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湘一夫
地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交往的需要，赋予特定地理空间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指称，①它包含自然实体景观、人文实体景观及其他特定景观的系列命名的过程。它的内涵应是一种地与人、地与物、地与事等个各种复杂的关系。它的功用，是人们交往的工具，承载着一定地域空间的历史文化。
地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旧石器时代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有一个由类人猿向现代人的转化时期。现代人类的历史，从数千年之说到万年之说，再到100、200、300万年，甚至400万年以上诸说。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地下人类化石的挖掘，这些历史年限，又不断延伸。2000年在非洲肯尼亚的土根山，发现距今600万年前的原初人(土根种）。这样看来，现代人的历史，距今为此约有600万年了。这可能还不是最终的结论。
从现有地下人类化石的挖掘的资料证实，200万年以前，中国境内的现代人，就已在长江流域产生了，“巫山人”就是例证。②-③
然而，人类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并没有产生地名。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著名的地理学家邹逸麟教授，在《中国地理学源流》的序言中指出∶“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④
我认为在这方面，不可能有直接实证的例子，但在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据有关考古研究资料统计：目前为止中国已发现4000余个旧石器遗址，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湖北、湖南各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200处以上。⑤随着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陆续面世，可以肯定，这方面的遗址、地点，不会太多。这表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人类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那时到处有森林、沼泽、湖泊、河流，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我国长江流域“巫山人”旧石器遗址中，发现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目前中国出这类化石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⑥这说明在旧石器早、中期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祖先像森林古猿一样，到处迁徙，过着“随物而安”，居无定所的采集、渔猎生活。
那时人类处在血缘群婚的原始阶段，人类的思维，还处在幼年阶段，甚至没有完整的原始族群语言。而语言是在社会劳动中，逐渐而又缓慢形成的。表达一个意思的原始族群语言，恐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而当一群原始族群，由于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迫切需要，逐渐产生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时，地名才有产生的可能。可以说原始族群语言，与地名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可能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由于原始族群较多，资源相对有限，为了族群生存，就有必要加剧原始族群之间的交往与竞争，甚至原始族群之间的暴力，也难以避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存在这方面的例证。在距今19000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山顶洞人，能制作比较精制的石器和骨器，发现了火烧的火烬；有很多晶莹美丽的石器，用作装饰品。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行为。并发现了一些异乡之物，如厚壳蚌及鱼卵状铁矿（赭石）等。专家认定，这些物质要么以物易物而来，要么从他族掠夺而来（参见同上）。“从他族掠夺而来”， 说明原始族群之间的暴力就不可避免。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4000~12000年。很可能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时期的遗址。从出土文物看，无论数量、质量及品类，均与北京山顶洞人，有许多相似之处。玉蟾岩遗址，文化堆积厚度为1.2～1.8米，发现了超过28种属动物，27种属鸟类，5种属鱼类，33种属螺炐类，40余种植物果核，以及平地烧灰堆。出土遗产主要有各种打制石器、骨器，以及穿孔蚌饰、刻槽牙饰等大量动物遗骸。另外，发现稻谷遗存。经专家鉴定为栽培种，保留着野生稻、籼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出土了火候极低的陶片。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 ，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表明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湘江流域上游，最早的石器遗址上的原始族群，已居住在山洞中，由原始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原始稻作农业经济过渡。这一时期的原始族群社会，已向原始氏族社会转变；原始族群语言，可能开始向更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原始氏族语言演变。为了生存，他们会利用原始族群先祖，遗存下来采集、渔猎方式，向附近森林、沼泽、湖泊、河流等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利用该氏族口语，与内部和外界族群发生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采集野生稻加以培育，形成原始稻作农业。同时，由于在一定地理空间，原始氏族的人口增加，又迫使原始氏族，与附近的地理空间（地域）上的其他原始氏族，发生间发式或频繁的交往。于是，原始地名就随之产生。地名源于人类某一历史阶段的劳动、生活、交往，而语言是地名产生的催化剂。
追寻地名的起始，相当遥远。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很有可能产生一批原始地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说道：“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块根等等。.....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畜牧业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相对的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还必须知道起居环境以及地方的可能性，他们不但能够辨识方向，而且还会计算路程。”⑦这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应是原始地名，大量产生的时期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通常是指劳动产品在氏族内部平均分配略有剩余后，一些氏族酋长及巫师，利用制控、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有可能占有氏族内部剩余财富。久而习之，氏族内部就会逐渐产生阶层分化，贫富对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文明是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发展不足的产物。文明，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某种制度、精神等方面脱离了野蛮与愚昧；是一种有社会秩序的对抗；是一种更有社会秩序的制度。
中国文明的标志，是以部落联盟的某种形式（族国）出现的。中国大陆这一时期，应是上古“三皇五帝” 的传说前时期。城邦社会的出现，大约在距今6500年左右。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古城遗址，提供大量实物证据。⑧在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最宽处50多公里的澧阳平原上，以城头山文化古城遗址为中心，附近分布着57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遗址。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中心聚落绵延了2000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不是由族国向邦国的过渡时期，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疑这一时期，由于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氏族人口的大量增加，农耕文明早已开始，人们为了更好生存、生活、交往、产生大量的原始地名，就不避免了。可惜这些氏族邦国内部的口头原始地名群，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至今仅剩一点刻画而已。它是否是原始地名的遗痕，学术界还在争论。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地名，始于殷商时期。目前，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看，殷商时期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至今已发现的甲骨文超过10万片，已知甲骨文字5000个左右，能释读的汉字1700个。其中记载山、河、川、泉、泽、国及其他部落的原始地名，约有1000多个延至周代，在《诗经》中就记载了大量山寨、方位等地名。写于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内容包括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分，仅1193字，其中自然地理实体山、水类地名有93处；有13处泛指地名；有人文地理实体地名9处，是指九州州名。
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域地名，应是春秋第一县“权”。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记：楚国“初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即楚武王熊通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灭权国置权县（今湖北宣城县南部）任命缗为县尹（县最高行政长官）顾颉刚先生指出，权县为“春秋第一县”，并任命县尹治理。
徐少华教授《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春秋时期楚国设县30个。⑨郡的设置，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二》：“公子夷吾出见使曰：‘..... 君实有郡县。’”此事发生在晋惠公元年（前650）至此，春秋时期的县、郡，分别记载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
春秋时期置县最多的是齐国。《晏子春秋•卷七》记载：齐桓公赐予管仲17个县，齐灵公一次性封赏叔夷300个县。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县较为普遍。如《史记•春申君列传》﹕“考烈王元年（前262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可见其时楚置县，已相当广泛密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郡、县后，郡、县地名就大量出现了。
自此后，中国大陆地名，无论是自然地名，地域地名，还是政区地名，大量涌现。延续至今，不可计数，甚为大观。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万波：《东亚型•人类起源之谜》，《百科知识》，2008年12期。
③ 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④ 华林甫：《中国地理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黄石波、方其仁：《巫山猿人类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⑥ 刘东生、顾玉珉、吕导谔：《龙骨坡遗址点评》，《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⑦ 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⑨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⑩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第7卷第6-7期合刊。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