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家，还是独尊一家
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茶陵置县。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于茶陵地名来源进行不少的研究。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迷雾，看看有关史志记载吧。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说：“茶陵以山谷产茶而名之。”《汉志》载有各类地名4000多个，并对部分地名的命名缘由和名称演变作了说明。
中唐时（758年左右），陆羽在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说：“茶陵者，所谓谷生茶茗焉。”又说：茶陵“以陵谷间多生茶茗，故又名茶山。”
北宋太宗赵炅时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中说：“茶陵者，所谓陵谷名焉。”认为“陵” 源于“陵谷”之“陵”。《辞源》（1983年版）亦持此说。《太平寰宇记》写于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因此而得名。它是宋代大型全国性区域志，卷帙浩繁，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了历史志书、地志、文籍、碑刻、诗赋等，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中国地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沿采上述三说：“以地居茶山之阴，故曰茶陵。”这是茶陵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方志。从明嘉靖四年（1525年）至清同治九年（1870年），其间345年，茶陵9次编修州志。主修者从明大学士张治（茶陵人，曾主持编修《明伦大典》和《长沙府志》等）到清两广总督谭钟麟（茶陵人），还有许多州志编纂者，追本溯源，援引发微，稽古勾玄，遍览有关茶陵历史、地理、文化史籍，才考证出茶陵地名的由来。它与上述东汉班固、中唐陆羽和北宋乐史关于茶陵地名的论断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与上述各家论断不同，南宋罗泌在《路史》中说：“炎帝葬于茶乡鹿原陂，茶陵故得名。”独此一家之说，发前人所未发，沉寂了800多年后，成为当今茶陵地名异议的滥觞。
1993年，《茶陵县志》编撰出版。这是共和国成立后茶陵县第一部方志。该志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先承明清 “茶陵州志说”，后收南宋罗泌“路史说”，开卷第一句：“茶陵，因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20年来，在茶陵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人对此只取所需：“茶陵，因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此说流传甚广，引以为据者，如过江之鲫，一时似成定论。
宋罗泌的《路史》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它成书于宋乾道年间（1165～1173）。学界认为：《路史》是一部关于古代神话传说的奇书，是神话历史集大成之作。它详述了上古时期的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多采谶纬伪书杂说，内容上难免穿凿附会。”“虽资料丰富，但取材芜杂，很多材料来自纬书和道藏，神话色彩强烈，故向来不为历史学家所采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
尽管如此，有人却将宋罗泌“路史说” 奉为圭臬，将东汉至明清诸多史学家的论断弃如敝屣。这究竟为什么？事出有因。原来宋罗泌“路史说”与当代人们寻根问祖、怀念炎帝的心理一拍即合。但是，笔者要问：关于茶陵地名来源，我们是相信以严肃公正著称的诸多史志记载，还是相信以神话传说为内容的《路史》中的只言片语？是博采众家，还是独尊一家？
据传，炎帝带领人们种谷绩麻，做陶冶斤，建造房屋，开辟市场，后因口尝百草，不幸中毒身亡，崩葬于茶陵境内（今炎陵县鹿原镇）。这些描述，表现人们缅怀始祖、崇拜英雄和爱国爱乡的民族心理与感情，给茶陵、给湘东这块古老大地注入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是，正如先哲所言：“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列子•杨朱》）的确，神话毕竟是神话，传说终究是传说。它们折射甚至幻化出远古的某些史迹，适度的模糊才是求实的态度，过度的明确反而会失真。《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1525年）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这个“略存”表明：州志编纂者们没有忽视炎帝安葬于茶陵的传说。这是秉笔直书、启智育民、资治教化的一个范例。2004年编辑出版的地方课程教科书《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独立一篇“炎舜传说”，让青少年学生知晓感悟，敬祖爱国，厚实思想文化底蕴。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土山之陵，还是陵墓之陵
怎样理解茶陵之陵，是探讨茶陵地名来历的关键。史志资料表明：自东汉班固至明清众多史学家均认为，茶陵之陵是土山丘阜，唯有南宋罗泌认为茶陵之陵是陵墓之陵，即炎帝陵。究竟孰是孰非？是土山之陵，还是陵墓之陵？让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地名中选取若干来讨论吧。
先从茶陵二字的字义看。语文工具书告诉我们：茶，常绿植物，指茶叶、油茶。茶陵自古产茶，名闻遐迩，以茶名县成为中华唯一。陵，土山丘阜。“陵”字的初义“土山丘陵”常常用于地名，如：陕西的高陵，因县南有坚固而高阔的土山名奉正塬，塬即陵。《尔雅》：“大阜曰陵”，即“大土山称为陵”，故名。云南的龙陵，取龙川江之“龙”和高黎贡山南脉山峦陵岗绵亘之“陵”，故称。湖北的江陵，因 “此地临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而得名。安徽的南陵，地处江南陵阜间，乐史《太平寰宇记》：“南陵县，缘山为名”。湖南的沅陵，以沅江及周边的高地（陵）而命名。湖南的醴陵，“县北有陵（姜岭），陵下有井，涌泉如醴（甜酒），因以名县。”“陵”字的引伸义“陵墓”一般用于古代皇帝和历史名人的坟地，如孝陵、定陵、十三陵、中山陵等。
至于“黄陵”县名，其源不远。黄陵县位于陕西省中部偏北，东晋设中部县。隋代文帝开皇元年（581），因避文帝之父杨忠的名讳，改为内部县。唐复置中部县。1944年4月，因轩辕黄帝陵寝所在，国民陕西省政府提案将中部县改为黄陵县，经国民政府批准，当年 7月将中部县正式改为黄陵县，一直沿用至今，距今只有60多年时间。又如 “炎陵”，1994年，因炎帝陵寝所在，经国务院批准，将“酃县”改为炎陵县，只有十多年时间。仅此两例，时间较短，且都是现代人先提议，后经中央政府批准而易名。
再从语言避讳的角度看。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向善求良。出于吉凶、功利、荣辱等考虑，一方面，人们避免不吉利的词语用于地名，即使极个别地名开始使用不吉利词语，以后也会以吉利词语取而代之。唐时，人们把黄巢杀死了乜和尚的地方叫“砍脑墟”。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地名不吉利，于是把它雅化为“浣溪”。这就是茶陵县“浣溪”之名的来历之一。浙江省义乌，原名乌伤。那时颜乌事亲至孝，父亲死了后，他负土筑坟。群乌见此受感动，也来衔土相助。它们的口吻都受了伤，故名乌伤。唐人以为字面不雅不祥，改称义乌。
另一方面，人们因语言避讳习惯，往往选用嘉词雅语，择取祥瑞平安之义做地名。其例不少：福建的政和，上海的嘉定，陕西的长安，甘肃的永昌，安徽的长丰，江西的吉安、永丰，湖南的宁乡、永兴、安仁等。以山引伸出吉祥之意的有山东的泰安，在泰山之南；福建的武平，在武夷山之东。以水引伸出吉祥之意的有陕西的延安，在延水之南；湖北的蕲春，在蕲水之东。
我国人民在旧社会制度压榨下，遭受重重灾难，渴望海不扬波世界太平，故近海地方多取吉祥平安之意为名。如青海的海晏，天津的静海，江苏的海安，浙江的定海、宁波等。
地名往往带有倡导、褒扬与时代色彩。辛亥革命后，青海省有共和县，河南省有民权县、博爱县，广东省有中山县。民国37年（1948年），茶陵县城有民生路、亲爱路、建国街、和平巷等。共和国成立后，以红色象征革命，故湖北省黄安县改为红安县，辽宁省安东县改为丹东县。
所有这些都表明：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指位性和社会性两个本质属性。广泛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始终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地名，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地名的由来，或因山水物产，或因方位形状，或因人物故事，或因政治需要。无论自然地理实体地名，还是人文地理实体地名，都讲究用语避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事实上，语言避讳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人们趋吉向利有所避讳的心理与语言习惯具有长期性与普遍性，是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茶陵有一条重要街道叫“陵园路”。2010年8月，“陵园路”悄然变为“公园路”（政府行为）。除黄陵、炎陵之外，即使是科学昌明、破除迷信的现代人，谁也不愿意将“陵墓”之义用于地名，更何况科学缺位、迷信泛滥时的古人？显然，宋罗泌认为茶陵之陵是陵墓之陵，有违地名讲究语言避讳的习惯，有违中华民族地名文化传统。
由上可见，茶陵之陵当指土山丘阜，茶植陵上，因以名县，属于地形地物类地名。古代人们以其居住的自然环境的突出特征来命名地名，符合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茶陵地名，应是先民们根据茶陵古代的自然环境特征而逐步确认，约定俗成，流传后世。这于史于实皆为可信。如果闭眼不见茶山，置地名文化讲究语言避讳于不顾，一味迎合人们的崇祖心理，那么，今后有谁会去相信古今史志记载呢？兴师动众耗费巨资编撰地方史志，岂不是多此一举？
探讨茶陵地名由来，我们应当尊重史实，尊重地名文化传统，不宜罢黜众家，独尊一言。自然，宋罗泌“路史说”亦当聊备一格，作为“略存”，作为一家之言，以待人们进一步探讨。笔者学力肤浅，对茶陵历史文化尚窥其九牛一毛，文中不当之处，请方家雅正。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