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刚
“铺”即古代的驿站。顾炎武《日知录·驿传》：“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我国的驿传为旧时供官员往来和公文邮递的交通组织，也为封建制下平民百姓的一种徭役。宋始“邮驿军事化”并建立“急递铺”，起初是日行四百里，后提高至五百里。“急递的驿骑在路上奔驰始，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把，撞死人不负责任”。这种接力传递要“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日夜兼程”（《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下称《常识》）。
“铺”，在茶陵明代称“铺舍”，清代叫“铺递”。据清同治九年（1870）版《茶陵州志》（下称《清志》）载，“铺递元朝阙”。故今仅知明清茶陵的“十三铺”。
“十三铺”分布构成古代茶陵三驿道
明嘉靖四年（1525）版州志（下称《明志》）载：“州前总铺、山口铺、文坊铺、寒婆铺、黄石铺、蓼塘铺、株溪铺， 已上达攸县；板塘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龚下铺，已上达永兴；牛路铺，达酃县”。
《清志》载：“总铺，州治前、山口铺、文坊铺、寒铺、黄石铺，左十里至衡州府安仁县界，右走蓼塘、蓼塘铺、珠玑铺，北至攸县；板桥铺，即头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龚下铺，西至衡州府安仁县界；牛路铺，南至衡州府酃县界。共十三铺”。
从以上两代州志所载可获如下信息：（１）两代均按宋始，每隔十里设一铺，保持了“十三铺”，仅地名有所变化。这些铺的地名，多数沿用至今，且处交通要道，如虎踞镇的珠玑为106国道从攸县进茶陵的入口；黄石铺，在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前，攸茶线上设“黄石铺汽车站”；浣溪墟至牛路铺的公路可至酃县（今炎陵县）县城；头铺、管塘铺沿用其名，是茶陵县城至安仁县公路必经之地。（２）两志载铺及注明显划分茶陵明清时驿道是三条，即分北路、西路、南路，而非1993年《茶陵县志》所记有：“西南两路”，即有西路和南路。（３）若把州志文字所记与“清志”所绘“州境城、铺、都分墟、市全图”对照，图例用带锯齿形绘三条驿道方位指向和分线标上铺名，也为“十三铺”，且出入茶陵古城都会合于“九总街”。茶陵古城街道为“终九总”格局，即一条曲曲弯弯长达近2000米古街从州衙门前起划分为七段，分别称：“一总”“二总”……“七总”，是为“沿街以总计”（《清志》），另分支两条往东为“八总”，往西为“九总”，“全图”上仅绘出并标示“九总街”，就因为三驿道于此会总出入古城。“清志”载，异地官员来茶陵上任，在“总铺”下榻，且“先住崇福寺，谓之宿山，至日吉时朝服乘舆至仪门下舆，先祭仪门……”，举行“上任”典礼，后才能“升堂”办案。
驿站的经营与应差
驿站的经营管理和协济派差由地方官员负责，茶陵“总铺”以外 （下转第２７页）（上接第２４页） 都归“里长”。“里”为旧时县以下基层行政单位。顾炎武《旧知录》：“以县统乡，以乡统里”。这一基层官员《明史·食货志一》：“至明代改名里长。洪武十四年（1382），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凡十年一周”。故里长也董驿站之事。
在茶陵，“明初里长佥报客民（“客民”即移民”）殷实，买马轮流拔差；隆庆年间（1567-1572）亦照丁粮（人头税）银雇募应差；万历二十四年（1594），议载，荷塘、郢东、均阳、潼口、鄢城各驿夫马银优免，复设脚马额二十匹，每匹岁编身价、草料、工食、正闰（农历12个月以外的月份）银两，兼派征银储库，召募诸民买马应差。至崇祯（1628-1644）末年，兵贼（指农民起义，清军入关）交加，不论官民，槽厩（养马的棚）匹无遗种”（《清志》）。
“国朝（行文者书面时称本朝）定鼎以来，将原额夫马银两或搞充兵饷，改协长、善、阴、潭，或除荒征熟节（荒灾年或丰收年）年水旱，流抵减免不一。自康熙元年（1662）奉文将前项各强夫马银俱改拔协济沅州、怀化、善化、湘阴、湘潭各冲繁县驿”（《清志》）。
马是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与军事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驿站经管从上述概况，均围绕马的饲养。马喜干冷，无法忍受高温，盛于北方，对茶陵而言应差是件不易之事，急时，“不论官氏，槽厩匹无遗种”，即使“康乾盛世”也要协济其它驿站。
到了清朝末年，现代的邮政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但茶陵古代修志终于同治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何培基上任县长，恰恰省司教处下令交志，人力财力不足，只好“以教育局长陈子达璋董其事，搜集原版（指《同治志》），摩补散佚”，（《清志》）才以应付。故茶陵如何废驿站，发展现代邮政就缺乏文字记载了。
明清茶陵“十三铺”分布构成古代茶陵三驿道与今之公路交通线多数相吻合，多数铺名沿用至今地之称，既保存了历史的记忆，又延续交通史的发展，成为茶陵交通的根。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