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自宋代起，以“农勤于耕，士勤于学”著称的茶陵古代农耕文化日渐兴旺，及至明清，达到鼎盛。作为学校形式之一的茶陵古代书院，成就尤为卓著。茶陵历代创建的书院，共达38所，数量之多，位居湖南各县（州）前列。随着书院的发展，在历代科考中，茶陵士子考取进士127名，状元、榜眼、会元各两名，数量之多，也位居湖南各县（州）前列。其中不乏以明清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和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为代表的大批精英名流。
茶陵古代书院的兴起和繁盛，具有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茶陵历史悠久。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置县，迄今，茶陵有行政建制的历史达2200余年。
史料记载，茶陵以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茶陵县志》）。炎帝因与黄帝争夺地盘，屡战不利，只得带领部众从中原南迁，最后来到茶陵一带生息。作为中华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制耒耜，教民耕作，开创了农耕文化、医药文化、工商文化等诸多文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至今茶陵还留有许多关于炎帝在境内活动的遗迹和传说。
很多人知道，今炎陵县，即原酃县，为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茶陵析地而置。《茶陵州志》记载：“曹彦约，嘉定中（1208－1225）任湖南安抚使。时黑风岗寇绎骚旁邑，彦约讨平之。乃议以茶陵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而控制之。”炎陵之置县自此始，时隶属茶陵军。故茶陵实属神农文化发祥地之一。
境内的文物考古发掘，也印证了茶陵历史的悠久。1986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县内发掘并考证出了新石器时期至唐代的大量古代文化遗址和古墓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枣市、界首两镇交界处的独岭坳大溪文化遗址。经专家论证，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长江以南最南端的大溪文化遗址。遗址中用陶罐存放的稻粒距今约5000～6000年。专家论定，茶陵是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
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为茶陵农耕文化和古代书院的兴起发展积淀了深厚的底蕴。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古代那些热衷于远离尘世、隐居山林的方外高士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天造地设的乐土。文人士大夫自古就有崇尚隐逸的风尚。他们或悠游酬唱，自命清高；或耕读自奉，待价而沽。但无论是为了培育子女，还是为了传承学说，他们往往都免不了要聚徒讲学，传道授业。“儒者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之地以讲学，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明嘉靖《茶陵州志》记载：“潞水溪北有冷水井，陈文帝时（560－565），处士穆和为太常博士。及北隋继统，和隐居教学不倦。开皇三年（583），屡征不起，遂以熔铁固其门。”宁可“隐居教学不倦”，也“屡征不起”，而且“以熔铁固其门”，穆和所代表的隐逸之士的高洁志趣和操守，令人敬仰，影响深远。创办于元大德七年（1303）的茶陵腰陂东山书院就是与之前呼后应、交相辉映的一个生动例证。
东山书院是元初影响最大的茶陵一家私立书院。创办者为因科举而兴，号称“一门二进（进士）三举人”的茶陵腰陂东山陈氏家族，其以“万世纲常第，六经道义门”自命，宋亡后，誓不仕元。他们创办书院，潜心讲学、著述、刻书，成就卓著，使得东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最具影响的书院之一。“三举人”之一的陈仁子，仰慕古贤，重节奉道，“博学好古，著述甚富”。他所著的《牧莱脞语》《文选补遗》均收入《四库全书》，名重一时。陈仁子及陈氏家族的节操风范与穆和的志趣操守分明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古代隐者高士的人文积淀，对于茶陵农耕文化和书院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于此历历可见。
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陵与江西省的莲花、永新、宁冈三个县不但毗邻，而且三国和李唐时期，几次同属一个行政区划。特定的地理和历史关系，使得茶陵不但成为古代湘赣边界人口流动的门户，而且也成为绝大多数来自江西或由江西中转而来的，饱经颠沛流离之苦的移民的难得的栖息之地。茶陵县内130余个姓氏的族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史实。
茶陵谭姓与茶陵火田尹姓、严塘陈姓、中洲李姓和马渡马姓，是最早入迁境内的五支移民。谭氏后人对谭姓始迁祖谭可奕的入迁经过，作了颇为详尽的记载：“可奕公居河南谭家河，后宦居金陵太平路当涂县贵游乡（今安徽省当涂县博望镇）。唐会昌四年（844）生子守禄。咸通元年庚辰（860）十二月，因江南人事多乖，天道不顺，雪深七尺，黎庶僵仆。翁有乱邦不居之意，遂携家由太平路徙居江西吉州，复由吉州泰和县早禾市乌龙山石壁下携子守禄徙茶陵，旧称十五都，地名邓塘居焉。”严塘陈姓，原籍江西泰和。其始迁祖陈惟克承袭其父亲——唐武宗会昌元年（841）进士，潭州太守陈景汉，袭任星沙朝议郎。唐大中三年（849），职满离任。适逢江西军阀混战，天昏地暗。陈惟克于返乡途中滞留茶陵，并就此在茶陵繁衍生息。中洲李姓的入迁经过几乎是严塘陈姓的翻版。其始迁祖李日余，原籍江西宜春，任职茶陵同知。同样因为江西战乱，卸任后留居茶陵。很多都是官宦世家，书香人家的江西移民，自唐朝以后，成批地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了繁荣昌盛的赣文化，极大地促进了茶陵古代农耕文化和书院的兴起发展。
相比北方，南方历代战乱较少。茶陵地处偏远，境内相对更为安定。到南宋时，茶陵的社会、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火田尹姓等一批有较强实力的中小地主。对火田尹姓，《茶陵州志》记载：“尹长者，名彦德。岳忠武讨贺贼曹成，道经茶陵。彦德谒军门，以牛酒犒军。”《尹氏族谱》记载，尹彦德犒岳飞军三日，全体将士每人每天一斤牛肉，一壶酒，两斤米，另外还给每人一双鞋。数字之大，不是相当殷实的人家，其支出是无法承受的。类似的如腰陂东山陈氏家族：“陈天福，岁凶发廪平粜……‘远近皆称陈长者，典钱粜米来施舍’。”“陈桂孙，天福子也。克继先志，捐粟置仓……岁丰随时值收入，岁凶视原值粜焉……曾孙宗孔、容孔、宪孔亦能继志，立思济仓以贷贫乏。”火田尹姓和东山陈氏，二者同样重义轻利，或自发犒军，或周贫济乏，儒家的道德教化之外，一个共同的物质条件，就是足够厚实的经济实力。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实力的壮大，作为重要而有力的保障，才使得茶陵古代书院的兴起和繁盛，成为真正可能。
（责任编辑：易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