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
——也说醴陵地名由来
丁水生
清光绪时成书的《湖南通志·名胜志》说：“县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民国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沿采此说，以醴陵城北姜岭为“陵”；其下有古“渌江八景”之一“醴泉浸月”的醴泉古井为“醴”。醴陵由此而得名似乎已被认同为定论。
但后来经考证认定：距今醴陵城西10公里的转步乡古城村（今属板杉乡），为西汉初“醴陵侯”侯城和东汉初置“醴陵县”县城遗址，从而推翻醴陵“历来无城”的旧说；又因上述解释，与中三洲古城地理位置不合，醴陵主要因“醴泉”而得名的说法受到质疑，于是又有人提出“因酒名县”。
“醴”的本义有“甜酒”和“甘泉”等解释；“陵”则有土山丘阜之义。考究醴陵的得名，首先应离不开这两个范围，其次要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历史时代。
“醴陵”之名，最早出于先秦典籍。就是说，在西汉封侯和东汉置县之前，其地名即已形成。所以上述“醴泉”、“姜岭”等等，只是后来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最早得名的组成。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夏本纪》曾载：“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会于汇（指鄱阳湖）。东为中江，入于海”。其文源出于周秦古籍《禹贡》，是醴陵之“醴”，第一次见于史籍的证明。原文讲叙大禹疏浚江河的业绩。其中“道”通“导”，意为疏浚；“沱”作支流解；“东陵”即巴陵为今岳阳市的古称；“九江”则泛指湖南湘资沅澧等众多长江水系支流，而不是今江西省九江市。这段话大意是说：大禹在“汶山”（今四川成都北汶川一带）疏导岷江入于长江，下游支流众多。往东曾到达“醴”这个地方。湘资沅澧等九大支流，都在东陵附近汇入洞庭湖，而后再入长江和大海。这一段长江水系就是“中江”。
但“醴”为何义？历来注者纷纭说法不一。有说指山，有说指水。对此，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127－200，字康成），在注《禹贡》这一句时，曾有一段引人注目十分精辟的话：“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长沙有醴陵县，其以陵名县乎”？这句话今天已被公认为对“又东至于醴”的权威诠释。它的核心是一个“陵”字，所以断句解读应以“醴”作山名：它是一座酒味醇香的大山；它是一片稻浪滚滚盛产美酒的肥沃土地！“醴陵”的得名，原来最早就这样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酒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山与水（水自然包含了酒）的完美结合，是对这片淳朴的土地上，金色的丰收和欢乐和谐的生活，一种热情的礼赞和肯定。清末醴陵彭应魁（1827-1910，字庾香），是一位执着于故土文化的学者，尤精地志之学。著有《禹贡释水》、《渌江源流考》等专著，颇受后人推崇。《渌江源流考》中有《又东至于醴辩》一节，旁征博引，议论精辟，反驳前人“醴”之为“澧”的推测，特别敬服郑玄的见解结论，在文末情不自禁地说：“康成（即郑玄）醴为陵之说，诚精确不刊哉！”而当时醴陵远还没有封侯置县，这座以“醴”命名的大山自然不会是“姜岭”了。
古代醴陵辖境比今辽阔，往东曾达今江西萍乡杨岐山一带，其地古属“安成乡”。汉朝桑钦撰《水经》载云：“漉水出醴陵县东漉山，西过其县南”。其中“漉”是“渌”的同声通假字。故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载云：“（醴陵）县南临渌水，水东出于安成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即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渌是同”。翁陵山即漉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萍乡杨岐山，是武功山脉的一个分支。对此，清光绪《江西通志》解释说：“萍乡水，发源于杨岐山……又九十里入湖广醴陵县，出渌口入湘（即湘江）。……杨岐山当即翁陵山，古今异名尔！”
醴陵之“陵”为雄浑的杨岐山，是和这一片广阔而盛产美酒的地域相匹配的；而“醴”之为“酒”，同样可在古籍记载中得到证明。南朝刘宋时期，盛宏之所撰《荆州记》曾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常年献之，世称酃渌酒”。按豫章郡为古代江西的代称，康乐即今江西万载县的古称，是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袭封为“康乐公”的食邑。所称渌水所出之源，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澄潭江，实为渌水较大的一条支流，源出于万载县金钟湖，也就是《民国县志》所称的“北源”。按“河源唯远”的原则我们已知，渌水正源只能是上文提到的发源于杨岐山的萍川水，位于萍乡与宜春交界处的水江乡，于沧下入萍乡境，在醴陵双河口合澄潭江，始称渌水。不同意以酒名县的论者，主要依据也就因为渌水正源不是澄潭江，进而否定康乐之“渌水”为醴陵渌水之“流”，而认为《荆州记》这条记载是指古代桂阳郡郴县另一条同名的“渌水”，故所产之酒在古郴县而不是醴陵。理由就是“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前还有一句话：“（桂阳郡）东界侠公山下渌溪，酒官常取此水为酒。”认为此“渌溪”即下文之“渌水”。但仔细推敲则可看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条河流，相距至少有七八百里！
据古籍记载渌水确有两条。《水经注·39耒水》条下云：“（郴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指流经耒阳县之耒水），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洒，献同酃也”。其后又有注：“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岁常贡之”。所说“酃县”，不是今日改称为炎陵县的原名之“酃”，而是湖南衡阳最初置县时的古称，出产美酒称“酃酒”，也即《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中所说的“湘东酃湖酒”，与渌水本地所产之“酃渌酒”并称名酒，“年常献之”。
综上所述就很明了：“程乡溪”别名也称渌水，即《荆州记》所说之“渌溪”，发源地都载明是“侠公山”，产酒名曰“程酒”。与“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酃渌酒，湘东酃县之“酃湖酒”，并为美酒，都有酒官监制并常年贡献朝廷。这种情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荆楚湘东大地远古农耕发达，稻香千里处处美酒醇人的图画。以香甜的“醴酒”来为一处地域或山脉命名，不能不是酒文化发挥的极致！遥想醴陵古代先民，金秋时节载歌载舞；痛饮美酒欢庆丰收。仰视雄浑的杨岐大山，那是他们挚爱的母亲河渌水的发源地！醴陵乡、安成乡之名，就是这样孕育而形成，并才有以后的醴陵侯（乡侯）和置县之称。至于《荆州记》以流为“源”的误讹，由于古代交通信息和科技手段的限制，对河源的认识多有改变也毫不奇怪。例如古代典籍，长时期以“通天河”为长江之源，今天我们则已知，沱沱河才是长江正源。所以我们可以辨明澄潭江不是渌水正源，但不能否定它曾作为源头（或北源）写入史籍，进而抹杀其地曾产美酒的记载。所以“程酒”并不是“乌程酒”；则“乌程乡”不在醴陵之误，以当时一乡范围比今广阔的地理形势分析，当属“安成乡”之误。
至于后来以醴泉去解释得名，应当指出，在醴陵，“醴泉”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它以一脉从石缝中吐出的甘洌清泉，形成古代醴陵著名的“渌江八景”之一，可与长沙府的“白沙古井”比美，历代文人学士歌咏赞唱史不绝书。东汉初年，“谶纬之学”盛行。光武帝刘秀为维护汉室的统治，力倡“符命瑞应”，标榜“受命于天”。醴陵在这个历史气氛中置县并筹划迁移县城。当时全国上报“醴泉”及“甘露”之类的“祥瑞”不少，醴陵受此风影响，指姜岭下之井池为“醴泉”，标榜醴陵即由此得名，也算能自圆其说。也证明东汉初年醴陵置县不久县城即已迁移。清康熙初，曾两次主持醴陵县志修辑的邑人曹之璜，写有一篇《新建醴泉亭记》，开头就说：“区寓泉名不一，独醴泉不少概见”。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文中描绘了醴泉优美的自然风光，其中佳句如“诧花异草，映带潆漩；玉镜晶盘，荡漾沉碧”，至今仍广被人们传诵。由于景物和地理方位都能照应，约定俗成，邑人对这一得名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所以完全可以让它们宽容并存。只是和“酒文化”结合得名在先，其后才有和“醴泉文化”的结合得名罢了。
(责任编辑：刘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