是学生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平日足不出里巷，其住地在醴陵南乡，距书院50里，交通不便，但他每年数次造访左宗棠，这既是因为舐犊之情，对儿子学业、操守的关心，又包含着对左宗棠学识、为人的敬佩。从左氏的记载看，二人相谈非常融洽，左又一再称赞谭氏的贤明，足见左对他的敬重。现存左宗棠所写墓表一类的文字，只有十余篇，墓主非亲即故，或显贵，而谭星潢无功名，仅是一默默无闻的乡间布衣，其后人中也没有声名显赫者，几十年之后，贵为总督的左宗棠为什么会为他写墓表？这就关系到师生情分了。左宗棠一生从教十余年，与学生有特殊感情，当他于咸丰十年（1861）统兵途经醴陵时，县中文武官员匐伏郊迎，左只点头而已，而见到昔日渌江书院诸生时，他下车握手，一同步行十余里，一路上谈笑风生。任陕甘总督时，还函招昔日渌江书院诸生。《墓表》中所说的重山，就是左宗棠的学生之一，他是谭星潢的次子，名家基，又名铭慎，字晁环，重山是其号。生于嘉庆戊寅年（1818），殁于光绪辛巳年（1881），享年六十四。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同治甲子（1864）科举人，拣选知县，曾任澧州教谕。他仅比左宗棠小六岁，左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墓表》对他称誉有加，说他“朴甚”，是“务本立诚之士”，“可以大君之业”，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赏识和厚望。写《墓表》却赞美墓主之子，其用意在以子衬父，既然子肖其父，那么，从子之贤就可以推论出父之贤了，所以左宗棠说“父子券之”，意思是说父子二人非常相像。这些都流露出左宗棠对这位学生的喜爱之情。明白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左宗棠为何会应谭重山之请，为其父撰写《墓表》了。
这篇佚文的发现，最主要的意义是为确定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的时间，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依据。以前，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说法，最通行的说法是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主渌江书院讲席，见《左宗棠全集》附册《左宗棠年表》，戴逸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节一卷、安静波《左宗棠》、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等。就是说，左宗棠在渌江书院教授仅一年，此前一年仍在家耕读。此外，还有道光十六年（1836）说，见民国《醴陵县志·教育志·渌江书院山长表》；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1837-1838）说，见1995年版《醴陵市志·教育志》；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七年（1836-1837）说，见刘泱泱《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时间考正》，载1998年第4期《益阳师专学报》、史铁良《左宗棠与醴陵》，载2007年第4期《株洲师专学报》。《墓表》中，左宗棠明确地记下了他在醴陵渌江书院的时间，他说：“道光丙申，予主渌江书院讲席。”道光丙申是道光十六年（1836），又说：“予在渌江两载。”那么，道光十六年（丙申）至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主渌江书院讲席一说，可成铁案，其他说法，均应排除。
其次，《墓表》还可订正一些史实。民国《醴陵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载有谭重山传记，重点介绍了他与左宗棠的交往，称他肄业渌江书院，得左宗棠器重。光绪初，左用兵新疆，他“就公车，绕道往谒，以其子木伯随”，“左闻其至，喜甚，呼健儿鸣鼓角列队以迎，礼为上宾。凡所陈说，多采纳，居月余，告归。左谓之曰：‘持玉尺以量才，吾子事也，戎行非所宜，请留长君为予辅。’铭慎诺之，遂独驱车南归，旋任澧州教谕有年”。《县志》所载出自《族谱》中的《外祖谭重山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与《墓表》相较，史实有出入，其一，谭重山再见左宗棠的时间，《墓表》说是“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丁卯（1867）初，请廷任命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及回民暴动，左于六月抵达潼关，谭见左应是此时，而不是《家传》及《县志》所说的光绪初。这一年是乡试之年，不是会试之年，也无恩科，所以谭重山是专程去潼关见左宗棠，而不是“就公车，绕道往谒”。其二，左、谭的潼关相会，《墓表》中只提到谭重山一人，没说其子木伯随侍，这说明木伯没有同行。其时木伯刚满十七岁，可以说乳臭未干，左宗棠会说“请留长君为予辅”的话吗？但木伯确实投奔过左宗棠，那是十年之后，《墓表》说“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即木伯——引者）来肃州”，肃州即今之甘肃酒泉，此时，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大本营就设在肃州。木伯前来，当是谋出身，所以留在左宗棠军营效力。如果谭重山陪同儿子一同到肃州，左宗棠文中不可能不提及他的这位高足，但只说第二年谭重山致信给他，请他为其父撰写墓表。丁丑虽然是会试之年，而谭重山已60岁，身体不是很好（四年后便去世了，十年前到潼关见左宗棠，就是因病南归的），即使他“就公车”（举子上京会试），事后想绕道往肃州，也因路途遥远，舟车劳顿，身体难支，已有心无力了。谭木伯有可能陪同父亲上京，照顾起居，会试结束后，谭重山南下回乡，而木伯中途西去肃州依左宗棠。如果这一年谭重山因老病没有参加会试，那么，木伯就是专程去肃州了。《家传》是谭重山殁后四十余年所写，另一当事人谭木伯，在其父逝世七年之后也随之而去。《家传》作者虽然是谭重山的亲外孙，但时间既久，传闻难免失实，将十年之内，父子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见左宗棠，误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同见左宗棠，民国《醴陵县志》又仍《家传》之误，以讹传讹。《墓表》涉及的谭氏第三代谭木伯（1850-1888），是谭重山长子，名之铎，字振初，木伯是其号，邑庠生。以随左宗棠克服新疆，积功得保，为浙江候补盐课大使。
（责任编辑：骆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