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安国
到古代文人笔下去寻觅云阳山，别有风味，颇有情趣。“云阳峰高七十一，欲与南岳争为雄。”这是元朝进士、诗人李祈所写的《山水歌》中的诗句。李祈是茶陵人，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云阳集》，这部诗集已入《四库全书》。“云阳山高高可岳，下有洣江水莹灂。众流竞会抱城走，吐纳潇沅势绵邈。”古人笔下雄伟壮美的云阳山，是一座可以与南岳相媲美的神圣之山。
明朝进士茶陵人刘应峰于明正统九年（1444）写的《云阳山寺记》所记：云阳山“山多奇石，砢磊悬如钟镛，泉流石壁间，汇而为池，不盈不竭；藤萝蒙密阴翳。泉声澎湃如雷，疑有神龙潜伏于中者，故池以五雷名，而郡人祈祷从焉。”
相传云阳山是炎帝神农氏的封地，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在云阳山兴农事、种五谷、采茶茗，由此开启了农耕文化；炎帝亲自尝百草、采药医民，开创了中华医药之先河；在云阳山至今留下祈丰台、洗药池、晒药坪、炼丹灶、神农殿等灵迹胜境。1986年，在云阳山南麓发现的独岭坳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碳化稻粒，也从旁佐证了炎帝神农在云阳山教世人“刀耕火种”的历史。相传“茶陵三宝”即生姜、大蒜、白芷的医用和食用价值为炎帝所发现，现在的人工载培方法也为炎帝所传。“茶陵三宝”历朝被列为皇家贡品，现在成为人们“桌上的三大保健卫士”。如今人们每天饮用的茶，也得益于炎帝的发现和教种，炎帝在云阳山采药时“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由此他了解茶叶具有清热解渴排毒的妙用后，教人种植，饮茶遂成为“国饮”，炎帝神农氏，亦成为中华之“茶祖”。云阳山可以说是“茶文化”诞生之地。
茶陵之“陵”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根据史书记载，茶陵因“陵谷多生茶茗”而称为茶乡，后又因“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茶陵。也正因为此，《湖南通志•封建志》和《史略循蜚》都有关于云阳山的记载称：“远溯上世，则王者亦常都之……黄帝封故炎帝榆罔于露，则茶乡之露水山地，是为湖南众封建诸侯之始”。榆罔死后，庆甲、来（厘）先后继为炎帝，他们的后裔“俱兆茶陵”，茶陵县城的炎帝庙，宋朝时期的200余年中都是钦差大臣主祭炎帝的场所。民间一个个关于神农的传说，一处处相关的地名“灵迹”，一种种相关的民俗，世代相传，相因成俗。这些都生动地勾画出了炎帝神农氏及其后人在茶陵活动的轨迹。
云阳山是人们朝岳祈福圆梦的神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在《青霞观记》中：说云阳山为“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从，以作民祉”。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古南岳，又是神农故邑，所以佛教、道教、民间等众神相继来到此山，为众生带来福祉。尹惟日（茶陵人，清顺治九年，即1652年进士，曾任和平县令）写有《赤松坛》诗，前有序云：“坛在云阳山下，祀赤松子黄石公。考云阳为神农之封，赤松时为雨师，坛于云阳由来久矣，黄石则后人附也。火德开天地，封建已无籍。因寻茶乡陵，应有赤松迹。葱葱古云阳，屡经圣明辟……土人崇雨师，伏腊走袯襫（蓑衣）。功德必祀之，始封况在昔。诞矣后之人，独以仙坛额。且言古神仙，甚其烟霞癖。”明代江存礼所写的《赤松仙》：“紫微峰畔赤松坛，路入仙源杳霭间。尘世不堪思往事，白云长在绕孤山。炎陵几度尘飞海，汉代何年客渡关？欲拂苍苔书岁月，高山千仞水潺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云阳山上的赤松仙峰奇、路曲、雾杳、云白、水清、苔苍等特点，如同“仙源”一般幽静恬适。
明朝侍郎刘应峰在《云阳山寺记》记述道：“峰连七十一，亚于衡岳。最高而中峙者，为紫微峰。凌光景而薄星辰。峰之下，旧有紫微书院，荒没岁久，意今僧寺即故址也。”明朝的奉政大夫，茶陵人罗懋所在《紫薇晓日》一诗中描写道：“日上扶桑海气红，紫薇朝爽出鸿蒙。橘瑤飞瀑泉声脆，翡翠凝寒树影重。鸦带曙烟来旷野，雁拖秋色过晴空。八弦洞彻清虚处，仿佛蓬莱第一峰。”
千百年来，云阳山一直被道、佛两教视为“可以隐居，可以长生”的洞天福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宗教在此活动。佛教于梁天监二年（503）传入，僧人真净，在云阳山的东麓建有崇福寺。梁大同年间（535-545）道人饶道亨拜紫微真人为师，在云阳山上兴建了云阳仙道观。南北朝陈光大二年（568）罗浮生在云阳山结庐修道，奉祀南岳圣帝，从此来云阳山修道悟惮，建宫观寺庵的道徒僧侣络绎不绝。历代在山上建有观、坛、寺、庵17座。现今在云阳山北门入口处建有佛教寺院——紫云寺；在云阳山东门入口处还存有全国唯一以赤松子命名的道观——赤松仙；在紫微峰东麓有云阳仙、古南岳宫、白云寺等。道、佛两教在云阳山相互包容，偕行共荣。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兴盛的道、佛文化，使得云阳山，常年祥云绕绕，钟磬悠悠，香火绵绵。特别是传说南岳圣帝每年农历六七月来云阳山避暑，由此在民间形成了“六月七月朝云阳山，八月朝衡山”的习俗。期间，湘赣粤边界三省十余个县乃至浙江温州，福建长汀等地的信徒纷纷云集云阳山，朝圣还愿，一时人群络绎不绝，宛如街衢闹市。每年的五月三十日晚，南岳宫烛火通明，热闹非凡，很多信徒都是来争烧第一炷香的。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老乡们顶着烈日陆陆续续上山，带着香纸蜡烛，为家人祈福。
茶陵自古人文鼎盛，云阳山成为儒家士子读书悟道之灵山。得益于云阳山的空灵秀慧，醍醐灌顶，茶陵的学子天性聪颖，智慧超群，学风浓郁。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茶陵历代中进士者多达127名，在湖南名列前茅。其中状元榜眼各2名，会元3名，殿元1名，明清两朝出过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位大学士，因此有“六元摘桂壮湘楚，四相文章冠两朝”的美誉。古人认为，这是因为有云阳山“钟灵毓秀”，茶陵才有这样的人才辈出。因此古人在云阳山上首先兴办了紫微书院，尔后在山麓又兴办了西崖、寻乐、西畴、范乐、幼学、龙湖等书院。历代学子都喜欢寄食云阳山的寺观读书，文人墨客在云阳山留下了大量诗文词赋，这使得云阳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飘盈着浓浓的书卷气，成为读书人心目中“奎光高照”的灵山圣地。
云阳山于醴、攸盆地和茶水盆地之间拔地而起，突兀耸立，如同驼峰横空出世，使其与周边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也形成了许多美妙奇特的气候景观，如云阳山的风景 “四绝”：即花艳、林绿、云美、雪妙。春观花，夏看云，秋望日，冬赏雪，是云阳山四季风光特色之所在。其中云阳山的云雾更令人惊叹，其雾如烟似纱，轻柔灵动，缥缈萦绕，常使人们发出此景只应天上有的赞叹。明朝嘉靖朝首辅大臣杨一清在《云阳叠阵》诗中写道：“晴空一派拥云屏，遥对佳城绵绵青。却有高人耽野趣，买田筑室注骚经。”
秀美的自然风景，浓郁的人文色彩，吸引了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明代中期“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等先贤诗哲到此探幽揽胜，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黄庭坚在《游云阳山寺》中吟道：“空余叔子两青碑，无复山翁白接篱。卧对江流思往事，行穿云岭扣柴扉。松风半入烹茶鼎，夜鸟常啼挂月枝。见说北归应有日，道人先作鹿门期”。这首诗融写景、叙事、议论和抒情于一体，表现了诗人对云阳山的留恋和不舍之情。
明弘治十五年至正德元年任茶陵知州的林廷玉写有《云阳山》：“野寺黄花满径妍，一尊清对夕阳前。偶然遇景消闲性，忽漫逢僧话夙缘。云阳酿起山背雨，风来吹散树头烟。修灵望远清都隔，不觉秋风两鬓边。”曾任广西梧州府通判的罗九逵（攸县人）所写的《云阳八景》云：“一湾碧水绕云阳，流下胡麻赚阮郎。舟过声从荻岸发，鸟飞迹向金沙藏。冲波好泛元贞宅，垂钓何须尚父璜。不是名利来俗客，几番唤作武陵乡。”这首诗中有多处引用了典故，其中的“胡麻”与“阮郎” 讲的是汉明帝永平五年，会稽郡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遇两丽质仙女，被邀至家中，吃胡麻饭，并招为婿的故事。“元贞宅”引用的是《易经》“元贞连成生门”的典故。“尚父”指的是周朝吕望，即姜子牙。《东周列国志》记载：“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武陵”即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他是陶渊明构想的东方“乌托邦”。这首诗运用多个典故，描写的云阳山美景，犹如一个世外桃源。
崇祯十年（1637）正月，明朝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从江西来到茶陵，在茶陵待了半个月时间，其中三天待在云阳山，两次登上云阳山顶。他在《游云阳山》中写道：“遂东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逾一脊，则下瞰脊南，云阳仙已在下方矣。盖是岭东西横亘，西为绝顶北尽处，东即属于前所登云阳东第二层之岭也。于是始得路，更南向登顶，其上冰雪层积，身若从玉树中行。又一里，连过两峰，始陟最高顶。是时虽旭日藏辉，而沉霾屏伏，远近诸峰尽露真形，惟西北远峰尚存雾痕一抹。”描绘了寒冬下的云阳山景。
清朝茶陵州廪生谭兆鸿集唐人之诗句连缀成《云阳仙》一诗云：“银烛吐青烟（陈子昂），青山谒梵筵（李白）。千岩泉洒落(李白)，万壑树参天（王维）。兰气薰仙帐（沈佺期），松声韵野絃(王维)。净理了可悟（岑参），常愿奉金仙（岑参）。”这首诗采撷唐朝诗人笔下写景名句，概括描写了云阳山的胜景。
云阳山，千百年来一直是周边地区百姓朝拜的圣地。其美丽的传说、浓郁的宗教氛围以及根深蒂固的崇祖传统，确实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