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古刹碑质疑
文/漆则朋
吴楚古刹碑是株洲市醴陵王坊乡屏山寺里的一方石刻。它是20年前群众重建寺庙时，从坍塌了的寺基中挖出来的，人们多认为它是迄今为止醴陵市境内已发现的最古老的诗文碑刻。地处罗霄山脉北段的大屏山一带，是古代吴、楚两国接壤地段，扼湘赣往来咽喉，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高踞于山巅的屏山寺，据传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堪称古刹多罗；石碑上镌刻的诗篇，据说是近年新出土的公元七世纪的佚散作品；作者和书丹手又是同一员历史名相：真是众美骈臻！于是其身价百倍，爱好者竞相传抄，几乎闹得洛阳纸贵！世纪之交前后，株洲市政协和醴陵市史志档案局先后出版了《古今诗人咏株洲》与《渌江古今诗词选》两册地域性作品集，都曾将古碑上这首诗弁于吟咏醴陵诸作品之首。编辑者还深怀眷顾乡土之情，特意给它加了注释，大意是说：屏山寺在大屏山麓（笔者按，寺宇实在峰顶），唐大将尉迟敬德出检巡案到达该山，见地势险峻，风景优美，即在此创建古寺，名曰“吴楚古刹”云云。几年前醴陵市一中搞校园文化建设，曾按该碑拓片依葫芦画瓢复制了一方，镶嵌在校园内瑞渌碑林里。如今，甚至连互联网上也能查到有人特意为它写一的介绍性文字。由此可见，古刹碑的社会影响，正日益扩大。
该碑高约125公分，宽约55公分，火成岩材质，正面刻一首22句四言诗，天头上自右至左列“吴楚古刹碑”横额，下款署“房玄龄题”及“大唐贞观十三年已亥冬立”。总计全碑刊字108个。兹将全诗抄录于下：
岩岩平山，积石峨峨。
远瞻昆仑，近缀衡庐。
南通闽广，北达荆吴。
维山之高，壁立千仞。
创建古寺，尉迟敬德。
鄜州都督，威振山河。
密金不受，公心如山。
百战瘢痍，实忠于王。
功臣图像，凌阁争光。
名胜古迹，风景悠扬。
名垂不朽，万古流芳。
无论是语言形式或思想内容，全诗都不算艰深。除了下文将释明的“密金不受”和“凌阁争光”两桩历史事件外，其他大都明白如话。全篇先写屏山多石、高峭、险峻，交通方便，再颂尉迟的功德和荣誉，最后祝愿名山胜迹和功臣德望共同流芳千古。
巍峨屏山的优美景观，历史名相的诗篇和书丹，李唐盛世开国重臣清廉忠义的品质和汗马战功，跨越千载的古老山寺和珍稀碑刻，交织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实足以吸引游客，大饱观览者眼福。东汉置县以来的醴陵，似此古老文物，发现得还不是太多。这方碑刻的出土，应是醴陵文物史上的一大幸事。它将进一步丰富市境的文物典藏，有效地提高屏山的游观品位，作为故乡的群众，都理应为此而庆幸。
笔者曾满怀向往之情，兴高采烈地去攀爬海拔近600米的屏山巅峰，一心要参拜古老的佛寺，摩挲漫灭的古碑，吟哦宰相的诗作，并欣赏其书石的笔触，甚至还想伫立寺后，去端详那株据说已历千年的参天的古罗汉松。
登上屏山后，只见山门边的荒烟蔓草间，蹲着一个小土堆，上面斜搁着一小块断碣残碑，碑面字迹模糊，却仍依稀可辨。经仔细察认，方知这抔黄土竟然是朱元璋生母的墓葬！谁敢相信，大明王朝开国圣君的太后墓，居然沦落为孤坟野冢！在那“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充斥天地的中国中世纪，竟然出现此等现象，体统何在？因此，尽管残碑上刻得振振有辞，而游客们却个个口议腹诽，都认为是好事者在哗众取宠，蓄意编造，妄图蒙骗群众。有的游人还指责伪托者的中华文化底蕴浅薄，造假手段也不高明。于是，笔者无端突发类比联想，口里不住嘀咕，古刹碑该不至也沦落到与野冢同样的命运，犯上伪托的嫌疑吧？
游览归来，脑际殊不平静，反复思考，不断核查，发现当时的联想和猜疑，并非空穴来风，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至少麇集着以下疑团：
首先是碑刻的名称。“刹”是梵文“刹多罗”的音译简化，指佛寺。古刹当为古寺。吴楚并称，可以指东周时期的两个诸侯国，也可以指两国故土那片疆域，即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似乎以理解作后者为宜。因为中国有佛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东周应无佛寺。据1948年编印的《醴陵（十修）县志》记载：大屏山寺距县治35里，唐代始建，民国12年（1923）李莘田、刘禹臣等倡修，傅泷记。旧志（笔者按指清代同治间撰修的九修《醴陵县志》“屏”写作“平”。既然山寺始建于唐，可是初唐人房玄龄赋诗、刻碑，就把屏山寺称为“古刹”，事理上断然难以说通。除诗题和碑名外，在诗句中也有类似的自相矛盾的吟唱：“尉迟敬德，创建古寺”。从词义内涵考虑，所谓“创建”是说屏山峰巅原本无寺，寺庙是由尉迟敬德披荆斩棘首创营建起来的。那么，全新的建筑，油漆未干，正待剪彩，怎么就把它称作“古寺”呢？这“古”从何来？当然，也许有人会怀另类设想，疑是《醴陵县志》有误，认为屏山顶上在唐代以前就有佛寺或道观之类的古建筑。那么，寺观倒塌了，人们只能重建；寺观朽败了，大家可以去修建，怎么用得着尉迟再在此去“创建”呢？房玄龄身怀经国济世之才，荣居宰相显位，竟然对这样简单概念的内涵都模糊么？他那彪炳史册、倍受史家赞誉的贞观之治这篇大块文章，难道是请人捉刀的么？笔者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只好妄自揣摩：莫不是唐以后的某人蓄意伪托，却又思维欠缜密，叙事时忘了换成古人的喉舌，故而不打自招，露了马脚么？自然这只不过是为了调和上述矛盾而擅自猜疑的一种妄说而已。
其次是书丹的字体问题。整碑从横额、诗句到题款全都用楷体，书艺风韵差近乎同期的虞世南、禇遂良诸家，看来技艺水平似乎比虞禇略逊一筹，令人感到全碑刚劲有余，润丽不足。据《唐书》本传记载，房氏工行草，按理，他该以行草来书丹，那可能更俏丽。可他没有这么做，背离了扬长避短的原则。
衣着打扮，讲究入时，民风尚瘦身，世上多饿人。大将对阵，钩锤剑戟，各逞所长。秦琼舞锏，尉迟挥鞭。这是取胜必由之路。可是，房氏在表达书写体式等多方面都未能考虑时代和自身条件，逆时而动，反其道而行，真令人费解。
最后，是诗作和碑刻的时间问题。前文提到两桩历史事件，分别是“密金不受”和“凌阁争光”，前者指尉迟敬德拒绝朱元吉行贿，在皇室萁豆相残的斗争中，坚持公正廉明的故事；后者指李世民即位后，为表彰众多开国功臣，特建群英纪念馆（凌烟阁），并将功臣们的画像供诸其上的事。这在《唐书·太宗纪》和《唐书·秦叔宝尉迟恭传》等篇中分别有记载。《唐书·太宗纪》中写道：“十七年一月，图功臣于凌烟阁。”这里的十七年，指的就是贞观十七年。因为李世民不像武后、高宗各朝，隔不一两年就更改纪元。他从登基到逊位，始终只用“贞观”一个年号。《唐书》成书较晚，也许有人担心它时间误记，事件语焉不详，那么可参看唐朝当代人刘肃写下的近乎《 世说新语》的笔记《大唐新语》，那记得更详：“贞观十七年，太宗图长孙无忌……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两书互证，可以确认建阁，画像只能是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可是吴楚古刹碑却刻立于贞观十三年，即639年，这是诗碑题款中“白纸黑字”刊出来的。这就等于说，四年前赋诗刻碑，就写到并刻出了四年后建阁，画像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前头的那几点质疑，还可用特殊的偶然例外来解释，那么，这种时光倒流，即使用巧合也说不通了。
这应是最大的疑团。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