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玲
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湘东文化》杂志社社长、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彭雪开先生，自2006年转入地名文化研究领域以来，成果累累，出版过《湘东地名文化纪事》《株洲古今地名考释》等著作多部，在《方舆——行政区划与地名》《中国地名》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７０篇，在地名文化研究领域知名度颇高，人称“当代徐霞客”。近期出版的《湖湘地名纪事》，一套四卷，洋洋洒洒200余万字，关涉湖南569个乡镇村地名，在民间和地名研究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受到中央、省、市各级区划地名部门的重视，中央、省、市地名网站均对其进行了推介。彭先生现被聘为湖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株洲市民政局地名研究首席专家。
问：先生考察湖湘地名的影响大，这十几年您去过多少地方？
答：从2006年以来，我的学术研究转入地名学领域。从那时开始，我跑遍了湖南14个市、州，11６个县、市、区，1114个乡镇、办事处 （以2006年为基准)。株洲的153个乡镇、办事处我都一一考察过。株洲市的所辖县、市的街道办事处、城关镇最少的为3次，最多的地方我去过5次之多，如攸县、茶陵县城。
为何去多次？一是收集史籍、资料。这是一件必须尽量做实做好的基础性工作。史料不全或匮乏，是做不了地名研究的。二是实地考察。你要对株洲的政区地名，作学术研究、文化阐释，不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是难以出成果。我的《湘东地名文化纪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就是这方面的产物。三是工作的原因。我多年来一直在株洲师专及湖南工大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管理工作，一般是不能离岗去考察的，我就利用寒署假、节假日、双休日进行地名考察。当然，一个乡镇去多次的动因，还是要把基础性工作尽量做实做好，这是从事地名研究工作的前提。
问：先生在研究湖湘地名尤其是株洲地名时，有那些发现？
答：一是要用系统生成思维研究地名。因为一般而言政区地名源于地域地名，地域地名源于自然地名，要把自然地名、地域地名、政区地名综合起来，进行历史源流与文化依源考释，必须要用系统生成思维。
例如：我在《攸县地名源流考》一文中提出：今攸县在春秋中期，楚、越人叫养育他们的母亲河为“攸” ；战国中晚之交“吴起变法”（前）置洞庭郡、苍梧郡时，可能置攸舆邑（县邑或军邑），以攸水流贯全境而得名。据楚简《奏谳书》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攸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沿袭楚制置攸县后，历有攸县、攸舆侯国、攸水县、新兴、安乐、攸县之称谓。置县后，县治初驻吴楚边界攸舆侯封侯山附近，约在东汉始迁攸江之上，北朝陈辛已年（561)，迁治今攸县网岭镇罗家坪，五代后梁间（907—935)，迁今攸县城关镇（梅城镇)。攸水，源自楚、吴边界，今攸县鸾山镇老漕村（原漕泊乡)松林庵自然村（原松林村)。如果不借助系统生成思维，是无法完成《攸县地名源流考》的。
二是要用辩证逻辑思维研究地名。我在地名学术研究、地名文化阐释中，提出了“地名生成”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的观点。在《地名生成》一文中我指出：“地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交往需要，赋予特定地理空间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指称……它的内涵应是一种地与人、地与物、地与事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因此，简单地说，有“地”才有“名”，而“地名”则是自然界的实物与人类社会为了某种需要的互动的产物。地名生成，是在地名研究中，主要解决地名源头性问题。
我在株洲所辖如攸县、茶陵、醴陵、炎陵、株洲县、市县域地名源流考一系列论文中，都体现了这一学术观点。
三是要用辩证哲学范畴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地名。在前人提出的地名研究范畴、范式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地名生成、地名命名、地名演变、地名稳定、地名承载等系列范畴；在地名承载中，又提出地名历史与地名文化两个相对范畴。
四是要用具体实用地名学研究方法研究地名。既要充分利用好传统研究方法，又要在宏观、中观上，充分采用地理学、语言学、地名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原则方法。在具体研究上，主要采用诸如地名实体考证法、地名实地考察法、地名地图分析法、地名史源考据法、地名语源分析法、地名语义阐释法、地名指类实地法等方法。
以上这些思维与方式、方法，是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地名考察、地名研究实际，逐步摸索完善的，但亦还有补充完善的容纳空间，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开放的体系。
问：株洲地名中蕴含着哪些历史文化？
答：大家知道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密码。历史，说到底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留在当今人们头脑中可回忆、传承、作用的客观事物。史实一般有三种传承方式：即上古历史传说、历史文本、地下文物。地名历史，涉及到地名起源、地名生成、地名命名、地名演变等过程；它既是一种可感可视的物化形态，又是一种有价值的人为事物，但首先是某一特殊领域一种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史的综合。
文化，说到底是过去发生的人为事物。它一般有四种表达方式：即物化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智（心理、精神）文化。地名文化，即是在地名起源、地名生成、地名命名、地名演变、地名稳定、地名承载、地名管理、地名规范、地名传承等系列活动过程中，人的主观行为作用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经验、科学、技术等，充分参与、渗透，作用于整个过程，使地名活动，烙上了人类各种印记，从而使地名活动，成为一种地名文化现象。
我认为地名历史与地名文化，是紧密结合又相互区别，二者难分仲伯，我把二者称为“地名历史文化”。但在学术研究、文化阐释中，要明确二者的内涵、界面、交集与界线，防止目前盛行的“历史文化化、文化历史化”的错误观念误导地名历史文化的研究，这至关重要。
至于地名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要看具体对象。以“株洲”地名为例，在株洲地名生成中，有如下问题值得研究：其一是谁最早识别“槠” 和“洲” 的；其二是谁最早读写成槠洲的；其三是谁最早把槠洲地域设置成建宁县的；其四是谁最早记载槠洲之名的；其五是谁最早把槠洲简写成“株洲”的；其六、槠洲何时依谐音简称株洲的；其七株洲行政区域是怎样演变发展的。这七大问题搞清楚了，也就搞清了株洲地名生成的全部内涵，也可以说你从本质上认识、把握了株洲地名。
问：您认为地名研究有何重要的意义？
答：地名研究很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传承历史。历史并不等于地名历史，但地名历史中承栽着与地名相关的历史。例如：株洲作为政区地名，就是区域历史活化石，因为它涉及到地理、语言、区划、交通、建筑、民族、军事、人口、人物、宗教、民俗、物产等等。人们探讨株洲政区地名的生成、命名、演变，实质上就是探讨株洲政区地名的历史。如果你进一步探讨它的起源，实质上就是探索株洲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演变的历史。
二是可以传承文化。地名文化，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但它可以承载与地名相关的文化。如“株洲大桥”，作为建筑地名，它首先就是一种物态文化，因为在建造这座现代化大桥时，充分体现了管理者、设计者、施工者的理念、观念、科学、技术、知识、经验等，因而形成一种桥梁物态文化。如果人们将当时夜以继日的工程施工人员，当作讴歌的对象，写成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或拍成电影、电视剧，这就是一种文艺创作了。这就从物态文化中，又衍生出心智文化了。如果数百年后，株洲大桥成为一种古桥遗址，它又转化成另一种形态的物化文化（文物）了。
三是可以铭刻乡愁，蕴含家国情怀。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交往中的产物，是人们对自然地埋实体、人文地埋实体的一种特有指称。人们生存、生产、生活于斯地，涉及到故乡的山水、地势、交通、祖居、村落、乡亲、旧故、宗教、民俗、物产等等，日久生情；任何地名，都是具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每个故乡都铭刻着乡愁。人们这种乡愁情结，在有益的社会活动中，都可以衍化出爱家乡爱国家的情怀。
问：您的地名研究，有何影响与作用（含勘误）？
答：一是进一步助推了人们对地名的重视和了解。我的的《湘东地名文化纪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湖湘地名纪事》第1至第4卷（中南大学出版社，2016）出版发行后，在民间和地名研究学术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央、省、市各级区划地名部门的重视，中央、省、市地名网站，进行了推介。国务院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办公室、国家民政部、湖南省民政厅、株洲市民政局，专门对《湖湘地名纪事》一书进行了通报，称这是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的首批重要研究成果。
二是我的地名研究成果，也在中央、省、市地名更名、命名及第二次地名普查中发挥了作用。例1：关于我市古建宁县设置时间，过去国志、省志、市志及相关地名志、地方志，要么概述，要么定在东汉建安十九年（214）。2015年《湖南行政区划大典•株洲市》采用了我的《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株洲》的观点，即东汉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间（214—215）置建宁县。例2：我市拟将攸县改为攸洲市，拟将株洲县改为渌口区，就分别釆用了我的《攸县地名源流考》〔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和《渌口地名源流考》（《中国地名》2012年10期）的观点。为改渌口区政区地名事，阳卫国市长还作过专门批示。例3：我省汩罗市神鼎山镇、我市株洲县龙船镇等，在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改名中，都分别采用了我的《神鼎山小考》《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等文中的研究成果。
今后，随着湖南省行政区划调整的改名、湖南地名保护名录的实施，以及今后全国阶段性地名普查活动的展开，我这些地名研究成果，肯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的，这也是我的地名研究报答社会、服务民众的最终目的。
最后，我也借本次访谈的机会，再次感谢给予我关心支持的地名学专家、各级领导以及我的同事同仁、亲朋戚友，祝他们健康幸福平安！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