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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

2010-03-12 22:03:16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 浏览:430

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

——也说醴陵地名由来

丁水生

清光绪时成书的《湖南通志·名胜志》说:“县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民国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沿采此说,以醴陵城北姜岭为“陵”;其下有古“渌江八景”之一“醴泉浸月”的醴泉古井为“醴”。醴陵由此而得名似乎已被认同为定论。

但后来经考证认定:距今醴陵城西10公里的转步乡古城村(今属板杉乡),为西汉初“醴陵侯”侯城和东汉初置“醴陵县”县城遗址,从而推翻醴陵“历来无城”的旧说;又因上述解释,与中三洲古城地理位置不合,醴陵主要因“醴泉”而得名的说法受到质疑,于是又有人提出“因酒名县”。

“醴”的本义有“甜酒”和“甘泉”等解释;“陵”则有土山丘阜之义。考究醴陵的得名,首先应离不开这两个范围,其次要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历史时代。

“醴陵”之名,最早出于先秦典籍。就是说,在西汉封侯和东汉置县之前,其地名即已形成。所以上述“醴泉”、“姜岭”等等,只是后来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最早得名的组成。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夏本纪》曾载:“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会于汇(指鄱阳湖)。东为中江,入于海”。其文源出于周秦古籍《禹贡》,是醴陵之“醴”,第一次见于史籍的证明。原文讲叙大禹疏浚江河的业绩。其中“道”通“导”,意为疏浚;“沱”作支流解;“东陵”即巴陵为今岳阳市的古称;“九江”则泛指湖南湘资沅澧等众多长江水系支流,而不是今江西省九江市。这段话大意是说:大禹在“汶山”(今四川成都北汶川一带)疏导岷江入于长江,下游支流众多。往东曾到达“醴”这个地方。湘资沅澧等九大支流,都在东陵附近汇入洞庭湖,而后再入长江和大海。这一段长江水系就是“中江”。

但“醴”为何义?历来注者纷纭说法不一。有说指山,有说指水。对此,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127200,字康成),在注《禹贡》这一句时,曾有一段引人注目十分精辟的话:“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长沙有醴陵县,其以陵名县乎”?这句话今天已被公认为对“又东至于醴”的权威诠释。它的核心是一个“陵”字,所以断句解读应以“醴”作山名:它是一座酒味醇香的大山;它是一片稻浪滚滚盛产美酒的肥沃土地!“醴陵”的得名,原来最早就这样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酒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山与水(水自然包含了酒)的完美结合,是对这片淳朴的土地上,金色的丰收和欢乐和谐的生活,一种热情的礼赞和肯定。清末醴陵彭应魁(1827-1910,字庾香),是一位执着于故土文化的学者,尤精地志之学。著有《禹贡释水》、《渌江源流考》等专著,颇受后人推崇。《渌江源流考》中有《又东至于醴辩》一节,旁征博引,议论精辟,反驳前人“醴”之为“澧”的推测,特别敬服郑玄的见解结论,在文末情不自禁地说:“康成(即郑玄)醴为陵之说,诚精确不刊哉!”而当时醴陵远还没有封侯置县,这座以“醴”命名的大山自然不会是“姜岭”了。

古代醴陵辖境比今辽阔,往东曾达今江西萍乡杨岐山一带,其地古属“安成乡”。汉朝桑钦撰《水经》载云:“漉水出醴陵县东漉山,西过其县南”。其中“漉”是“渌”的同声通假字。故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载云:“(醴陵)县南临渌水,水东出于安成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即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渌是同”。翁陵山即漉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萍乡杨岐山,是武功山脉的一个分支。对此,清光绪《江西通志》解释说:“萍乡水,发源于杨岐山……又九十里入湖广醴陵县,出渌口入湘(即湘江)。……杨岐山当即翁陵山,古今异名尔!”

醴陵之“陵”为雄浑的杨岐山,是和这一片广阔而盛产美酒的地域相匹配的;而“醴”之为“酒”,同样可在古籍记载中得到证明。南朝刘宋时期,盛宏之所撰《荆州记》曾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常年献之,世称酃渌酒”。按豫章郡为古代江西的代称,康乐即今江西万载县的古称,是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袭封为“康乐公”的食邑。所称渌水所出之源,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澄潭江,实为渌水较大的一条支流,源出于万载县金钟湖,也就是《民国县志》所称的“北源”。按“河源唯远”的原则我们已知,渌水正源只能是上文提到的发源于杨岐山的萍川水,位于萍乡与宜春交界处的水江乡,于沧下入萍乡境,在醴陵双河口合澄潭江,始称渌水。不同意以酒名县的论者,主要依据也就因为渌水正源不是澄潭江,进而否定康乐之“渌水”为醴陵渌水之“流”,而认为《荆州记》这条记载是指古代桂阳郡郴县另一条同名的“渌水”,故所产之酒在古郴县而不是醴陵。理由就是“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前还有一句话:“(桂阳郡)东界侠公山下渌溪,酒官常取此水为酒。”认为此“渌溪”即下文之“渌水”。但仔细推敲则可看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条河流,相距至少有七八百里!

据古籍记载渌水确有两条。《水经注·39耒水》条下云:“(郴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指流经耒阳县之耒水),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洒,献同酃也”。其后又有注:“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岁常贡之”。所说“酃县”,不是今日改称为炎陵县的原名之“”,而是湖南衡阳最初置县时的古称,出产美酒称“酃酒”,也即《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中所说的“湘东酃湖酒”,与渌水本地所产之“酃渌酒”并称名酒,“年常献之”。

综上所述就很明了:“程乡溪”别名也称渌水,即《荆州记》所说之“渌溪”,发源地都载明是“侠公山”,产酒名曰“程酒”。与“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酃渌酒,湘东酃县之“酃湖酒”,并为美酒,都有酒官监制并常年贡献朝廷。这种情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荆楚湘东大地远古农耕发达,稻香千里处处美酒醇人的图画。以香甜的“醴酒”来为一处地域或山脉命名,不能不是酒文化发挥的极致!遥想醴陵古代先民,金秋时节载歌载舞;痛饮美酒欢庆丰收。仰视雄浑的杨岐大山,那是他们挚爱的母亲河渌水的发源地!醴陵乡、安成乡之名,就是这样孕育而形成,并才有以后的醴陵侯(乡侯)和置县之称。至于《荆州记》以流为“源”的误讹,由于古代交通信息和科技手段的限制,对河源的认识多有改变也毫不奇怪。例如古代典籍,长时期以“通天河”为长江之源,今天我们则已知,沱沱河才是长江正源。所以我们可以辨明澄潭江不是渌水正源,但不能否定它曾作为源头(或北源)写入史籍,进而抹杀其地曾产美酒的记载。所以“程酒”并不是“乌程酒”;则“乌程乡”不在醴陵之误,以当时一乡范围比今广阔的地理形势分析,当属“安成乡”之误。

至于后来以醴泉去解释得名,应当指出,在醴陵,“醴泉”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它以一脉从石缝中吐出的甘洌清泉,形成古代醴陵著名的“渌江八景”之一,可与长沙府的“白沙古井”比美,历代文人学士歌咏赞唱史不绝书。东汉初年,“谶纬之学”盛行。光武帝刘秀为维护汉室的统治,力倡“符命瑞应”,标榜“受命于天”。醴陵在这个历史气氛中置县并筹划迁移县城。当时全国上报“醴泉”及“甘露”之类的“祥瑞”不少,醴陵受此风影响,指姜岭下之井池为“醴泉”,标榜醴陵即由此得名,也算能自圆其说。也证明东汉初年醴陵置县不久县城即已迁移。清康熙初,曾两次主持醴陵县志修辑的邑人曹之璜,写有一篇《新建醴泉亭记》,开头就说:“区寓泉名不一,独醴泉不少概见”。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文中描绘了醴泉优美的自然风光,其中佳句如“诧花异草,映带潆漩;玉镜晶盘,荡漾沉碧”,至今仍广被人们传诵。由于景物和地理方位都能照应,约定俗成,邑人对这一得名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所以完全可以让它们宽容并存。只是和“酒文化”结合得名在先,其后才有和“醴泉文化”的结合得名罢了。

(责任编辑:刘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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