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兴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李东阳，有着强烈的民生忧患意识。他在那篇著名的《应诏陈言疏》中有一段闪耀着民本主义思想光辉的精辟论断：“赏一物必思天命所当予，罚一罪必思天讨所当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饥，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寒。虽居暗室，常如天监之在前；虽处深宫，常如民瘼之在目。不以正心诚意为可厌，不以天道幽远为不足征。”李东阳敬告最高统治者的皇上：在自己端起饭碗，吃着山珍海味等佳馐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还有挨饿的百姓；拿着华丽的衣服穿着的时候必须想到还有受冻的贫民。只要您头脑里根植了这种以民本为重，以民生为先的思想理念，您即使住在黑暗的房子里，也会常常看到广阔的蓝天下，金色的太阳仍然在照耀着您；即使生活在皇室深宫，也会经常看得到老百姓的疾苦和痛痒，触摸到民生贫富的脉搏。
弘治一朝19年，史家赞誉为“弘治中兴”，许多人对它极力褒奖。如郑晓在《今言》称颂说：“当是时，朝中耆俊之臣，野无废锢之彦，士修端静之节，人怀噪竞之耻；吏鲜苛黩之风，民怀乐利之泽。洋洋乎，蔚蔚乎，有丰芑棫朴之化焉……十九年间，财以足民为富，兵以薄伐为威，刑以缓死为恩，礼以随时为大。可谓与民休息，培植元气者矣。内外安宁，几至刑措，商周甲戊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在朝中大臣一味歌功颂德的时候，李东阳却能居安思危，体察到社会底层仍然有人在受冻挨饿。他从繁荣盛世中看到了底层百姓并没有人人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在《通达下情题本》中，李东阳特别强调指出：“始知民生愁苦之状，州县凋敝之由，今以校昔，十倍于前。”这一方面说明身处朝廷高位的李东阳时时在关注着社稷百姓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客观地反映了即使号称“中兴”的弘治王朝并不是没有社会危机，也不可高枕无忧，作为国君更不可以置民生问题于不顾，而一味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享受中。
弘治十七（1504）年，李东阳代表朝廷去山东祭祀孔庙。一路上，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了解到社会底层各行各业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回到朝廷，他以《通达下情题本》上书皇帝，痛陈了耳闻目睹当时百姓的愁苦和艰辛、社稷的灾难和不幸，指陈的范围非常广泛：有面有菜色的农夫，生意萧条的船夫，身无完衣的纤夫，惊疑不定的商贩，深受盘剥的市民等各阶层人士。李东阳没有像以往的士大夫那样把“四民”之一的商贩冷眼睥睨，而是用富有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经营的艰辛。在《送傅工部曰会督税荆州序》一文中，他写道：“且天下之税，皆出于民，商者，四民之一耳。使凡司税者皆知国用之不可缺而不敢亏，知民力之不可穷而不敢竭。至于不得已而处，则权其缓急，而不妄行以逆施。又推而至于天下之政皆然，其于治也不难矣。”他认为朝廷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业，因此主张对商人的税收不可过度，要注意留给让他们有再生的资本，这样朝廷的税收才能源源不断。李东阳这种将商业摆在与农桑同等地位的思想，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序》中所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如出一辙，都属于农工商并举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具有远见卓识。李东阳这次山东之行，可谓全方位地看到了民生疾苦。他指出黎民百姓的痛苦有天灾人祸、苛捐杂税、流民成灾、无休工役、官吏肆虐、巨室奏请、亲王横行等一系列蠹政。最后，李东阳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今阎闾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是皆起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其祸甚小；而蒙蔽之祸甚深，大坏极弊，皆由于此。臣窃以为今日之生民，疲敝已深，而国用之匮乏已极。”当时的孝宗皇帝还算是一个开明的帝王，而李东阳还认为他关心民生不够，体察民情不详，受蒙蔽太多，提醒他必须时刻关注民生问题，杜绝弊端。因为 “民生无小事”，它直接关系到民族强盛和社会稳定，必须时刻高度重视，不可疏忽。
李东阳入阁为相，辅佐皇帝，参政议政，积极有为，做了几件直接有利于百姓的实事。第一件是整顿盐政，泽惠于民。明成化年间，一些富商与官府勾结，把持盐场，大量贩卖私盐，再加上皇亲国戚、宦官大量奏讨，出现了官盐不足，私盐泛滥的现象。许多盐商手中持有盐引（票据），但长期领不到官盐，于是，有的盐商便持盐引贩卖私盐；有的盐商因私盐充斥市场，无利可图，而停止经营，造成百姓食盐困难。至孝宗时，盐政弊端更加突出。弘治十八年四月七日，李东阳利用皇帝召他到暖阁议事之机，向皇帝陈述了盐政的弊端，并提请立刻整顿盐政。虽然孝宗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李东阳的改革方案就西归，但这为武宗朝的整肃奠定了基础。第二件是安边保民。早在翰林院时，李东阳就写了《西北备边事宜状》，阐述了“国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的主张；入内阁后，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安边策略。弘治十六年，他向皇上提出四点建议，孝宗帝给予了肯定并予以实施，成为当时比较完善的安边方略。第三件是铸钱利民。明以前使用的是铜币，李东阳辅政时发现民间有铸银钱的。他马上将这一事上报朝廷，并建议顺民意，将银钱作为统一货币引入流通领域。皇上准奏。从此，银币成为我国商品社会一种比较稳定坚挺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
在如何处理官民关系、保护民力资源这个问题上，李东阳认为为官者首先要“心常在于民，而不在其身。”（《送户部郎中郑君督粮宣府序》）这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心常在于民”本质上就是以民为本，民生为先。李东阳说：“在于民，则为之经画谋度，利则存，病则去。不在其身，则侵渔之利，不以及妻子；请托之惠，不以易声誉。凡吾之所得为者，皆得以自尽而莫之挠，则亦庶乎其可也。”（《送户部郎中郑君督粮宣府序》）李东阳强调了民力与国用的关系。民力可以充实国用，但是不可过取妄费，越劳民，国用越不继，首先要为百姓自身生存之计考虑。用今天的经济术语讲，就是要让民众有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如果一味巧取豪夺，将民力民资搜刮殆尽，这就是伤了民力的元气，国用也就丧失了。
身处朝廷内阁首辅职位的李东阳，能以清醒的头脑把民生问题看作是治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这是非常可贵的。早在湖南之行，在长沙与谢宝庆道别时，李东阳就奉劝道：“湖南近凋瘵，叹息为苍生。近闻都台牒，列县须巡行。”（《南行稿·至长沙送别谢宝庆》）李东阳不仅自己忧国忧民，还不失时机地勉励仕途朋友要经常体察民情，关心民生。再看看他在《送徐君再守荆门诗序》所言：“天下之誉，皆可以妄取，唯于民不能伪。盖其势重，其地亲。其为情也平，而无所执。故或能使台省交荐，不能孚于匹夫之心；能使左右称贤，不能得于国人之口。天下之所谓公论者，止于此而后定也。”李东阳从人本主义、民本思想的角度，强调庶民有知情权，对政府官员有监督权和评论权，不能再将普通百姓视为一群仅值得同情的愚民。难能可贵的是李东阳还把老百姓看作是天下公论所出者，甚至是政府官员政绩的评论家和仲裁者，这与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截然不同。
李东阳致仕居家以后，依然心系君主，不忘社稷苍生。他曾经称赞许倪岳“公之心在天下，虽处江湖之外，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这也可以作为李东阳自身的写照。李东阳的门徒靳贵称其“在山林未尝不以庙堂为忧，其心不废民胞物与之情。”（靳贵《戒蓭文集》卷六《怀麓堂文集后序》）这并非溢美之词，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是一致的。致仕后的李东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底层的百姓，尤其对农民的关注更多。阴雨连绵时，他会写“农夫抛耒梠，征士湿旌旂”的诗句来为农夫与征士担心；天久旱不雨时，他会用“宿麦回青短，秋禾下子难”的诗歌抒发心中的叹息。大旱逢喜雨时，他不是欣赏雨景，“赏心何足道，先与救年饥，”而是先考虑到农田禾苗有救助了，不会出现饥荒了。一位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吏，一生能有如此炽热的爱民之心、系民之情、恤民之言、利民之行，难道不值得肯定与赞誉吗？
（责任编辑：骆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