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这是《三字经》中用来劝导人们贤明教子的几句话，意思是说，别人留给子孙的，是满箱满笼的金子；我用来教育子弟的，只有一本经书。这条传诵千古的训谕，暗含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西汉初期，彭城地方（今江苏徐州）有一位名叫韦孟的大儒，饱读诗书，贤良方正，声名远扬。这位大儒前后辅佐过楚元王刘交，其子刘郢客、孙刘戊三代楚王。无奈后来刘戊沉湎酒色，荒淫无道。为避动乱，韦孟辞去官职，举家迁至邹地（今山东邹县）。后刘戊串谋作乱，事败身亡。韦氏凭其灼见得以全身远祸，幸免于难。传至玄孙韦贤，家道日隆。韦贤父子五人，皆能笃志于学。韦贤尤其精通《礼记》《尚书》，对《诗经》研究造诣极深，特色卓著，世称“韦氏学”。此时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韦氏父子因此声名大噪，备极显达。长子韦方山为县令，次子韦弘为东海太守，韦贤与小儿子韦玄成更是成为史上有名的父子丞相。美名远扬，遂成谚语：“遗子黄金千籯，不如教子一经。”韦氏也以“一经教子，五世儒名”的名望世代相传。
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的明经书院，是创办最早的茶陵古代书院。南宋绍兴二年（1132），武穆王岳飞（字鹏举，谥号武穆，又谥忠武）追剿杨幺农民起义军曹成部进驻茶陵。火田富户尹彦德“以牛酒迓忠烈师”，岳飞“义之”，对尹彦德嘱称：“君，长者也。富而无文，当一经教子，后必有显者。”并亲笔题书“一经堂”，作为尹姓宗族的堂号；奏请朝廷选派太学生掌教一经堂。淳熙十六年，尹彦德之子尹士望扩建“一经堂”成书院。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曾题写匾额并撰写《明经书院记》相赠。著名的“茶陵四大学士”之一，明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有诗述其事曰：“昔闻忠武追曹成，提兵远驻云阳城。云阳山人尹彦德，走入辕门气超逸。搥牛酾酒饷三军，豪声鼓动旌旗色。忠武题赠一经堂，诚斋墨迹生辉光。山人从此知经史，儿孙奕世皆金紫……”（《一经堂歌送尹时夫令临海》）
尹氏是怎样一经教子，明经兴学的呢？从《尹氏族谱》及其中尹子房《明经书院记》可以窥其一斑。尹子房，茶陵江口人，火田尹氏族亲。淳熙十四年（1187）举进士。“倦于仕进”，退居乡里，以族亲之谊协同创办明经书院。其《明经书院记》首先揭示了书院命名的用心：“经学之传，所望于善学者之有以明之也。”即，经学的传承，需要寄望于笃志好学之贤良后代能够透悟经义，并阐明光大，以代代相传——此即书院名为“明经”之旨意。接着，他引述杨万里的《明经书院记》，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庐陵诚斋杨先生之记曰：‘忠烈之所谓教，即明之意……明之而为，韦氏父子达可行之天下；设不明而为，安石之祸，斯文有忝于圣经，垂戒之义深且切矣。’”即，岳飞嘱托的“一经教子”，也就包含了对“明经”的期待——透彻领悟经义并发扬光大。明之而为，就能够像韦氏父子一样，亨通显达，树功立业，兼济天下。反之，就会像王安石一样，离经叛道，惑乱经义，教训深切。杨万里对王安石改革的批评，姑且置之不论。显而易见，他此番论述旨在阐示“明经”之重要，以示其对尹氏子弟的殷切期望。正是基于岳飞的重托和历史的启迪，尹子房提出了明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履中蹈和，斯须臾不去。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严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则亦孰非明于经之用哉？”所谓“履中蹈和”，指待人处事要不偏不倚，以和为贵，这便是中庸的“致中和”之意。“斯须臾不去”，即这一精神片刻都不能背离。而“父慈而教”之句昭示的则是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常思想。由其要旨可知，尹氏希冀秉承孔孟之道，首先致力人伦纲常教育，力求使子弟能明伦明礼，知书达理，澡志洁虑，修德进业。他依托三百千，四五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六艺”）等蒙学读物，把儒家的仁义道德贯穿在儿童的朝弦夕诵，潜移默化中，“日率子弟潜心圣贤”，使其在识字习书、解惑致知的同时，自幼便能明是非，知美丑，辨善恶，日后必能崇德尚善，敦厚风化，造福一方。
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后来，尹彦德之孙尹伯正、尹仲正“果以科目显”，先后于绍熙元年（1190）、三年（1192）考中进士。而且其后人在自宋至明的500年间，出过进士十余名之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数量众多，人文荟萃的茶陵古代书院的先河，明经书院对“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茶陵古代农耕文化的传承引领，厥功至伟，震古烁今。尹氏宗族及其明经书院的这一卓越建树，不啻为“一经教子”的一个彪炳史册的范例。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