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立新
本文围绕唐代金州城与宋代金州城展开讨论，以期弄清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金州城得名的原因
唐代首建金州城时为什么要将它命名为“州城”？从明清两代的《茶陵州志》记载来看，茶陵称州始于元代元贞元年（1295），显然，这个“州城”与茶陵是否晋升为州无关。《康熙字典•寅集中•巛字部》“州”字条下有这样一个义项：“又（州）与洲通。按《说文》引《诗•周南》‘在河之州’，今文作‘洲’，古通。”唐代金州城与南宋古城均建在河流冲击而成的沙洲上。在古代，“州”与“洲”相通，“洲城”即是“州城”。如此看来，所谓“金州城”，意思是建在沙洲上固若金汤的县城。换一种说法，唐代首建金州城而将它命名为“州城”，这是就它的位置而言的。这是一种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唐武德四年（621）至贞观九年（635，一说贞观元年）设置的南云州，州治在茶陵，唐代的茶陵金州城是一座州城而不是一座县城；所谓“金州城”即固若金汤的州城。
第二，西汉至唐代之前的茶陵县县治设在火田莲溪的原因
唐代之前，茶陵县为什么要选择在偏僻闭塞的火田莲溪设置县治呢？这是由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首先，与扬越最早开发茶水中上游有关。远古时期，扬越人最早开发了茶水中上游即古茶乡地区，茶水中上游成了当时茶陵境内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战国中晚期，楚国战败扬越进掠湖南，继扬越之后全面经营茶陵。当时，楚国为适应在其东南边陲防御扬越及其他越人骚扰边境的现实需要，在茶水上游的今秩堂镇境内修筑了晓塘越楚古城，从2014年至2015年之间的考古发掘来看，当时的楚国还在这里派驻了由文官构成的行政班子。晓塘越楚古城兼具楚国东南边陲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双重身份。到战国晚期，茶水中上游还是是茶陵境内的军事政治中心地带。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秦汉至隋代之前，这是这个时期人们选择把茶陵县城设置在茶水中游地带的火田莲溪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与茶陵县早期人口分布有关。在嘉定四年（1211）之前，茶陵县所辖地域包括今茶陵县与炎陵县两个县域在内。《株洲文物名胜志》（1991年9月第1版）附载的《株洲地区主要古聚落遗址一览》及《古墓碑》所载的资料显示，商周至东汉时期，古茶陵境内已知古聚落相对集中于今茶陵县北部地区，尤其是茶水流域境内。
古茶乡地区位于茶陵北部茶水流域境内，最早被扬越人开发，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它地区，故而人口始终处于相对集中状态。上述资料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今茶陵县其它地区离古茶乡地区较近，商代至周代分布的古聚落，东汉时期的古墓碑（其中分布于古茶乡一带的东汉古墓碑有14个）相对要多于处于南部炎陵县所在区域，这提示上述历史时期，古茶陵境内人口分布的大势是北部地区多于南部地区。在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地方设置城市，这符合设置城市的基本要求。
最后，与当时的交通有关。这个时期茶陵境内交通形式主要是陆路而不是水路，这条陆上重要通道叫永遊大道，它起于火田莲溪茶王城，终于今虎踞镇高水世界巷码而改由水路与长沙等茶陵以北的地区相连。这一条始于汉代的通道至今仍然是今火田、腰潞、虎踞四个乡镇之间往来的简易通道。在历史上，它向东可以辐射到江西及福建沿海，向北延伸到了株洲湘潭长沙及其以北的省市，一度是湘赣两地北上东返的交通要道。
第三，唐代茶陵恢复县置之后为什么要把县城迁入今城关镇境内
简单地说，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三国时期开始，茶陵经济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据《三国志》等史籍记载，三国时期，孙吴集团先后派出步骘、吕岱于延康元年在茶陵沤口（今洣江乡欧江村）前后驻军达19年之久。驻守部队采取军屯与招徕农民垦种相结合的方式，开发农耕之地。在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时代，这意味着茶陵地方经济进入了有序的大规模开发时期。嗣后，晋代五胡乱华，大批北方流民南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流民一道流入茶陵及南方其它地区，这进一步助推了以农业为主的茶陵经济。累积到隋唐时代，茶陵的地方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规模。作为茶陵境内最早被开发的地方，古茶乡地区开发已久，可供继续开发的土地空间已经饱和，而在古茶乡地区之外的洣江河、文水流域，可供开发的土地远比这里要大而且多，这就决定茶陵地方的经济发展区域要由茶水中上游南移到洣江河、文水流域。
其二，以茶买卖为主要内容的商业兴起，改变了此前以陆路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水路交通运输日显重要。《茶经》记载，唐代，茶陵以产茶出名。茶陵的茶叶买卖与贩运由此而兴起，水路运输运输量大、运输便利、运输速度块，比较能适应茶叶买卖、贩运对交通运输的新要求。茶王城所处的茶水中上游，茶水提供的水路交通运输条件仅仅能够满足古茶乡地区交通运输的需要。茶陵境内洣江河流域、文水流域所覆盖的区域，其面积和出产的茶叶量远比茶水流域的大得多，这个区域内汇聚起来的茶叶可以直接经洣江河起运到境外，这样一来，洣江河岸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个以茶叶货运与交易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经济中心，这也促成了茶陵经济中心的转移。
其三，以县治为中心而治理的现实需要的结果。当时的茶陵县地域广大，在客观上要求县治处于一个中心位置，以便于加强与辖区各地之间的联系，有效地行使其治理功能。今城关镇位于洣江河与茶水、文水交汇之地，处于这三条河流所覆盖区域的中心位置。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路运输，使新建在这里的县治成为了水路运输的枢纽而处于整个茶陵县的中心位置，在这样的地方设立县治是最为合适的。
第四，宋代金州城设在今思聪街道办事处大兴村城前组的原因
概括地说，这是适应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王朝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的结果。
其一，马王城是马楚政权为防御东面杨吴及后来的南唐为主要目的而建造的军事据点，它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而兼及茶陵地方行政，是一座军政合一的城池，既是当时茶陵县境内的一个军事据点，又是当时茶陵县的县城。赵宋王朝建立之后，王朝内不再存在分裂割据势力，马王城作为军政合一城池的使命也随之终结。
马王城地处茶陵东北一隅的古茶乡地区，位置比较偏僻。境内多山陵丘壑，茶水横穿境内而河道逼仄，失去了交通上的优势。进入北宋之后，这里无法适应以县治为中心而治理县域的现实需要。
其二，强化州城自身安全的现实需要结果。唐代金州城及后来的南宋古城修建在河流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低易遭水灾侵袭，泥沙松软易遭流水冲蚀。其中，南面今铁牛潭一带水势回环，水流湍急，近岸为滩涂之地，在没有相应的工程技术保障的前提下，要在这里修筑城池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从《州志》的相关记载中可以体会到。而今思聪街道办事处大兴村城前组一带地处平川地带，东西北三面山丘拱护，南面地势平坦开阔，直通洣江河畔。北宋一代在这里修筑县城县治，可以确保县城县治无水患之忧。
今思聪街道办事处大兴村城前组一带距离唐代金州城并不远，两者之间通过短短的陆路及货运码头沟通连接可以弥补县城县治不靠近水运中心的缺憾，由此也保证修建在这里的金州城并不会因此而失去经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
第五，宋代金州城与南宋古城之间的关系
茶陵南宋古城修建于绍定四年至五年之间（1231-1232），建城的根本原因是宋代金州城南迁到唐代金州城旧址（今城关镇前进村）而唐代金州城早已破败不可用。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叙述。
首先，在南宋古城建成之前，茶陵知县启用了唐代金州城旧城。《州志》卷之四《城池》记载说：“茶自宋迁今治，初未有城”，南宋初年，茶陵县治南迁到现在的县治所在地，这里最初是没有城的。卷之十六《循良》部分介绍刘子迈时则说：“茶旧弗城，垒土为域”，“垒土为域”是说有城而城池极其简陋，有如乱石堆积而成的，形同如无，这正是对残败的唐代金州城形象的描述。
其次，南宋时期，茶陵县城南迁到唐代金州城旧址适应了当时茶陵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州志》及王先谦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记载，早在北宋熙宁九年（1076），应茶陵主簿彭友方之请，茶陵获准就地制造漕粮船，运送漕粮北上至湘潭等地。又《宋史•文苑第二百零三》记载，倪涛“再徙茶陵船场”，担任茶陵造船使。茶陵造船业由此而兴起，在今城关镇、湖口镇形成了两个造船中心。茶陵北输漕粮并形成了两个造船中心，说明从熙宁年间开始茶陵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由此助推了茶陵的水上运输业的兴起 。《舆地纪胜》卷六十三记载，绍兴九年（1139），茶陵县设有七个乡、四个镇，其中，茶陵镇设置在今城关镇，与唐代金州城、南宋古城位置一致。古籍记载显示，镇的设置始于北魏，原为地方驻军机构，镇的首脑或为一方军事将领，或者还兼任地方行政长官。这样的格局延续到唐代，引发了唐末藩镇割据局面。宋代吸取唐代的教训，仅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镇，专事地方驻军及治安事宜。至少在南宋早期，唐代金州城旧地已经是茶陵境内经济发达、人口聚居之地，这是茶陵镇设置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因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从北宋熙宁年间开始茶陵水上运输兴起，这在客观上要求作为县治所在地的县城应该修建在水上交通便利的地方。显然，宋代金州城已经不能适应交通形势变化的需要。反观唐代金州城旧地，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了茶陵的经济军事中心及人口集中之地，这又说明南宋时期，茶陵的经济、军事中心已经从北宋县城宋代金州城南移了。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宋代金州城只有南迁到唐代金州城旧址了。
最后，绍定年间（1228-至1234），茶陵人的筑城工程技术有了提升（明清两代的《茶陵州志》对此有过相关记载），足以保证在唐代金州城旧址顺利修筑新的县城，这也是宋代茶陵县城南迁到唐代金州城旧址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