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地区封侯与置县沿革初考——兼谈攸县立县始于秦代

文/席道合

    湘东地区以今株洲市为主体，其封侯与置县的历史还涉及到周边的长沙、湘潭、衡阳、郴州、萍乡等地。从历代的文献记载和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分析，株洲市所辖9个县市区最早建置至迟始于秦代，即以考古材料记载的秦代初年的攸县为标志。

                                                   一

    秦灭楚后，在楚地设立洞庭郡、苍梧郡，主要管辖今湖南及相邻区域。其中，苍梧郡主要管辖今湘南、湘东及周边区域，今之攸县即在此范围之内。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中有一则秦王政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的案例，案例中记载了苍梧郡攸县令史率领征调的新黔首进剿利乡叛乱的过程。
    其中攸县令陈述说（译文）“我开始审理此案时，苍梧县代理县令灶、尉徒唯向我说：‘利乡乡民叛乱，（攸县）派往镇压的新黔首败逃。应该拘捕治罪的太多，都没有抓获。此案很难处理，恐怕要出差错’……狱史氏供述：‘劾文书下达之后，与攸县代理县令媱、县丞魁共同审理此案。（攸县）令史[左‘肆’左半部，右‘左’]和义征发新黔首前往侦察，看到叛乱的太多，便又征发了一批新黔首前往参战。令史义战死后，攸县现再一次征发了一批新黔前往缉捕叛乱者。这一次获得胜利。三次征发新黔首的名册，均由令史[左“肆”左半部，右“左”]保管”（见《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文物出版社2001年）。
    从上述字里行间，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攸县属苍梧郡所管辖，利乡也当为苍梧郡所辖某县的一个区域，且与攸县相距不远。（2）攸县令史名“义”，其受苍梧郡派遣，带领新黔首（即新征调的乡民）前往利乡平息叛乱，但前两次都失败了，且“义”在第二次平叛中战死。随后，攸县组织了第三次平叛，获得成功。
    这一则史料说明至迟在秦代早年，攸县已经设立。此攸县即今之攸县，一是因为今之攸县在秦代确为苍梧郡所辖范围之内，且汉初攸县、攸水地名已固定在此地，此前及此后均未见其它地域有云攸县、攸水者；二是汉初设县往往沿袭秦制，两朝“攸县”应为一脉相承。至于攸县最早设立能否早到战国楚时期，则尚待新的地下考古材料出土。可以肯定地说，攸县是湖南地区最古老的县之一，迄今为止，其建县的历史至少已有2233年，并非始于地方文献所说的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
    西汉早、中期，在今株洲市辖区内，封侯的有4个。高后4年（公元前184年），醴陵侯越封于醴陵，故址可能为今醴陵市转步古城；汉元朔2年（公元前127年），刘欣封茶陵侯，故址在今茶陵县城东50里的火田乡一带；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129年）长沙王子刘福封于容水（即今洣水支流永乐江），是为容陵侯。此侯命运多舛，5年后的元鼎五年（前122年）即被废，遂后以侯国名而改县名，其中心区域位于洣水与其支流容水交汇处一带，故址在今攸县鸭塘铺桐坝村。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长沙王子刘则为攸舆侯，故址可能在攸县网岭一带，此地尚存大型汉墓封土堆。
    两汉时期，在今株洲市境内立县的有5个，即攸县、茶陵、容陵、阴山、醴陵。
    除了秦代已经设立的攸县以外，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立茶陵县，隶属长沙国。20世纪70年代，长沙出土的西汉墓中，有“茶陵”、“攸丞”印章，墓主应是由长沙国派往茶陵、攸县为官，死后回葬国都长沙的官员。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22年）废容陵侯而改设容陵县，东汉末年废。阴山县据传为秦代所设，但史料依据尚存纰漏，无定论。从两汉的正史记载来看，阴山县自西汉至东汉一直存在。从三国孙吴将容陵县并入阴山县一事分析，既然可将容陵县并入阴山县，说明两县必然相邻，其所处地域，大致情形应为容陵县的主体范围在洣水之北，阴山县的主体范围在洣水之南。东汉初又划临湘县南部及醴陵侯封地设醴陵县。以上5县中，攸县、茶陵、醴陵沿袭至今。

                                                   二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株洲地区共有6个县，即醴陵、攸县、茶陵、阴山、建宁、湘西县。其中，前4县沿袭汉制。原汉容陵县东汉末年废而并入阴山县。另有建宁、湘西县为新设。建宁县为三国吴在湘江以东设立，故址在今株洲市老城区建宁港和株洲县淦田古城。湘西县为三国吴在湘江以西设立，管辖区域包括今株洲县西部、天元区、湘潭县东部、东南部及衡山县、衡东县的相邻地区。北部建宁、醴陵、攸县隶属于长沙郡，西部湘西县隶属于衡阳郡，南部阴山、茶陵县隶属湘东郡。除以上6县以外，三国南北朝时期，还有6人封侯于株洲。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年），封顾雍为醴陵侯。顾雍死，其子顾裕袭爵为醴陵侯。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封桓蔚为醴陵侯。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封江淹为醴陵侯。江淹死，其子江焉袭封醴陵侯。南朝陈光大元年（507年），封淳于量为醴陵公。
    这里先说一说建宁县设立的历史背景。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领有南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诸郡，并派诸葛亮督守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公元214年，刘备西取蜀地，孙权派兵讨还荆州，经过吴、蜀间的斗智斗勇，最终形成孙吴取得江南东部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刘蜀管理西部的零陵、武陵、南郡三郡的局面。在湘江中游，吴、蜀两国基本为划江而治。为了加强与刘蜀的对抗，孙吴旋即在湘江以东新设建宁县，县治在今株洲市城区建宁港一带，所辖范围东临醴陵，南接攸县，北邻临湘（长沙），西界湘江。此时的湘江以西为刘蜀所辖的湘南县地，包括今湘潭县及衡山县、湘乡市、双峰县的一部分。但这样的对峙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5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吴大军乘关羽在襄阳大战曹军之时，袭占了整个荆州，并斩杀了关羽父子。从此，湖南整体纳入孙吴地盘。株洲的湘江两岸敌视对立的气氛也从此不再，又回到往日的平和时光。吴太平二年（257年），建宁县治由建宁港迁往今株洲县淦田，如今，淦田古城址还保留有残垣断壁。晋时建宁县城又从淦田迁回今株洲城区建宁港。此后，建宁县延续到隋代开皇九年（589年）被并入湘潭县后而废。
    再说说湘西县设立的情形。吴太平二年（257年）孙吴在将建宁县城迁往淦田的同时，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在与淦田隔江相望的湘江西岸新设湘西县，故城在今株洲县堂市乡土城村。湘西县原属湘南县地，是划出湘南县东部而设置的。2007年，我市考古队在堂市乡土城村调查时发现了部分城墙遗迹，在古城周边还发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三国时期古墓群。古城与古墓群肯定是具有必然联系的。南朝齐代时，将湘南县并入湘西县。隋朝时，废湘西县并入衡山县。从湘西县建县之始，首治堂市土城是肯定的，后县名维持至隋代开皇九年（589年）而废，并入衡山县，共历332年，其间县城是否异动已难细说。
    阴山县作为两汉故县，在《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均有记载，属汉之桂阳郡。三国吴沿用汉之阴山县，并将容陵县并入，属孙吴之湘东郡，北部与孙吴长沙郡建宁县相接。其县所辖范围除今攸县西部、南部以外，还包括今茶陵西部及衡东、衡南、安仁县的部分区域。汉之容陵县的治所及县域范围历来不存争议，但与之相邻且相关的阴山县的来龙去脉则异议甚多，有云汉时由阳山县改；有云三国时由容陵县改；有云阴山县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无“改”一说。从三国孙吴大将吕岱建安二十年征伐湘东时的有关记载来看，岱攻湘东，安成、攸、永新、茶陵4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三郡克定。由此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阴山县在孙吴吕岱攻克湘东以前即已存在，并非孙吴取湖南后所设，此后的孙吴之阴山县也就不是由容陵县更改而来，只能是沿用汉制。二是吕岱攻湘东导致4县吏共入阴山城联手拒岱，说明汉之阴山城应为近邻，应紧邻攸、茶两县之西，汉之容陵县之南。入孙吴，阴山、容陵两县合一，则地跨洣水南北，两县合并后的阴山县管辖地域应大致包括今攸县西部和西南部、茶陵西部、安仁、衡东东部一带，隶属汉桂阳郡。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分阴山县西部置湘潭县，所辖区域主要在今衡东县境，与今湘潭县重合的区域甚少，治所也在今衡东县石湾，隶属湘东郡。三是“岱攻围，（长沙、庐陵、桂阳）三郡克定”的记载，说明攸、永新、茶陵、安成4县加上阴山县分别隶属3个郡，而攸、安成、茶陵本属于长沙郡，永新属庐陵郡，剩下的阴山县自然属于桂阳郡了，这与两汉正史记载亦相吻合。

                                                       三

    隋代将攸县、阴山、茶陵、建宁4县并入湘潭县，将湘西县并入衡山县，均属衡阳郡。隋大业三年（607年）废醴陵县入长沙县。
    唐代武德四年（621年），从长沙县复划出醴陵县旧地，重设醴陵县，属潭州。同年，又废湘潭县，置南云州，辖原攸（攸水）县分出的安乐、新兴县两县及阴山、建宁、茶陵县。唐贞观元年（627年）废南云州，将上述5县合并为攸县，属衡阳郡。唐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分攸县所辖茶陵旧地复置茶陵县。
南宋嘉庆四年（1211年）析茶陵县南部置酃县即今炎陵县。
至宋代，今株洲市所辖地区的县级行政建置基本稳定，有醴陵、攸县、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及湘潭县东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析湘潭县东部、醴陵县西部、长沙县南部设置株洲市城区及株洲县，遂形成株洲市现在的行政格局。


（责任编辑：骆晓会）