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雪开
炎陵县，原名酃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炎陵县》记：“1994年以境内有名胜炎帝陵更名炎陵县。”[1]2009年《湖南地名志》及其它地志、史料，皆从此说。
酃县得名，历有三说：一说明嘉靖《衡州府志》谓“取古酃县(汉酃县)为名。”二说清乾隆《酃县志》谓：县城有酃泉，因而得名。三说因酃湖得名。[1]三说之中，何者为准，至今难以定论。
然而，明嘉靖《衡州府志》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共和国《酃县志•隶属》：“宋嘉定四年(1211)，湖南安抚使曹彦约平定黑风洞(今桂东县境)农民起义后，为加强对边远山区的控制，上奏朝廷，析茶陵军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以汉酃县(境域在今衡南县境和衡阳市东区一带)之名名之，仍隶茶陵军，县治设霞阳镇。”[2]省、市有关地志，也多从此说。[3]酃县为移借地名，可以肯定。
南宋酃县设置后，霞阳镇为县治。共和国《酃县志》记：城中有泉井，曰龙王井，又名酃醁泉(简称酃井)，位于县城东街，相传中村龙潭九条龙，乘洪水至县城，最小一条龙失群，为城东回龙山所阻，遂回头从地里奋力穿出至衡阳酃湖。于是便有这口与酃湖相通的水井。泉水清洌甘甜，冬温夏凉，酿酒、泡茶皆佳。[2]473这是后人依此传说，附和县以酃泉得名的依据。其实，龙王井的传说中，已寓意“龙王井”与汉酃县，有渊源关系。这恰恰证明，酃县是“取古酃县为名。”
至于以酃湖得县名，是采《水经注》之说。不过，这是汉酃县得名的依据，并非酃县得名依据。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始置汉酃县，属长沙国。后属长沙郡。共和国《衡阳县志•沿革》：“汉献帝建安初(196～200)析蒸阳县、酃县的部分属地置临蒸县，属零陵郡。三国时，蒸阳、重安、临蒸属衡阳郡。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6)，酃县(古酃县)并入临蒸县，属湘东郡；蒸阳县并入重安县，属衡阳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并临蒸、重安、新城三县，始置衡阳县。”[4]共和国《辞海》：古酃县“汉县名，其地在今湖南衡阳县。”[5]这说明汉酃县置县，有598年的历史。郦道元(472～527)《水经注》言“酃县”，当指汉酃县无疑。
汉酃县，何以名之。《水经注•耒水》云：“县东有酃湖可酿酒，故名。”《后汉书•郡国志四》：“长沙郡酃县。”刘昭注：“《荆州记》云：‘有酃湖，周迥三里。取湖水为酒，酒极甘美。’”《六书古文•工事二》：“汉长沙郡有酃县，今为衡州衡阳县。有酃湖，其水为酒而美。”清洪吉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湖南布政使•长沙府》：“酃湖在县(酃县)东，水可酿酒名酃绿酒……今作零湖，与耒水通，可溉田百亩。”由此可见，酃湖产美酒。南朝郭仲产《湘州记》记“酃县东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绿色，土人取此水以酿酒，其味醇美，所谓酃酒。”西晋太康元年(280)，晋平吴，曾荐此酒于太庙。张载曾作《酃酒赋》[1]由此得知，汉酃县以“酃湖”得名，并产酃酒。
酃湖，又何以名之。从语源学角度考正，可得真谛。酃，《说文》：“酃，长沙县，从邑，霝声。”段玉裁注：“酃，今湖南衡州府治衡阳县府东二十五里有故酃县城是也。”《汉书•地理志》：“(舂水)北至酃入湖。”《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近者破樊本屯，救酃。”很显然以上所言，当是指“酃”为县域行政地名。那么何谓“酃”？其实《说文》已从字的本义上，作了说明。循着这一思路，关键是破解“酃”和“邑”两字的本义了。
酃，字出甲骨文，字形从雨从三个口或两个口，字义指大雨点，会大雨之意。[6]实为霖字本义。或象大冰雹之意，[7]《说文》：“霖，雨三日已往。”因此，霝字本义为大雨，后也指冰雹。《左传》隐公九年：“大雨霖之以震。”即为大雨大雷之意。经传将霝字释为大雨之义，也释义为雨雷、冰雹之义。然而《说文》训霝为“雨 也。”这是值得商榷的。 ，《说文》：“ ，雨零也。从雨各声。”段玉裁注：“此下雨本字，今则落行而 废矣。”本义是落雨之意。《广雅•释诂二》：“ ，堕也。”钱大昭疏义：“ 者雨之堕。”《玉篇•雨部》：“ ，雨 也。或从落。”由此可见，这些释义，皆受《说文》影响。
其实，雨从字形结构与音义角度看，本身就有下落之意。雨，在甲骨文中。字形象雨点自天而落之形，“一”表天，上部雨点渐与“一”连，而为雨点下落之状。《说文》：“雨，水从云下也。一象天。”这是对的，但又云：“象雲，水霝其间也。”则无据，因“一”象天，不象雲状。由此看出《说文》对“ ”字的释义，是同义反复。后人释诂者，也多将错就错矣。 ，实为地名。甲骨文中有“在师 ”(在军队驻地)的意思。这里 指的是地名。
霝，释为大雨之意，固然没错。但我认为更富有多重含义。一是含有大雨中有冰雹之意。雹，在甲骨文中从 雨从三个菱形口字，字形象下雹子之状，与雨相联，其中三个菱形口字，含有夹锐撞击空间地面之意。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的雹子与现代记载，大体差不多。如“丝雹唯灾”即是。二是含有雷电闪鸣之意。我们可以将霝字与靁字，作一比较。靁，《说文•雨部》：“靁，古文靁(雷)。”《玉篇•雨部》：靁，雷的古文。《广韵•灰韵》：“雷，《说文》作‘靁’云：‘阴阳薄动，靁雨生万物也。’这说明霝字与靁字，有渊源关系。前者是言落大雨时，有时有雷电闪耀之状，后者是专指在落雨时有巨大的炸裂声与闪电之状。古人对可闻可见的雷雨声，惊恐莫明，遂有崇拜。段玉裁引注《广韵》释霝雨为神雨、善雨。这说明霝字靁字，在一定状态下，可以相通，因“靁雨可生万物也。”说到雷字，高鸿晋《字例》认为：“故古文雷字必因电字。”雷之为物可闻不可见，电之为物，可见而不可闻，见闻相生，雷电实一物之两种属性而已。[8]实际上甲骨文中雷字复杂结构中，均作申，申即电，电相击而有雷声，故以电之闪光表示雷之特性，又以字形结构中的实点和小园点表示雷声。金文中靁已作图雷之状。至小篆文中则变为靁。《说文》认为：“从雨，象回转形。……回，靁声也。”《论衡•雷虚篇》：“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又云“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因此，雷有炸裂之声，电有闪耀之形，雷电不可分。
从雷电二字释义中，可略得知，霝字可释义为大雨中有雷声滚动，“累累如连鼓之形”，有电光闪耀之意。并非只有“大雨释义”。有时亦指大雨中夹杂裹冰雹之意。其后人也多如此释义，如明赵弼《太白酒楼赋》：“涛霝波雪，鼖注吕梁。”鼖，《说文》谓八尺两面的大军鼓，此喻雷声。说的就是今山西省吕梁山区一带，大雨大雪，雷电混合之状。
邑，在甲骨文中，字形之上口，象城廓之形。据考古挖掘，夏商故城遗址多呈方形，口字下面字形结构象人跪形。故甲骨文邑，象人聚居之所。金文邑字形，皆象人聚居在方形或方圆形的城堡中的意思。《说文》：“邑，国也。从口从卩。”后人释其义，表示人所聚居之城邑，亦说为人名。凡都城皆可称邑。《说文》收邑部首字184个，绝大部分都与都城、城堡有关，或为乡邑，或为县邑，或为国邑(国都)。如“邦”字，即指村候的国都；“郝”字，为乡邑。[9] “鄗”字，为县名亦为县邑；非此，亦指人口密切的聚落，实指村邑。
但卜辞中无都字，却有邑字，邑字中已有西邑、唐邑、二十邑等称谓。[7]可见夏商时，都邑较多。段玉裁注：“《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敞邑。古国邑通称。”朱骏声通训定声：“《书》‘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谓国。”郭璞注：“邑，国都也。”实际上郭只言其一，未言其二。上古人言邑者，有村、乡、县、国邑之称，非只言国邑。[10]至秦汉时，有县侯国之封爵。郭璞注“邑”，也应包括这一类。夏商之国邑，是言侯国之都域。至周代邑多指无先君宗庙的都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时“都”与“邑”，才有区别了。《周礼•地官•里 》：“掌比其邑之众寡。”《辞名•释州国》：“邑，犹俋也。邑人聚会之称也。”郑玄注：“邑，犹里也。”贾公彦疏：“邑是人所居之处。里又训为居，故云邑犹里也。”这说明周朝以后，凡有人聚居的地方，皆可称邑。实际上指的村(里)、乡邑之类。有时亦指方国的国都了。《国语•齐语》：“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司即指地方掌管政事的官员。这是指乡村行政官员驻地为邑了。《管子•乘马》：“五聚命之为某乡，四乡命之为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这是指方国驻地为邑了。
综上所述，霝字可释义：一为大雨中有雷声滚动，电光闪耀之意；二为大雨中夹裹着冰雹，并伴随雷鸣闪电之意。邑字可释为有人聚居的村、乡、县、国之都城之意。霝与邑相合为酃字，即为《说文》所释义“酃，长沙县，从邑，霝声。”段玉裁注“酃”为酃县都城也。这是对的。
按《水经注》的说法，酃县以“酃湖”得名。湖，《说文》：“湖，大陂也。从水，胡声。”《广雅•释地》：“湖，池也。”《禹贡》：“震泽厎定”孔傅：“震泽，吴南大湖名。”孔颖达疏：“大泽蓄水，南方名之，曰湖。”这是湖之本义。今释义为“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11]按《水经注》之说：“县东有酃湖可酿酒，故名。”因酃县都城旁有湖可酿酒，故名酃湖。因以名县，也是说得通的。
然而，酃湖最早应为自然村邑之名，后逐渐形成区域地名，最后才形成行政区划乡邑之名，得名当在秦代以前。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酃县，因县邑驻“酃”邑这个地方，故以此名县。从此酃县载入国史。《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下》：“南平，耒阳，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过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又云：“攸、酃、丞阳、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资治通鉴•卷一六四》：“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注：“衡州，治衡阳县。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绿色，取以酿酒。甘美，谓之酃渌。渌口即酃湖口也。”[12]以上文中酃与湖，并非联称，而是单指。说明酃县县城，离酃湖有一段距离。段玉裁注“酃，”亦持此说。《汉书•地理志》：“(舂水)北至酃入湖。”亦是此意。因此，酃县以酃湖得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至于《水经注•耒水》：“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之说，与西汉酃县得名，无多大关联。因酃酒与醴酒(今醴陵市渌水流域)所产美酒，世称酃渌酒，产于晋统一中国之际。《晋书》：太康元年(280)五月丁卯，荐酃渌酒于太庙。《湘州记》：“衡阳县东有酃湖，酿酒醇美，所谓酃酒。晋平吴，始荐于酃酒于庙也。”《晋书》：太康元年(280)五月，其时发生了“晋平吴”大事件，其时醴陵县与衡阳县的官员们，分别进献酃酒与渌酒(醴酒)，祀太庙，庆吉祥。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酃渌酒。”[13]
汉(古)酃县，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县后，至东晋太元二十年(396)，并入临蒸县，自此后，汉酃县国史无载。直到南宋嘉定四年(1211)析茶陵县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属衡州。酃县又复载于国史，但已非昔日汉酃县，而是南宋另一县域，为移借地名。《大清一统志衡州府》：“宋嘉定四年析置酃县，属茶陵军。元属衡州路，明属衡州府，本朝因之。”这时的酃县已与汉酃县，不可同语。
酃县设置时，为何借古酃县为名？史无记载。我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借“古酃县”美名是主因。两宋之交王观国《学林新编•扬》：“古人建立州县，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为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取美名。”酃县是以酃邑(自然乡邑)得名，并非以酃湖产美酒而得名。但自《水经注》：“县东有酃湖可酿酒，故名。”之说产生后，成了不可置否的定论，加之“酃酒”尝贡太庙，由此可谓美名传遍天下。故酃县设置时，便以汉酃县为名，“则取美名。”二是平衡折衷的产物。南宋茶陵县，属茶陵军。其时据宋《舆地纪胜•卷63》记载：茶陵军境划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7个乡和永安(今高陇)、茶陵(今城关)、霞阳(今酃县城关)、船场(未考)4镇。[14]酃县设置后，取县名，应是茶陵军行政长官的第一件大事。因酃县是划“茶乡之尾”康乐、霞阳、常平三乡域为县，境内无名山名水，有炎帝陵又怕犯讳，取其中任何一乡为县名，都不妥，朝廷只好听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的建议：“以汉酃县之名名之”。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对的。致使酃县立县后，历经773年的历史未改县名。
1994年因境内有炎帝名胜，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将酃县更名为炎陵县，县治仍驻霞阳镇。发生更名的依据，不外是如下几种：一是炎帝陵墓在西汉时，就葬在县境内鹿原陂西侧(今鹿原镇鹿原陂)，西汉未，战乱连绵，有人担心掘坟，曾一度将其填平。晋代陵墓恢复。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有炎帝“葬长沙”的记载。宋罗泌《路史》，虽不为史家所重，但在著作中，却明指“炎帝神农氏都于陈，盖宇长沙，是为长沙(湖南)，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二是历为国祭名胜。有关史料记：宋初，有人谏太祖奉炎帝为感生帝，遂于乾德五年(967)遣使遍访炎陵，终在鹿原陂觅得。当年修葺，置5户守陵，禁在坟山樵牧。自此后，历代王朝均在炎陵设户守视。历代无论官方或民间，多有人奉祀，遂为名胜。后晋时，朝廷派春官尚书欧阳林启赴炎帝陵领祭。宋代规定三岁一祀。元、明、清，都有朝廷大型祭祀。其中明代大祭，有史可查者15次；清代大祭，有史可查者38次。[15]三是顺从民意。炎帝陵民间习称“天子坟”。历代民间多在除夕、清明节祭祀，有时也随时拜祭。据《史记》等典籍及有关史料记：炎帝神农氏对中华民族的起始发展，贡献巨大。相传一曰制耒耜，教民耕稼；二曰尝百草，开医药先河；三曰立市为集，首辟市场；四曰治麻为布，教民着衣帛；五曰作五弘琴，以乐百姓；六曰剡木为弓，以威天下；七是作陶器，改善生活等等。对于这样一位传说与黄帝并称的中华民族始祖人物，无论官方、民间皆极为崇拜。中华儿女为纪念始祖，早有人提议将酃县改称炎陵县，事实上民国26年(1937)，酃县政府已设置炎陵乡，以炎帝陵为名。共和国中央政府顺从民意，便有改名之举。四是将始祖皇陵改为县名，已有先例。在封建专制时代，尽管皇陵显赫，然而清代以前，无一县因皇陵而名。《学林新编•名讳》：“夏商无所讳，讳自周始，然而不酷讳也……，秦汉以来始酷讳矣。”东汉应劭注《汉书》，就涉及到避讳地名多处。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始立，西风东渐，地名命名，也无避忌了。民国33年(1944)4月，因轩辕帝黄帝陵所在，逐将汉为翟道县，后秦设置的中部县，改名为黄陵县。共和国1994年4月，因炎帝陵寝所在，逐将南宋嘉定四年(1211)设置的湖南酃县，改为炎陵县。这深得炎黄子孙的拥戴。[16]
汉酃县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前年)设置后，历598年并入临蒸县(今衡阳市衡阳县)而消失。直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置酃县，以古酃县名之，为移借地名。后历773年又为炎陵县取代，至此才实现今炎陵县域地名，或因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名，除此外则取美名的愿望。可见县域地名，随历史流变。历史上也多有先例。[17]今炎陵县因境内有中华民族始祖炎帝陵而得名，必将永记于史籍。
注引：
[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炎陵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6、3308页。
[2]《酃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3]《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4]《衡阳县志》，衡阳县志编纂委员会2007编纂，第29页。
[5]《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6页。
[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4页。
[7]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9、216页。
[8]陈立人：《酃字考》，《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报》2005年1期。.
[9]李恩江，贾玉民：《说文解字译述》，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586页。
[10]《古代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54页。
[11]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94页。
[13]房玄龄：《晋书•帝纪第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页。
[14]《茶陵县志•区划》，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15]《酃县志•炎帝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16]彭雪开：《茶陵地名源流考》，《湘东文化》2012年1期。
[17]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