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茶陵高陇，与秩堂、火田、潞水等乡镇一起，习称茶乡。“炎帝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宋•罗泌《路史》）茶乡之地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名流辈出。清末封疆大吏谭钟麟就是其中精英之一。
谭钟麟（1822－1905），字云觐，号文卿， 茶陵高陇石床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之父。谭钟麟出身贫寒，自幼知甘苦，能自励。16岁于山寺设馆，教授生徒，自食其力。“家贫不能供饘粥，年十六即授徒自给。己乃发愤读书，山寺习诵，常至夜分。所处困厄，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谭延闿《先府君行状》）每次去长沙府参加府试，来回数百上千里，他从不乘船坐车，每次都是徒步往返。
一日，四五个同窗好友来家里玩。做饭时，发现把家里的米全都煮了也不够三个人吃。他安慰犯愁的母亲：“别急，我自有办法。”吃饭时，他特意大声说：“妈，我们都是读书人，不比粗人，吃饭讲究斯文，吃得少。不要用大碗装，不要装得太满。”听他这么一说，同窗个个乔装斯文，每人只吃了小半碗就都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还有剩饭。
谭钟麟于咸丰六年（1856）中进士。后历任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谭钟麟入仕为官时，大清王朝早已日薄西山，腐败不堪，但谭钟麟依然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所到之处，政声斐著。巡抚陕西，他安抚回民，妥善处理回汉关系，赢得回民赞誉；督导兴修水利，疏通白公渠；鼓励百姓种桑养蚕，使陕西丝织业大兴。任浙江巡抚，他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疏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名传一方。调任陕甘总督，他设立官车局，改变每年征用大批民车向新疆调运粮饷的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黄河决堤，他力筹60万银两援助河南修堤、赈灾；库储银百余万两，各州县积谷数百万石，比他就任时增长10倍以上。担任两广总督，力排众议，禁赌查盗，维护治安；多次拒绝殖民者无理要求，竭力维护民族尊严。
为官从政，谭钟麟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1862年，谭钟麟被派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因为湖北施南府历来中举的人很少，湖北总督官文与众考官商量，希望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标准对施南考生给予关照。众考官都予首肯，唯有谭钟麟，虽为副考官，却执意反对：“我们奉朝廷之命来主考，就要按朝廷的制度办事，不能随意更改旧章。施南府既不属边远地区，也不属少数民族地区，自不能援‘苗疆例’办理。再说，尚未开考，我们怎能断定，施南府本科士子一定会无人中举呢？”结果，本届乡试，施南府一举中得7人。
担任御史，需要参与内阁议决有关圣旨。因为恭亲王奕䜣居功自傲，言语不慎，几次冒犯老佛爷慈禧太后。慈禧因此耿耿于怀，蓄意罢免奕䜣。下旨之前，内阁先行议决。对此“圣意”，众位阁僚心知肚明，或幸灾乐祸，或唯唯诺诺，无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唯有江南道监察御史谭钟麟“不识时务”，不肯虚与委蛇，敷衍了事，而固执己见，执意反对。经他联名上奏，最后，慈禧虽免除了奕䜣的“摄政王”，但保留了他的军机大臣之职。
1866年，谭钟麟任杭州知府。当时杭州城里以土豪劣绅徐正魁、张桂林为首的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无忌，官吏百姓无可奈何，谈虎色变。谭钟麟上任之后，必欲铲除徐、张二霸，以整肃治安，革新政治。僚属得知此意，非常惊恐，连忙劝阻，说徐、张二人，广植党羽，一呼百应，势力强大，弄不好落个“官逼民反”的罪名事小，说不定连性命也保不住。谭钟麟不为所动，一方面专程拜访徐正魁，一方面暗设伏兵，邀请徐正魁进府“议事”，一举把徐正魁、张桂林捉拿归案，并处决，为杭州民众做了一件大好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称赞谭钟麟“真是个好官！”
谭钟麟任职陕西之前，陕西曾发生过回民起义（同治回乱），回汉矛盾十分尖锐。西安府曾有一道禁令：回民“生性狡诈凶悍，动辄寻衅滋事”，一概禁止出城。因此，所有回民都被困在城里，挨饿受冻，难以为生。谭钟麟巡抚陕西，莅临西安，对此甚觉荒谬，当即命令解除禁令：“回民同样是百姓。把他们困在城里，不能出外谋生，岂不是把他们逼上梁山，逼迫他们造反吗？”又布置张贴告示，晓谕汉族百姓，不得寻衅侵扰回民，更不得到真主教堂滋事，必须与回民和睦相处。并训诫大小官员，举凡涉及回汉民族纠纷的诉讼，必须秉公处理，不得偏袒。回民因此深受感动，誓言“只要谭大人在陕西秉政，回民决不闹事。”事实确实如此，谭钟麟任职陕西九年，从未发生过回民聚众闹事的事件。
光绪五年（1879），谭钟麟出任浙江巡抚。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但经过道光、咸丰前后的连年战乱，百姓逃亡，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地方豪强趁机大肆侵占土地。地方官府则与之串通一气，把霸占的土地称为“荒田”“荒产”；征收的租赋隐瞒不报，中饱私囊。外出逃亡的农民返乡后，无地可耕，告状无门，各种赋税却要照缴不误。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动乱时有发生。谭钟麟得知其中缘故，下定决心，只有彻底清查“荒田”“荒产”，才能稳定民心，恢复秩序。他严令各地豪绅，凡侵占的“荒田”一律退还给原业主；各州县府衙，务必限期上报田亩清册和历年赋税贴册，违者依律论处。之后顶住压力，坚决处决了仁和县抗命不遵，贪污漕粮，聚敛巨产的粮赋师爷何秉仁。通过杀一儆百，重典治乱，清查“荒田”“荒产”的指令得到严格执行，有力地稳定了民心，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和秩序。
尤为可贵的是，谭钟麟还具有很强的民族气节，能尽力维护民族尊严。
担任两广总督，他多次拒绝了英法列强的无理要求。同治二十三年（1897），英法公使又照会两广总督府，要求将广州湾、九龙分别划归法、英租界。谭钟麟非常气愤。在交涉的过程中，他不卑不亢，坚决拒绝其要求。同时一再电奏朝廷，反复申明利害，敦请清政府支持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不料，腐朽的清政府对谭钟麟的请求置之不理，对侵略者的予取予求却是有求必应。他们把谭钟麟支开，暗中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与英法交涉签约。面对这种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统治，谭钟麟回天乏术，徒叹奈何：“为国守土不能保，又重伤吾民，何颜复居于此！”他五上奏疏，请求解任还乡。告假返回长沙后，再未返回广东复任。
谭钟麟十分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全力以赴。在陕西、甘肃，他不但整顿振兴了关中书院，还创建了求古书院，河西精舍。在浙江，他重建了文澜阁，保藏了乾隆赐予的“四库全书”。百年树人，泽披长远，谭钟麟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对于谭姓宗族子弟和他自己子女的教育培养，他更是竭尽所能，不遗余力。他不惜重金为族中子弟捐银置田，开办义学；对入学生徒规定了十分明确而详细的重赏：“文童、武童入泮者奖钱十千，增附生奖钱十千。廪增附考取拔贡、优项及中副榜奖二十千。应南北乡试中式者奖三十千，中解元者奖四十千。举人中进士者奖五十千，中会元者奖六十千……得翰林者奖八十千，得榜眼、探花者奖一百千，得状元者奖一百二十千。”（《石床谭姓义学会条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的儿子，民国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和著名书法家谭泽闿兄弟之能出类拔萃，名重一时，与谭钟麟的倾力培养密不可分。他因为对大学者湖南湘潭人王闿运推崇备至，便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命名为延闿、恩闿、泽闿，并将他们全都送到王闿运门下拜师受业。谭延闿为光绪三十年（1904）会元，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最后的会元，填补了湖南200年科举会元的空白。谭延闿的母亲李氏夫人是谭钟麟的小妾，按谭家规矩，就餐时，不能入席，只能在旁边站着吃。谭延闿中了会元，谭钟麟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就座用膳了。
谭延闿有诗曰：彰明世德，绳武先贤。一家四海，华国声宣。人文炳焕，日月中天。垂芳遐迩，亿载万年。既是自勉，也不失为谭氏父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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