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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明世德 绳武先贤 ——谭延闿之父谭钟麟纪事

2013-11-23 20:46:53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1212
 

                               文/苏铁军


茶陵高陇,与秩堂、火田、潞水等乡镇一起,习称茶乡。“炎帝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宋•罗泌《路史》)茶乡之地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名流辈出。清末封疆大吏谭钟麟就是其中精英之一。
谭钟麟(1822-1905),字云觐,号文卿, 茶陵高陇石床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之父。谭钟麟出身贫寒,自幼知甘苦,能自励。16岁于山寺设馆,教授生徒,自食其力。“家贫不能供饘粥,年十六即授徒自给。己乃发愤读书,山寺习诵,常至夜分。所处困厄,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谭延闿《先府君行状》)每次去长沙府参加府试,来回数百上千里,他从不乘船坐车,每次都是徒步往返。
一日,四五个同窗好友来家里玩。做饭时,发现把家里的米全都煮了也不够三个人吃。他安慰犯愁的母亲:“别急,我自有办法。”吃饭时,他特意大声说:“妈,我们都是读书人,不比粗人,吃饭讲究斯文,吃得少。不要用大碗装,不要装得太满。”听他这么一说,同窗个个乔装斯文,每人只吃了小半碗就都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还有剩饭。
谭钟麟于咸丰六年(1856)中进士。后历任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谭钟麟入仕为官时,大清王朝早已日薄西山,腐败不堪,但谭钟麟依然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所到之处,政声斐著。巡抚陕西,他安抚回民,妥善处理回汉关系,赢得回民赞誉;督导兴修水利,疏通白公渠;鼓励百姓种桑养蚕,使陕西丝织业大兴。任浙江巡抚,他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疏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名传一方。调任陕甘总督,他设立官车局,改变每年征用大批民车向新疆调运粮饷的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黄河决堤,他力筹60万银两援助河南修堤、赈灾;库储银百余万两,各州县积谷数百万石,比他就任时增长10倍以上。担任两广总督,力排众议,禁赌查盗,维护治安;多次拒绝殖民者无理要求,竭力维护民族尊严。
为官从政,谭钟麟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1862年,谭钟麟被派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因为湖北施南府历来中举的人很少,湖北总督官文与众考官商量,希望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标准对施南考生给予关照。众考官都予首肯,唯有谭钟麟,虽为副考官,却执意反对:“我们奉朝廷之命来主考,就要按朝廷的制度办事,不能随意更改旧章。施南府既不属边远地区,也不属少数民族地区,自不能援‘苗疆例’办理。再说,尚未开考,我们怎能断定,施南府本科士子一定会无人中举呢?”结果,本届乡试,施南府一举中得7人。
担任御史,需要参与内阁议决有关圣旨。因为恭亲王奕䜣居功自傲,言语不慎,几次冒犯老佛爷慈禧太后。慈禧因此耿耿于怀,蓄意罢免奕䜣。下旨之前,内阁先行议决。对此“圣意”,众位阁僚心知肚明,或幸灾乐祸,或唯唯诺诺,无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唯有江南道监察御史谭钟麟“不识时务”,不肯虚与委蛇,敷衍了事,而固执己见,执意反对。经他联名上奏,最后,慈禧虽免除了奕䜣的“摄政王”,但保留了他的军机大臣之职。
1866年,谭钟麟任杭州知府。当时杭州城里以土豪劣绅徐正魁、张桂林为首的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无忌,官吏百姓无可奈何,谈虎色变。谭钟麟上任之后,必欲铲除徐、张二霸,以整肃治安,革新政治。僚属得知此意,非常惊恐,连忙劝阻,说徐、张二人,广植党羽,一呼百应,势力强大,弄不好落个“官逼民反”的罪名事小,说不定连性命也保不住。谭钟麟不为所动,一方面专程拜访徐正魁,一方面暗设伏兵,邀请徐正魁进府“议事”,一举把徐正魁、张桂林捉拿归案,并处决,为杭州民众做了一件大好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称赞谭钟麟“真是个好官!”
谭钟麟任职陕西之前,陕西曾发生过回民起义(同治回乱),回汉矛盾十分尖锐。西安府曾有一道禁令:回民“生性狡诈凶悍,动辄寻衅滋事”,一概禁止出城。因此,所有回民都被困在城里,挨饿受冻,难以为生。谭钟麟巡抚陕西,莅临西安,对此甚觉荒谬,当即命令解除禁令:“回民同样是百姓。把他们困在城里,不能出外谋生,岂不是把他们逼上梁山,逼迫他们造反吗?”又布置张贴告示,晓谕汉族百姓,不得寻衅侵扰回民,更不得到真主教堂滋事,必须与回民和睦相处。并训诫大小官员,举凡涉及回汉民族纠纷的诉讼,必须秉公处理,不得偏袒。回民因此深受感动,誓言“只要谭大人在陕西秉政,回民决不闹事。”事实确实如此,谭钟麟任职陕西九年,从未发生过回民聚众闹事的事件。
光绪五年(1879),谭钟麟出任浙江巡抚。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但经过道光、咸丰前后的连年战乱,百姓逃亡,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地方豪强趁机大肆侵占土地。地方官府则与之串通一气,把霸占的土地称为“荒田”“荒产”;征收的租赋隐瞒不报,中饱私囊。外出逃亡的农民返乡后,无地可耕,告状无门,各种赋税却要照缴不误。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动乱时有发生。谭钟麟得知其中缘故,下定决心,只有彻底清查“荒田”“荒产”,才能稳定民心,恢复秩序。他严令各地豪绅,凡侵占的“荒田”一律退还给原业主;各州县府衙,务必限期上报田亩清册和历年赋税贴册,违者依律论处。之后顶住压力,坚决处决了仁和县抗命不遵,贪污漕粮,聚敛巨产的粮赋师爷何秉仁。通过杀一儆百,重典治乱,清查“荒田”“荒产”的指令得到严格执行,有力地稳定了民心,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和秩序。
尤为可贵的是,谭钟麟还具有很强的民族气节,能尽力维护民族尊严。
担任两广总督,他多次拒绝了英法列强的无理要求。同治二十三年(1897),英法公使又照会两广总督府,要求将广州湾、九龙分别划归法、英租界。谭钟麟非常气愤。在交涉的过程中,他不卑不亢,坚决拒绝其要求。同时一再电奏朝廷,反复申明利害,敦请清政府支持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不料,腐朽的清政府对谭钟麟的请求置之不理,对侵略者的予取予求却是有求必应。他们把谭钟麟支开,暗中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与英法交涉签约。面对这种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统治,谭钟麟回天乏术,徒叹奈何:“为国守土不能保,又重伤吾民,何颜复居于此!”他五上奏疏,请求解任还乡。告假返回长沙后,再未返回广东复任。
谭钟麟十分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全力以赴。在陕西、甘肃,他不但整顿振兴了关中书院,还创建了求古书院,河西精舍。在浙江,他重建了文澜阁,保藏了乾隆赐予的“四库全书”。百年树人,泽披长远,谭钟麟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对于谭姓宗族子弟和他自己子女的教育培养,他更是竭尽所能,不遗余力。他不惜重金为族中子弟捐银置田,开办义学;对入学生徒规定了十分明确而详细的重赏:“文童、武童入泮者奖钱十千,增附生奖钱十千。廪增附考取拔贡、优项及中副榜奖二十千。应南北乡试中式者奖三十千,中解元者奖四十千。举人中进士者奖五十千,中会元者奖六十千……得翰林者奖八十千,得榜眼、探花者奖一百千,得状元者奖一百二十千。”(《石床谭姓义学会条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的儿子,民国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和著名书法家谭泽闿兄弟之能出类拔萃,名重一时,与谭钟麟的倾力培养密不可分。他因为对大学者湖南湘潭人王闿运推崇备至,便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命名为延闿、恩闿、泽闿,并将他们全都送到王闿运门下拜师受业。谭延闿为光绪三十年(1904)会元,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最后的会元,填补了湖南200年科举会元的空白。谭延闿的母亲李氏夫人是谭钟麟的小妾,按谭家规矩,就餐时,不能入席,只能在旁边站着吃。谭延闿中了会元,谭钟麟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就座用膳了。
谭延闿有诗曰:彰明世德,绳武先贤。一家四海,华国声宣。人文炳焕,日月中天。垂芳遐迩,亿载万年。既是自勉,也不失为谭氏父子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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