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雪开
一、攸县古县县治地望考
攸县，古名攸，攸舆，以攸水流贯全县而得名。何时置县，《汉书•地理志》载：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攸县。这值得商榷。《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吴起相悼王(注：公元前389年)南并南越，遂有洞庭、苍梧。”其时已置洞庭、苍梧二郡。《史记•秦本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约在楚宣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楚乘秦、魏大战，择机经略巴蜀、汉中，旋以枳东 (注：今重庆市涪陵一带)，长江河谷，置巫郡，以长江之南盐泉区，置黔中郡。其时，湘东是否置县，史无记载。但据楚拓南疆,每灭一 侯国(方国、族国)必置郡、县的先例，应已置县。当然，这要进一步考正。
不过，秦置攸舆县(攸县)，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明确记载。《华阳国志•蜀志》：“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焉。”八年后约在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秦军，攻取楚黔中郡，以商於之地暂置秦黔中郡。至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乃“发陇西，因蜀攻楚”，终于攻取楚枳地长江之南楚黔中郡，第二年蜀守张若乃克取巫与江南地，置黔中郡，始为秦36郡之一。今考其郡治由今湖南省沅陵县城西，迁驻今常德市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攻略南越时灭楚国苍梧郡，置秦苍梧郡。将楚攸舆县改称攸县，后因管理不便，便划归秦苍梧郡管辖。这便是《秦谳书》中所称的攸县。从该书所记载的平叛事件及依法追罚攸县令的情况看，其时攸县令有行政、统兵之权，县城有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
公元前279年，秦置攸县后，属黔中郡，后属苍梧郡。置县后，县治首驻今柏市镇攸溪南岸一带，可能性极大。一是古县治驻攸溪南岸，已成定论。《水经注》：“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西北流经其县(治)北。县(治)北带攸溪，盖即溪以名县也。”在此文中“攸水”是指流贯攸县全境的一条河流，显然《水经》中“攸水”，即指今攸水；而“攸溪”，则是指攸水的上游。“溪”，《玉篇•水部》：“溪，溪涧。”张衡《东京赋》：“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这说明“溪”本义为山间的小河沟。攸水全长约123公里，上游源头处，宽约数米，中下游宽约100～200余米，显然不能以“溪”称之。清同治《攸县志》认为：“此不易之说也。”这表明攸县是以攸水上游“攸溪”名县。二是攸溪得名，应源于“攸”。攸，在甲骨文中，字形象数条小溪，有曲行远逝之貌。段玉裁认为“水之安行为攸。”据初步考证，“攸”的得名与古越、楚人密切相关。约在“吴起变法”开拓南疆时，形成较为著名的地域地名——攸邑(极可能为战国末楚置黔中郡时，为楚设置攸舆县县治)，为秦置黔中郡(公元前279年)攸县县治。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仍沿袭秦置“攸县”名(或以“攸溪名县”)。三是《史记•索隐》曰：(攸县)本名攸舆，例诸青有古名，当溯汉而上。这表明“攸舆”得名在先秦之前。清顺治《攸县志•序》：“攸在楚服之南，云迷九面，洄朔千折，河不容刀，涂难方轨，中原多故，士咸脱屣为凉士之依。”文中“河不容刀、涂难方轨”句，是说攸县境内有河流但容不下小船，有道路却不能两车并驱。这应是攸水上游攸溪一带地势，山川、交通、风物的缩写。清乾隆《攸县志•序》：“攸处长沙上游，山川辉映，中多奥境。”这也说明攸舆县得名，与今攸县东部“多奥境”相关。四是攸县柏市镇地下文物发掘，亦证明秦攸县县治，位在“攸溪”的地方。1985年以来该镇内发现有大型汉墓群，有汉“五珠”圆形方孔钱模具，这是攸舆侯国铸钱的明证。有封侯山，有上岭街遗址。这表明汉代以前，这儿有较大聚落城邑。史载楚拓南疆，每灭一侯国，必置郡县；以及战国时，“城”与“县”不分的惯例。今柏市镇柏市村至中洲村一带，极有可能是楚国在楚悼王时设置的攸舆县县治驻地。秦置攸县后亦为县治驻地。五是攸舆侯国设置，亦可佐证秦置攸县，县治驻封侯山附近。《史记•卷二十一》明载：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封长沙王子刘苍为安成侯，遂有封侯山之名。宋《学林新编》认为：西汉封国之名与古县名同，原因是“古之封爵，多取县名。”这印证了约在战国末，确已设置攸舆县。为便于封国祭祀，西汉攸舆县侯国国治，应在封侯山附近，而攸舆侯国之封，极有可能是楚人“崇左尚赤拜东向，不忘宗祖之习”的遗存。秦置攸县，县治亦驻此。
由此观之，秦置攸县后，县治始驻攸水上游攸溪南岸一带。清顺治《攸县志》：“梁朝(531～555)始迁县(治)于攸江之上。”1984年《攸县•县治》“旧志载：攸县古城在县东攸水南岸(确实地址待考)，五代后梁(907～923)时迁至今址(今攸县梅城镇)。”2002年《攸县•建置沿革》：“(南朝)陈(558～589)壬申，湘州刺史王琳袭据湘洲。辛巳(561)湘洲降，罢罗州，改攸县曰攸水，隶湘州。”这与清顺治《攸县志》攸县古县治始迁的记载，刚好吻合。故秦攸县县治，历经西汉、魏晋，至南朝梁辛巳(561)年，已从今柏市镇攸溪南岸，迁至“攸江之上”。今考即今攸县网岭镇罗家坪村有“古城城址”。之后，攸县县治历南北朝、隋唐约340余年，一直未迁。《大清一统志》记：五代梁(907～935)楚国迁攸县治于今址(今城关镇)，虽未言明从何处迁来，据以上记载及考古遗址判识，应从今攸县网岭镇罗家坪迁来无疑。
二、醴陵古县县治地望考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原醴陵县东漉山，伐木架屋，垦荒种稻，取清澈漉水(渌水)酿糯酒，故曰醴(甜酒)。其后，人口渐繁，子裔便沿漉水中游依山陵傍漉(渌)水而居，故得名醴陵。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醴陵地名，始入国籍。东汉建武元年(25)，分临湘县(今长沙县)东部，置醴陵县，以乡邑为县名，属长沙郡。自此后，县治迁移一次，县名不易。直至1985年醴陵由县改市，属株洲市。
醴陵县置县后，县治始驻今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经地下文物及有关史料考证，至今学术界已无疑议。然而，醴陵县治迁徙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仍存三说。一说“醴陵迁治，当在东汉建安以前或建安初。”二说“唐武德四年(621)复县时……”三说“应在东汉置县后到汉末建安八年，公元37～203年之间。”
经实地考察及翻阅有关国史地方志，我初步认定约在东汉延平元年(106)至东汉延光三年(124)之间，醴陵县治由古城村中三洲，迁驻今治。其依据：一是汉光武帝立东汉政权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较清明，社会较稳定，生产力有所发展，史称“光武中兴。”建武中元元年(56)“立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郡臣建议“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在这种政情下，醴陵县治迁移，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二是醴陵县治迁移，实与全国重大灾害相关。《后汉书》记：从东汉建武中元元年(56)至延光三年(124)，68年内全国重大灾害(3个郡国以上)频发，大地震20次；大雨灾15次；大风灾7次；大冰雹5次；蝗、旱灾5次；疫灾1次。《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元初元年(119)“春二月已已，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拆裂，水泉涌出。”《该志》记：大风、大雨、地震不绝，朝廷对全国性重灾，施以惠政，效果明显。约在这一时期，醴陵县治原驻今治约6公里渌水下游，这儿四向环山，渌水三面环绕，有台地不广，地势略平但局促，一遭大水易淹，加上地震，灾情可想而知，县治迁移，势所必然。三是这一时期，社会较稳定，国家储备充足。如《后汉书》记延平元年(106)至永初七年(113)，全国性大雨灾、冰雹、地震、蝗灾频发，但朝臣仍调“零陵、桂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而桂阳、零陵刚好属荆州刺史部辖。说明其时荆州所辖郡、县，即使大灾年间，也储备充足。长沙郡也属荆州刺史部，是全国最富足之郡，为何未调租米，以赈全国别的郡、县？唯一的解释是这一时期，醴陵也遭受了重灾，要迁移县治，醴陵县属长沙郡，长沙郡便全力相助，拨大量租米供迁醴陵县治之用；其四，从东汉建武元年(25)至延光三年(124)，各地郡县上言呈献“甘露、醴泉、芝草、嘉禾、凤凰、麒麟、黄龙、白鹿”之类吉祥物，有的确有其事，但大多无中生有，目的是吹捧皇帝，以图升迁显庆。如《后汉书》记：延光三年(124)春，“济南上言，凤凰集台县霍收舍树上”，结果皇帝对台县县长及县丞、县尉、吏卒，大加封赐。大灾之后，皇帝不但不制止这一类滑稽迷信之现象，反而大加奖赐。其时，醴陵县治，已刚迁驻姜岭之南东麓平岗之上，前临漉水(渌水)，姜岭北西麓有山泉，泉水甘洌，可酿醇酒，于是有人便附和山陵下有“醴泉”，于是“因以名县”，造成自醴陵建县后，县治历驻此地的印象。其五，东汉永和五年(140)荆州刺史部(今湖南部分)官方地图册上，已明确标示。醴陵县治，已位于今治。1982年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地图册上，也作如此标志。这也佐证其时醴陵县治已从原治，迁驻今治。
以后，县域时有撤并，复置后县域略有变更，而县治始终未迁。
三、浏阳古县县治地望考
浏阳市。《三国志•卷五十四》：建安十四年(209)“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注：今湖北省通城县)、汉昌(今湖南省平江县)、刘阳(今浏阳市)、州陵(今湖北省洪湖市东)为奉邑，屯据江陵。”刘阳县名，始见于此。清光绪《浏阳乡土志》认为，置县“必始于是时。”以后《晋书》、《南齐书》等史籍中，皆有刘阳县记载。直到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改刘阳县为浏阳县，属湘州长沙郡。浏水仍名之。在长达288年的时间内，皆名刘阳县。然而，《水经注》：“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导源西北流，经其县南，县凭溪以即名也。”因此之故，浏阳县是以浏水名县，还是以“刘”名县，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认为刘阳实为汉景帝时期，长沙定王刘发所置宗亲族邑。目前虽无明载，然而实有可能。一是《史记•五宗世家》注：“长沙定王发，其母为唐姬，原为程姬侍女，后因故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8)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七国之乱”。这一年刘发便选取临湘县东向浏邑为军事据点，为朝廷平叛制造箭镞，以忠皇室。二是《集解》应劭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注：这应是庆贺朝廷平叛“七国之乱”之举)。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刘发由前四年的“失宠”封王，到四年后“得宠”添封三郡。实际上是汉景帝为奖励刘发平叛之功(制造箭镞)，借故添封三郡。三是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等记载：孝景(前)二年，复置长沙国，封刘发为长沙国定王，改国号为定王发六年(公元前154)。之后，长沙定王刘发子裔，公元前129年刘苍封为安成侯，刘福为容陵侯(今湖南安仁县地及攸县小部分地)；公元前125年刘则为攸舆侯，刘欣为荼(茶)陵侯(今茶陵县及炎陵县地)。唯独今浏阳市，既不置县，又未封侯，其主因可探讨。但最有可能是，刘邑为长沙定王族裔封地，位在诸侯之上，又属军事要地，故不记于史籍。刘发封族邑后，取“浏”之谐音，去三点水，以姓氏名地，故曰“刘阳”。三国吴孙权置始“浏阳县”，旋改“浏阳”为“刘阳”。取“浏”之谐音，以刘发族邑为名，表面上以示对刘氏宗室的尊重，实际上为拉拢刘氏皇亲势力，扩允自己谋取天下，这很有可能。
浏(刘)阳置县时，县治始驻何地，历有疑议。经查考实驻居仁镇(亦名居陵镇，今浏阳市官渡镇治)无疑。其一，数朝官方地图表(册)上，已标示县治驻居仁镇。三国吴永安五年(262)，荆州剌史部地图表上，已标示刘阳县治，位于居仁镇。南朝齐建武四年(497)，在荆州、郢州、湘州地图表上，也有同样标示。隋大业大年(612)，江汉沅湘诸郡地图表上，浏阳(由刘阳改称)县治，驻居仁镇。其二，《旧唐书•卷四十》：“浏阳，吴分长沙置浏阳，隋废，景龙二年(708)，于故城复置。”清同治《浏阳县志》：“唐景龙二年复析置浏阳于故城。”“故城”，当指居仁镇。直至唐开元二十九年(741)，江南西道地图表上，才明标县治，已从旧治迁驻今治(今浏阳市老县城)。其三，清光绪《湖南通志•古城考》：“浏阳故城在今浏阳县东……隋大业初，省入长沙县而故城废；唐景龙初复置，即今治；元初迁居仁镇；明初复唐旧治。”文中除唐景龙初复置今治，与《旧唐书•卷四十》“于故城复置”，有出入外，余无疑可辩。其四，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今大围山镇治(左东门市)，出土南宋古钟，上铸“大宋国潭州浏阳县流阳乡金溪北十二都金钟山，绍熙二年(1191)。”今考“流阳乡”当为“浏阳乡”，以谐音避同名而记。民国《上东义举志要续编》：“大溪北至金钟桥以西，接达浒，曰‘金钟’。”今仍有金钟、金钟山、金钟桥地名。旧《浏阳县志》也载：明代前全县有七乡，明初始为四乡。浏阳乡(流阳乡)应为七乡之一，明代四乡之一，地望应在浏阳市东乡，即浏阳河源大溪流域内。其五，经笔者实地查考，又据当地冯姓族谱记：冯姓先祖于南宋宝佑年间(1253～1258)，从江西省迁居浏阳桥港(今官渡镇云山村)，元末由再迁官渡老街经商。由此观之，今官渡镇治一带，古属浏阳乡无疑。
综上所述，浏(刘)阳置县后，县治始驻今官渡镇(居仁镇)，可以成立。唐开元年间(712～741)，浏阳县治从古治迁今治。元初又迁驻于古治(居仁镇)，明初又迁回今治。迁今治后，是驻今老县城内，还是老县城原“东街口旧城隍庙一带。”仍可探讨。但已属同一驻治范围内，可视为同一古城扩展而已。
注释：
1、4、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6、彭雪开著攸县地《名源流考》，湖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刘向明著《从张家山汉简《奏献书》看汉初吏治的特点》，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1页。
7、湖南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攸县志》，株新出准字(2002)第062号,攸县博文印刷厂2002印, 第50页。
8、9、10、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11、古建佳著《这山这水这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12、13、14、1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153、147、159页。
16、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34页。
17、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南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5页。
18、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史记•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72页。
19、20、2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26-27、26-27页。
22、湖南省浏阳市地方志编委会编《浏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第748-749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